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Member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内的最高学术称号，也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精英群体，为终身荣誉，地位相当于中国科学院院士。本套装精选季羡林、费孝通、顾颉刚、郭沫若、卞之琳、沈从文、郑振铎、胡绳等30位学在国内外学术界享有盛名、学术造诣高深、对哲学社会科学做出杰出贡献的专家学者文集。
作者介绍
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组织编写。
部分摘录：
浮屠与佛 “浮屠”和“佛”都是外来语。对于这两个词在中国文献中出现的先后问题是有过很大的争论的。如果问题只涉及这两个词本身，争论就没有什么必要。可是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它涉及中印两个伟大国家文化交流的问题和《四十二章经》真伪的问题。所以就有进一步加以研究的必要。
我们都知道，释迦牟尼成了正等觉以后的名号梵文叫做Buddha。这个字是动词budh（觉）加上语尾ta构成的过去分词。在中文里有种种不同的译名：佛陀、浮陀、浮图、浮头、勃陀、勃驮、部多、部陀、毋陀、没驮、佛驮、步他、浮屠、复豆、毋驮、佛图、佛、步陀、物他、馞陀、没陀等等，都是音译。我们现在拣出其中最古的四个译名来讨论一下，就是：浮屠、浮图、复豆和佛。这四个译名可以分为两组：前三个是一组，每个都由两个字组成；第四个自成一组，只有一个字。
我们现在先讨论第一组。我先把瑞典学者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所构拟的古音写在下面：
浮 *（Bernhard Karlgren：Crammata Serica，reprinted from the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Stockholm，number 12，1940，p.449，1233 i）
屠 *d'o/d'uo/t'u（同上，pp.136—137，45i′）
图 *d'o/d'uo/t'u（同上，pp.143—144，64 a）
复 *（同上，p.398，1034 d）
豆[1]*（同上，p.158，118 a）
“浮屠”同“浮图”在古代收音都是-o，后来才转成-u；“复豆”在古代收音是-u，与梵文Buddha的收音-a都不相当。梵文Buddha，只有在体声，而且后面紧跟着的一个字第一个字母是浊音或元音a的时候，才变成Buddho。但我不相信“浮屠”同“浮图”就是从这个体声的Buddho译过来的。另外在俗语（）和巴利语里，Buddha的体声是Buddho。（参阅R.Pischel，Grammatik der Prakrit-Sprachen，Grundriss der Indo-Arischen Philologie und Altertumskunde，I.Band，8.Heft，Strassburg 1900，§ 363及Wilhelm Geiger，Pāli，Literatur und Sprache同上I.Band，7.Heft，Strassburg 1916，§ 78）在Ardhamāgadhī和Māgadhī里，阳类用-a收尾字的体声的字尾是-e，但在Ardhamāgadhī的诗歌里面有时候也可以是-o。我们现在材料不够，当然不敢确说“浮屠”同“浮图”究竟是从哪一种俗语里译过来的；但说它们是从俗语里译过来的，总不会离事实太远。
说到“复豆”，这里面有点问题。“复豆”的古音既然照高本汉的构拟应该是，与这相当的梵文原文似乎应该是*bukdu或*vukdu[2]。但这样的字我在任何书籍和碑刻里还没见到过。我当然不敢就断定说没有，但有的可能总也不太大。只有收音的-u让我们立刻想到印度俗语之一的，因为在里阳类用-a收尾字的体声和业声的字尾都是-u。“复豆”的收音虽然是-u，但我不相信它会同有什么关系。此外在印度西北部方言里，语尾-u很多，连梵文业声的-am有时候都转成-u〔参阅Hiän-lin Dschi（季羡林），Die Umwandlung der in-o und-u im Mittelindischen，Nachrichten von der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in Göttingen，Philolog.-Hist.Kl.1944，Nr.6.〕（《印度古代语言论集》），“复豆”很可能是从印度西北部方言译过去的。
现在再来看“佛”字。高本汉曾把“佛”字的古音构拟如下：
*（Grammata Serica，p.252，500 1）
一般的意见都认为“佛”就是“佛陀”的省略。《宗轮论述记》说：“‘佛陀’梵音，此云觉者。随旧略语，但称曰‘佛’。”佛教字典也都这样写，譬如说织田得能《佛教大辞典》页一五五一上；望月信亨《佛教大辞典》页四四三六上。这仿佛已经成了定说，似乎从来没有人怀疑过。这说法当然也似乎有道理，因为名词略写在中文里确是常见的，譬如把司马长卿省成马卿，司马迁省成马迁，诸葛亮省成葛亮。尤其是外国译名更容易有这现象。英格兰省为英国，德意志省为德国，法兰西省为法国，美利坚省为美国，这都是大家知道的。
但倘若仔细一想，我们就会觉得这里面还有问题，事情还不会就这样简单。我们观察世界任何语言里面外来的假借字（Loanwords，Lehnwörter），都可以看出一个共同的现象：一个字，尤其是音译的，初借过来的时候，大半都多少还保留了原来的音形，同本地土产的字在一块总是格格不入。谁看了也立刻就可以知道这是“外来户”。以后时间久了，才渐渐改变了原来的形式，同本地的字同化起来，终于让人忘记了它本来不是“国货”。这里面人们主观的感觉当然也有作用，因为无论什么东西，看久了惯了，就不会再觉得生疏。但假借字本身的改变却仍然是主要原因。“佛”这一个名词是随了佛教从印度流传到中国来的。初到中国的时候，译经的佛教信徒们一定想法完全保留原字的音调，不会就想到按了中国的老规矩把一个有两个音节的字缩成一个音节，用一个中国字表示出来。况且Buddha这一个字对佛教信徒是何等尊严神圣，他们未必在初期就有勇气来把它腰斩。
所以我们只是揣情度理也可以想到“佛”这一个字不会是略写。现在我们还有事实的证明。我因为想研究另外一个问题，把后汉三国时代所有的译过来的佛经里面的音译名词都搜集在一起，其中有许多名词以前都认为是省略的。但现在据我个人的看法，这种意见是不对的。以前人们都认为这些佛经的原本就是梵文。他们拿梵文来同这些音译名词一对，发现它们不相当，于是就只好说，这是省略。连玄奘在《大唐西域记》里也犯了同样的错误，他说这个是“讹也”，那个是“讹也”，其实都不见得真是“讹也”。现在我们知道，初期中译佛经大半不是直接由梵文译过来的，拿梵文作标准来衡量这里面的音译名词当然不适合了。这问题我想另写一篇文章讨论，这里不再赘述。我现在只把“佛”字选出来讨论一下。
“佛”字梵文原文是Buddha，我们上面已经说过。在焉耆文（吐火罗文A）里Buddha变成Ptāñkät。这个字有好几种不同的写法：Ptāñkät，Ptāñkte，，Ptāñäkte，Ptāñikte，Ptāññäkte，Pättāñäkte，Pättāññäkte，Pättāñkte，，。（参阅Emil Sieg，Wilhelm Siegling und Wilhelm Schulze，Tocharische Grammatik，Göttingen 1931，§ 76，116，122a，123，152b，192，206，207，363c）这个字是两个字组成的，第一部分是ptā-，第二部分是-ñkät。ptā相当梵文的Buddha，可以说是Buddha的变形。因为吐火罗文里面浊音的b很少，所以开头的b就变成了p。第二部分是ñkät是“神”的意思，古人译为“天”，相当梵文的deva。这个组合字全译应该是“佛天”。“天”是用来形容“佛”的，说了“佛”还不够，再给它加上一个尊衔。在焉耆文里，只要是梵文Buddha，就译为Ptāñkät。在中文《大藏经》里，虽然也有时候称佛为“天中天（或王）”（devātideva）[3]，譬如《妙法莲华经》卷三，《化城喻品》七：
圣主天中王
迦陵频伽声
哀愍众生者
我等今敬礼[《大正新修大藏经》（下面缩写为），9，23c]
与这相当的梵文是：
namo'stu te apratimā devātidevā kalavīṅkasusvarā|
vināyakā loki sadevakasminvandāmi te lokahitānukampī‖
（，edited by H.Kern and Bunyiu Nanjio，Bibliotheca Buddhica X，St.-Pétersbourg 1912，p.169，L.12、13）
但“佛”同“天”连在一起用似乎还没见过。在梵文原文的佛经里面，也没有找到Buddhadeva这样的名词。但是吐火罗文究竟从哪里取来的呢？我现在还不能回答这问题，我只知道，在回纥文（Uigurisch）的佛经里也有类似的名词，譬如说在回纥文译的《金光明最胜王经》（）里，我们常遇到tngri tngrisi burxan几个字，意思就是“神中之神的佛”，与这相当的中译本里在这地方只有一个“佛”字。（参阅F.W.K.Müller，Uigurica，Abhandlungen der königl.Preuss.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1908，p.28、29等；Uigurica Ⅱ，Berlin 1911，p.16等。）两者之间一定有密切的关系，也许是抄袭假借，也许二者同出一源；至于究竟怎样，目前还不敢说。
我们现在再回到本题。在ptāñkät这个组合字里，表面上看起来，第一部分似乎应该就是ptā-。但实际上却不然。在焉耆文里，只要两个字组合成一个新字的时候，倘若第一个字的最后一个字母不是a，就往往有一个a加进来，加到两个字中间。譬如aträ同tampe合起来就成了atra-tampe，kāsu同ortum合起来就成了kāswaortum，kälp同合起来就成了，pär同krase合起来就成了pärrakrase，pältsäk同合起来就成了，prākār同pratim合起来就成了prākra-pratim，同purohitune合起来就成了brähmna-purohitune，同合起来就成了säpta-koñi。（参阅Emil Sieg，Wilhelm Siegling und Wilhelm Schulze，Tocharische Grammatik，§ 363，a）中间这个a有时候可以变长。譬如wäs同yok合起来就成了wsā-yok，wäl同ñkät合起来就成了wlā-ñkät。（同上§ 363，c）依此类推，我们可以知道ptā的原字应该是pät；据我的意思，这个pät还清清楚楚地保留在ptāñkät的另一个写法pättāñkät里。就现在所发掘出来的残卷来看，pät这个字似乎没有单独用过。但是就上面所举出的那些例子来看，我们毫无可疑地可以构拟出这样一个字来的。我还疑心，这里这个元音没有什么作用，它只是代表一个更古的元音u。
说ä代表一个更古的元音u，不是一个毫无依据的假设，我们有事实证明。在龟兹文（吐火罗文B），与焉耆文Ptāñkät相当的字是Pūdñäkte。[Pudñäkte，pudñikte，见Sylvain Lévi，Fragments des Textes Koutchéens，Paris 1933：Udānavarga，（5）a2；，（1）a3；b1，4；（4）a4；b1，3；Karmavibhaṅga，（3）b1；（8）a2，3；（9）a4；b1，4；（10）a1；（11）b3]我们毫无疑问地可以把这个组合字分拆开来，第一个字是pūd或pud，第二个字是ñäkte。pūd或pud就正相当焉耆文的pät。在许多地方吐火罗文B（龟兹文）都显出比吐火罗文A（焉耆文）老，所以由pūd或pud变成pät，再由pät演变成ptā，这个过程虽然是我们构拟的，但一点也不牵强，我相信，这不会离事实太远。
上面绕的弯子似乎有点太大了，但实际上却一步也没有离开本题。我只是想证明：梵文的Buddha，到了龟兹文变成了pūd或pud，到了焉耆文变成了pät，而我们中文里面的“佛”字就是从pūd，pud（或pät）译过来的。“佛”并不是像一般人相信的是“佛陀”的省略。再就后汉三国时的文献来看，“佛”这个名词的成立，实在先于“佛陀”。在“佛”这一名词出现以前，我们没找到“佛陀”这个名词。所以我们毋宁说，“佛陀”是“佛”的加长，不能说“佛”是“佛陀”的省略。
但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佛”字古音but是浊音，吐火罗文的pūd、pud或pät都是清音。为什么中文佛典的译者会用一个浊音来译一个外来的清音？这个问题倘不能解决，似乎就要影响到我们整个的论断。有的人或者会说：“佛”这个名词的来源大概不是吐火罗文，而是另外一种浊音较多的古代西域语言。我以为，这怀疑根本不能成立。在我们截止到现在所发现的古代西域语言里，与梵文Buddha相当的字没有一个可以是中文“佛”字的来源的。在康居语里，梵文Buddha变成pwty或pwtty（见Robert Gauthiot，Le Sūtra du religieux Ongles-Longs，Paris 1912，p.3）。在于阗语里，早期的经典用balysa来译梵文的Buddha和Bhagavat，较晚的经典里，用，或（见Sten Konow，Saka Studies，Oslo Etnografiske Museum Bulletin 5，Oslo 1932，p.121；A.F.Rudolf Hoernle，Manuscript Remains of Buddhist Literature Found in Eastern Turkestan，Vol.1，Oxford 1916，p.239、242）。至于组合字（samāsa）像则往往保留原字。只有回纥文的佛经曾借用过一个梵文字bud，似乎与我们的“佛”字有关。在回纥文里，通常是用burxan这个字来译梵文的Buddha。但在《金光明最胜王经》的译本里，在本文上面有一行梵文：
Namo bud o o namo drm o o namo sang
（F.W.K.Müller，Uigurica，1908，p.11）
正式的梵文应该是：
Namo buddhāya o o namo dharmāya o o saṅghāya。
在这部译经里常有taising和sivsing的字样。taising就是中文的“大乘”，sivsing就是中文的“小乘”。所以这部经大概是从中文译过去的。但namo bud o o namo drm o o namo sang这一行却确是梵文，而且像是经过俗语借过去的。为什么梵文的Buddha会变成bud，这我有点说不上来。无论如何，这个bud似乎可能就是中文“佛”字的来源。但这部回纥文的佛经译成的时代无论怎样不会早于唐代，与“佛”这个名词成立的时代相差太远，“佛”字绝没有从这个bud译过来的可能。我们只能推测，bud这样一个字大概很早很早的时候就流行在从印度传到中亚去的俗语里和古西域语言里。它同焉耆文的pät，龟兹文的pūd和pud，可能有点关系。至于什么样的关系，目前文献不足，只有阙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