简介
“在波兰、立陶宛、白俄罗斯和乌克兰，人们可以找到所有能想象到的造成民族冲突的原因：帝国瓦解、不具有历史合法性的国界线、挑衅的少数族群、扬言复仇者、恐惧的精英人群、新建立的民主政治体制、种族清洗的记忆以及长期冲突的民族迷思。”
维尔纽斯，维尔尼亚，抑或维尔纳？在本书中，这些指涉着同一座城市的区别微妙的名字以看似不动声色的方式出现在同一个句子的两端。它们是本书所述故事的背景音符，指示着一整套有关“我是谁”“我的祖国在哪里”“什么是民族”的记忆、理念和话语。跨越四个世纪，四个国家，通过将目光落在这片有着复杂民族混居背景、经历过极其多元的政体模式，被几度撕裂乃至摧毁的土地上，斯奈德试图为我们揭示民族理念转变的奥秘，追踪概念如何被解释、扭曲、发明和滥用，如何在与更为复杂的外部力量相互衍生的过程中酿成深重苦难，又焕发出崭新光辉。更为重要的是，作者试图为有关通往国家的路径的终极问题寻找回答：我们如何才能避免这条路上的苦痛经验？
作者介绍
蒂莫西·斯奈德（Timothy Snyder，1969—）
当今美国杰出的历史学家之一，现为耶鲁大学历史系教授、维也纳人文科学学院终身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现代东欧史。撰有多部备受称誉的史学著作，包括《黑暗世界：作为历史和警示的大屠杀》（Black Earth: The Holocaust as History and Warning）、《一幅秘密战争的素描：一位解放苏维埃乌克兰的波兰艺术家》（Sketches from a Secret War: A Polish Artist’s Mission to Liberate Soviet Ukraine）、《红王子：哈布斯堡大公的秘密生活》（The Red Prince: The Secret Lives of a Habsburg Archduke）等。此外，以对话的方式，斯奈德帮助他的朋友、著名历史学家托尼·朱特在弥留之际完成了最后一本书《思虑20世纪》。其著作获得了包括艾默生人文奖、汉娜·阿伦特奖等在内的12项大奖。此外，他还是《现代欧洲历史期刊》和《东欧政治和社会》的编委之一，其文章常常见诸《纽约书评》《外交事务》《新共和》《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等媒体。
部分摘录：
第1章 立陶宛大公国 （1569—1863） 立陶宛！我的祖国！你如同健康一般，
只有那些失去你的人才懂得你的珍贵。
——亚当·密茨凯维奇《塔杜施先生》
很久以前，立陶宛大公国统治着中世纪东欧。然而自1991年以来，立陶宛共和国一直是波罗的海沿岸的一个小国。曾经的大公国首都维尔纽斯，如今依然是共和国的首都。这一延续似乎让人感受不到其间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在1991年前的500年中，立陶宛语既不是维尔纽斯的官方语言，也不是大多数维尔纽斯居民所说的语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维尔纽斯三分之一家庭使用的语言是意第绪语；街上、教堂中和学校里使用的语言是波兰语；而维尔纽斯农村通用的语言是白俄罗斯语言。1939年，几乎没有人会在维尔纽斯说立陶宛语。在那一年，苏联从波兰手中夺取了这座城市。在这之后，今天的“立陶宛”——这个以维尔纽斯为首都、地狭人稀的独立民族国家究竟是如何诞生的？如果往昔和当下关联紧密，历史又是如何施加影响的？
对现在的理解几成定论。从16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这座城市一直是波兰文明和犹太文明的中心。在成为一座立陶宛现代城市之前，维尔纽斯的波兰性和犹太性突然消失了。维尔纽斯曾经是跨民族王国的首都，现在却成了一个小国的首都，关于立陶宛大公国是一个联邦国家的现代观点也不攻自破了。尽管在过去200年间，它大多数时候都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统治下，但这座城市最终也没有加入俄罗斯；尽管农村居民以东斯拉夫农民为主，维尔纽斯也没有加入白俄罗斯。基于历史和语言的现代立陶宛理念最终在维尔纽斯取得胜利，即使我们发现一直对维尔纽斯心心念念的立陶宛民族主义者并没有从历史和语言中获得多少帮助。在这种情况下，现代民族主义如何重新划分领土边界？为什么是这种民族主义胜利了，而不是另一种？
民族观念的现状与历史争论息息相关。对历史延续性和正义的伸张以及主权国家的民族历史在其背后支持，在激烈而充满未知数历史竞赛中，这些都曾是有力的武器。接下来的五章将集中讨论维尔纽斯的前世今生，不仅会讨论立陶宛的成功，更会涉及这座城市中波兰人、白俄罗斯人、俄罗斯人和犹太人曾经的目标与计划。此后，这个昔日立陶宛大公国的首都，将被野心家和居住者赋予不同的名字，立陶宛人称它为“维尔纽斯”，波兰人叫它“维日诺”（Wilno）；白俄罗斯人叫它“维尔尼亚”（Vil’nia）；犹太人称它“维尔纳”（Vilne）；俄罗斯称它“维尔那”（Vil’no），之后是“维那”（Vil’na），再之后是“维尔纽斯”（Vil’nius）。 [1] 名字上的变化乍一看有些复杂，却能让我们看到其中的政治争端，唤起我们对地理学“事实”的怀疑。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能发现各种针锋相对的观点、运动和国家曾经的面貌：从近代早期大公国的精英重建时期到新的现代国家时期。为了避免将这些发展视为无可避免的，我们应该关注其中的曲折、偶然、误解和无心插柳的后果。我们应该分析那些成功和失败之处。
在民族观念和政治权力的关系之间，没有什么是简单的。一个社会的不同部分存在不同形式的民族忠诚，而这些不同可能使一些重要问题难以达成共识。民族观念自有其力量，能为一些别有用心的局外人用于政治用途。除了获得力量的情况之外，民族观念也兴起于以下情形：当传统在实践中被证明是笨拙的；当它们以延续性的名义尴尬地要求创新的变化。民族观念在让我们误解过去这件事情上越发有效，为了理解它们隐藏这些变化的力量，我们必须先矫正对过去的理解。我们的目标不是纠正民族迷思，而是揭示这些迷思在何种政治和社会状况下获得生命力。通过定义近代早期的民族性，本章及下一章将帮助我们理解立陶宛、白俄罗斯和波兰的现代民族观念有何新颖之处。为了了解那些影响20世纪现代民族活动家的历史遗产，我们必须先审视中世纪的立陶宛大公国和近代早期的波兰-立陶宛王国。对维尔纽斯的争夺战起源于立陶宛历史上关于界定一个国家的早期理念。
立陶宛大公国，1385—1795 立陶宛大公国的公爵曾是13世纪和14世纪欧洲的大军阀。他们掠取了广袤的领地，从波罗的海地区向南，穿过东斯拉夫腹地，直到黑海。立陶宛异教徒们拿下了蒙古帝国攻占基辅罗斯后留下的几片领土，将这一时期的大部分东斯拉夫王国收入囊中。信仰东正教的罗斯波雅尔 [2] 已经习惯于蒙古帝国的封建君主地位，他们将立陶宛人视为盟友而非掠夺者。当立陶宛的军事力量流入南部的基辅，罗斯文明——东正教、斯拉夫教会语言和成熟的法律传统——也相应传入北方的维尔纽斯。自此，维尔纽斯取代基辅成为斯拉夫东正教文明的中心，两大天主教势力条顿骑士团和波兰王国，开始寻求立陶宛领土。身为异教徒，立陶宛大公国的公爵敏锐地以接受天主教洗礼为交易条件，在14世纪晚期，立陶宛大公国公爵约盖拉（Jogaila）以皈依天主教为条件，获得了波兰国王的王冠。波兰贵族为了避免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将一位11岁的公主雅德维加（Jadwiga）送给约盖拉做新娘，并获得了波兰国王的继承权。约盖拉，作为立陶宛大公和罗斯人的王和继承人，于1385年宣布了他治下波兰和克鲁瓦（Krewo）合并，次年，他以瓦迪斯瓦夫二世·雅盖沃（Wałdysław Jagiełło）之名受洗，并被选为波兰国王。继承权的共识保障了波兰和立陶宛的联合，前提是恢复立陶宛的自治权，将波兰和立陶宛的贵族联合。雅盖沃王朝对波兰和立陶宛的统治接近两个世纪，直到1572年结束。
即使在1385年克鲁瓦联合之前，立陶宛在宗教和语言上也更像一个斯拉夫东正教国家而非波罗的海异教国家。约盖拉此前皈依天主教的承诺仅限于自身，他本质上还是一个异教徒，他王国的大多数人，他的大部分亲戚已经是东正教徒了。向一个大部分人信仰东正教的国家引入罗马天主教，在此意义上，约盖拉本人的皈依并没有那么强烈的异教国家基督教化的意义。天主教的引入，在立陶宛和欧洲之间建立了一种文化上的联系，并为波兰日后的影响力奠定了基础。立陶宛大公受洗成为天主教徒，这确保了立陶宛不再是像莫斯科公国（Muscovy）建国时那样的东正教国家。同样，约盖拉的受洗也为莫斯科公国摆出东正教保护者的姿态提供了机会。当立陶宛将基辅吸纳进本国时，东正教的主教区就此让位给了克利亚济马河沿岸的弗拉基米尔市（Vladimir-on-the-Kliazma）。主教区易位莫斯科公国的结果让立陶宛所谓的罗斯人继承者的声明变得复杂。约盖拉原本能解决这一矛盾，在14世纪80年代他有机会在天主教的波兰和东正教的莫斯科公国之间做选择。1382年，他已经同意与德米特里·顿斯科伊 [3] （Dmitrii Donskoi）的女儿成婚，并皈依东正教。但是，这个计划有两个不足之处：首先，不确定东正教是否会保护立陶宛免受条顿骑士团的侵略，后者将东正教视为异端；其次，东正教会更青睐在立陶宛的斯拉夫波雅尔，他们比约盖拉的波罗的海立陶宛贵族人数更多、更有文化。而波兰王冠和天主教十字架在内政外交方面都更受欢迎：它们为抵抗条顿骑士团提供了更可靠的堡垒，为向东扩张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并为雅盖沃的子孙后代带来更多荣耀。
撇开政治不谈，中世纪的波兰和立陶宛的共同点比常人想得更多。当我们想象1385年立陶宛人和波兰人协商联盟条款时，或者1410年他们计划在格伦瓦德（Grunwald）向条顿骑士团发起攻击时，我们必须记住，他们之间不仅能用拉丁语交流，也能用斯拉夫语交流。由南边的东正教士带来的教会斯拉夫语，经过本土化的改变，成为斯拉夫官方语言（Chancery Slavonic），即大公的朝堂语言。在兼并加利西亚（一个基辅罗斯省，被波兰人称为“罗斯的领地”［Rus’ Palatinate］）后，波兰也拥有了当地的东正教士和斯拉夫语抄写员。在共同分割了基辅罗斯的土地后，波兰和立陶宛也分享了共同的文化遗产。当年的立陶宛人和波兰人在语言上的隔阂并没有像今天波兰人和德国人的区别那么大。1386年后，波兰-立陶宛宫廷使用拉丁语和另外两种区别明显的斯拉夫语言：来自波兰王国的波兰语和大公使用的斯拉夫官方语言。立陶宛语在立陶宛大公和他们的随从间继续通用了一个世纪，但在波兰-立陶宛政治生活中这种语言的使用频率很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