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自托马斯·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出版后，收入分配和不平等成为热点话题，不仅引发了众多媒体的关注，更激起了学界的广泛争议。
本书汇集了经济学、法学、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众多优秀学者的研究。这些学者从各自的研究领域出发，探讨了不平等的决定因素，剖析了《21世纪资本论》的重要意义及其不足。本书是一部既有历史跨度，又有视角广度，还有强烈现实意义的跨学科著作，从中我们既可以领略人力资本、技术、职场裂变、政治体制、全球化、地理环境、性别、历史和制度、法律和政治哲学观念、监管和政策等因素如何影响不平等，又可以透视不平等对宏观经济、社会结构的重要影响。通过这些分析，本书既为经济学如何融合其他社会科学更全面地研究不平等问题设定了新的研究议程，也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不平等，并更好地因应不平等。从这个意义上说，本书对当下中国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也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作者介绍
希瑟·布西（Heather Boushey），华盛顿公平增长中心联合创始人、前主席兼首席执行官，目前为拜登经济顾问委员会成员。
布拉德福德·德龙（J. Bradford Delong）,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经济史、宏观经济学、经济增长和金融学。
马歇尔·斯坦鲍姆(Marshall Steinbaum），纽约罗斯福研究所研究员。
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198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经济增长理论的奠基人。
迈克尔·斯宾塞（Michael Spence），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教授
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国际贸易、国际金融、货币危机与汇率变化理论。
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21世纪资本论》作者。
布兰科·米兰诺维奇（Branko Milanovic），卢森堡收入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院首席客座教授。曾任世界银行研究部首席经济学家，并建立世界银行“All The Ginis”数据库。
部分摘录：
皮凯蒂是对的 罗伯特·索洛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收入不平等状况都在恶化，其中最显著的一点是富人与其他人群的差距在不断扩大。这一不祥的反民主趋势最终引起公众关注并成为政治议题。如果对此有什么理性和有效的应对政策，那必须基于对不平等加剧原因的正确理解。目前的讨论发现了若干可能的因素：实际最低工资水平萎缩；工会力量与集体谈判机制衰退；全球化与来自贫穷国家的低收入工人的竞争加剧；技术和需求变化导致中层工作岗位减少，劳动力市场走向两极分化，一边是顶层高素质高技能群体，另一边是大量缺乏教育的底层低技能群体；等等。
以上各种可能因素似乎都反映了一部分真相，但即使将它们结合在一起，似乎也不足以提供令人满意的答案。对这些因素的分析至少存在两方面的缺陷：首先，它们没有回答真正的关键问题，即顶层1%收入群体同社会上其他人群脱节的趋势；其次，它们带有某些外来的偶然特征，而美国、欧洲和日本等发达经济体在40年来普遍存在的趋势更有可能源自现代工业资本主义的某些更深层的作用力。此时我们迎来了皮凯蒂，一位年仅42岁的法国经济学家，他填补了这样那样的缺陷。我认识一位知名的数学家朋友，他最喜欢用“严肃”一词来表达赞美，“某某是位严肃的数学家”，或者“这是幅严肃的绘画”。现在，皮凯蒂带来了一部严肃的著作。
它同时也是一部长篇巨作：英文版有577页排版紧密的正文，加上77页的丰富注解。顺便插一句，我诅咒那些把注解放在全书末尾而不是每页底部的出版人，因为这样排版肯定会让我这类读者忽略大量注解内容。皮凯蒂还在网上提供了内容广泛的“技术附录”，其中包含数据表格、数学推导、参考文献，以及他在巴黎授课时的精彩讲义的网络链接。由亚瑟·戈德哈默完成的英译版本读起来也文采斐然。
皮凯蒂的策略是从跨越空间和时间的全景式数据解读入手，再展开论述。之前他与一群合作者通过辛勤努力，编制出了仍在扩展和改进的庞大数据库，其中最知名的人士包括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同样来自法国的年轻经济学家伊曼纽尔·赛斯及现代不平等问题研究的先驱者和泰斗、牛津大学的安东尼·阿特金森（Anthony B. Atkinson）[1]。该数据库为皮凯蒂的观点奠定了实证基础。
整个论述从法国、英国和美国总财富（或资本）——包括私人财富和公共财富——的时间变化轨迹开始，从各国能获得的最早数据起延续至今。德国、日本、瑞典以及较少提及的其他国家，只要能获得令人满意的统计数据，也被纳入该数据库。一本有关不平等问题的著作为何要从总财富的测算谈起，你如果对此感到困惑，且听下文分解。
由于研究的关键是对极大的时间和空间跨度加以比较，如何寻找恰当的可比单位自然是个问题，例如，如何能对法国1850年的总财富与美国1950年的总财富进行对比。皮凯蒂的解决办法是用当时的当地货币测算的财富除以当时的国民收入，于是这一财富收入比便采用“年”作为测算维度。因此刚刚提到的对比问题的结论是：法国在1850年的总财富大约相当于该国7年的国民收入，而美国在1950年的总财富仅相当于其4年左右。用直观的国民财富或资本与收入之比进行比较的做法，是整个研究的基础，经济学中也经常提到资本产出比或资本收入比。请读者们习惯这一做法。
但这里有小小的含糊之处：皮凯蒂把“财富”（wealth）概念等同于“资本”（capital），当作可互换的术语。我们很清楚如何计算某个人或某个机构的财富，把所有资产的价值加起来，再减去所有负债的价值（这些价值由市场价格决定，在缺乏市场价格时可采用某种近似值计算），其结果即为净值或财富。至少在英语里，这通常被称为某个人或某个机构的资本。然而“资本”一词还有另一种不完全相同的含义，即表示一种“生产要素”，即生产过程中的一种必要投入，以工厂、机器、电脑、写字楼或（提供居住服务的）住房等形式存在。资本的这一种含义可能有别于“财富”。仔细分辨会发现，某些具有价值、属于财富的资产并不参与任何生产过程，如艺术品、窖藏的贵金属等。你当然可以说挂在起居室中的画作能生产某种“艺术欣赏服务”，但这些产值通常未被计入国民收入。更突出的差异是，股票的市场价值、公司生产资本对应的金融资产可能发生剧烈波动，远高于国民收入的振幅。在衰退期间，财富收入比可能显著下跌，而生产性资本的存量甚至其未来的预期盈利能力或许变化甚微。当然，只要我们像皮凯蒂那样坚持考察长期趋势，这一细节问题完全可以忽略。
整体数据呈现出清晰的态势。在法国和英国，国民资本在1700—1910年相当稳定地保持在国民收入的7倍左右，在1910—1950年受战争和大萧条的影响迅速下降，在英国和法国分别跌至2.5倍和3倍的低谷。此后，两国的资本收入比开始回升，至2010年分别达到略高于5（英国）和略低于6（法国）的水平。美国的情况略有不同，在1770年略高于3，至1910年提升到5，1920年略有下降，1930年恢复到5～5.5的高点，1950年下降到4以下，2010年回升到4.5。
美国的财富收入比始终低于欧洲。早期的主要原因是，在北美洲广袤的开放空间中，土地价值没有那么凸显。美国的土地当然有很多，但价格相当便宜。进入20世纪之后，美国的财富收入比更低或许是因为其生产率较高：同欧洲相比，给定数量的资本能创造出更大的产值。两次世界大战给美国造成的资本破坏和损耗要远远小于英国和法国，这是常识。皮凯蒂观点的一个重要之处在于，在所有这三个国家乃至其他地方，财富收入比自1950年以来都在上升，目前已几乎回到19世纪的水平。他预测这一增长趋势将在21世纪持续下去，并造成重大影响，我们之后将对此展开讨论。
事实上，皮凯蒂并不特别自信却也绝非儿戏地推测，全球的资本收入比将从2010年略低于4.5的水平提升到21世纪末的略高于6.5，从而使整个世界回到少数欧洲富国在19世纪时的状态。这一推测从何而来呢？或者更普遍地说，是哪些因素决定一个经济体的长期资本收入比？经济学家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已经有75年的历史，他们归纳出了被皮凯蒂当成长期经济“定律”的一个标准答案，其基本思路可以大致概括如下。
假设某个经济体的国民收入为100，以每年2%的速度增长（偶尔会有波动，但可以忽略）。再假设该经济体把10%的国民收入用于储蓄和投资，这样会增加资本数量，如国民收入为100时，资本存量将增加10。我们想探究的是，次年的资本收入比能否维持不变，或者说能否在长期持续稳定？要出现这种稳定状态，资本收入比的分子必须与分母一样保持每年2%的增幅。前面提到，当年的资本存量将增加10，因此原来的存量必须为500，既不能多也不能少。这样就能得到连续一致的变化过程：当年的国民收入为100，资本为500，资本收入比是5；第二年的国民收入为102，资本为510，资本收入比仍然是5。只要国民收入增长率为每年2%，储蓄率或投资率为国民收入的10%，以上过程就能够自动持续。更精彩的情景也可以成立：如果国民收入是靠资本和劳动共同创造出来的，并服从收益递减的古老法则，那么不管经济体的起跑位置如何，它都会因为内在的增长逻辑到达这一独特的、自我再生的资本收入比水平。
请注意，从上述案例可以得出更为普遍的论点：如果某个经济体以每年g %的速率保持增长，并把每年s %的国民收入用于储蓄，则自我再生的资本收入比就是s/g（在上述案例中是10/2）。皮凯蒂认为，全球的产出增长率在未来一个世纪中将从每年3%降至1.5%（该增长率为人口增长率与生产率增长率之和，他预期两者都会下跌）。全球的储蓄率或投资率则被设定为10%，于是他预计资本收入比最终将攀升到7左右（即10/1.5）。这是件将要发生的大事。皮凯蒂当然很清楚他所依赖的假设最后可能被证明是错的，没有人能看一个世纪那么远，但事情的进展完全有可能如他预测的那样。
资本主义经济中的财富有一个关键特征，它可以自我再生，并且往往能获得正的净回报。这将是下一个需要探讨的主题。皮凯蒂估算了英国和法国的“净”回报率（在某些微小调整后），对英国回溯到1770年，对法国回溯到1820年，但没有涉及美国。他得出的结论是：“资本的净回报率在每年4%~5%的中心值附近波动，或者更普遍地说是在3%~6%的区间内波动，没有明显上升或下降的长期趋势……但从极长的时期看，资本的净回报率可能略有下降。”若找到美国的可比数据或许能提供更多有趣的启发。
现在，我们如果把资本回报率乘以资本收入比，就能得到资本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以下简称“资本收入份额”）。例如，假定回报率为每年5%，资本存量相当于6年的国民收入，那么资本收入就占国民收入的30%，剩下的70%则是劳动收入。于是在经过以上的各种准备工作之后，我们终于进入不平等的讨论议题，并涉及两层不同含义。首先，我们得到了一个功能性收入分配的结果，即劳动收入和资本收入的划分。其次，与劳动收入相比，财富总是更高度地集中在富裕人群手中（尽管美国近期在这方面显得较为异常），因此资本收入份额越大，整体收入在人们之间的分配状况就愈加不平等。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无论是好是坏，对一个社会而言都是最重要的方面。
可惜这点经常未得到充分理解，所以有必要做个简要的解释。从数学角度看，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以下简称“劳动收入份额”）完全等于实际工资除以劳动生产率。你愿意生活在一个实际工资快速提高但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因为劳动生产率提高更快）的社会，还是一个实际工资和生产率停滞不前、劳动收入份额也没有变化的社会？从狭义的经济角度看，前者肯定更好，因为你是靠自己的工资生活，与你在国民收入中占有多大份额无关。但后一个场景可能在政治和社会的意义上更具优越性。如果少数财富所有者阶层在国民收入中占有的份额越来越高，他们就可能在其他方面同样获得对社会的支配权。我们未必要做上述非此即彼的选择，但从中可以得到更清晰的认识。
假设我们接受皮凯蒂这一有一定根据的推测，即资本收入比在21世纪将会上升，最后稳定在7左右的较高水平，这是否意味着资本收入份额也会扩大？结论是不一定。请回忆一下，我们需要把资本收入比乘以资本回报率，而收益递减规律意味着资本回报率将下降。随着生产中的资本密集度越来越高，想为新增资本找到有利可图的用途将越来越困难，或者说，越来越不容易继续用资本替代劳动。所以资本收入份额是上升还是下降，将取决于资本回报率的降幅与资本收入比增幅之间的关系。
经济学界对此问题已开展过大量研究，但尚未得出明确结论。这表明对资本收入份额的影响无论其变动方向如何，幅度应该都不大。皮凯蒂选择了资本收入份额上升的观点，我倾向于赞同他。在过去几十年的美国经济中，生产率增速一直领先于实际工资水平的提升，且没有逆转的迹象，因此资本收入份额有所提升，而劳动收入份额下降。资本收入份额或许将从30%左右提高至35%左右，这必然会给民主文化和政治带来各种挑战。
这一论证思路还有更强烈的启示，将带我们触及皮凯蒂的核心观点。就我所知，在他之前还没有人给出这一联系。回顾迄今为止的研究结论，历史和理论都表明，工业化资本主义经济体有资本收入比趋于稳定的缓慢趋势，资本回报率也同样如此。该趋势可能受到严重衰退、战争、社会事件和技术变革的干扰，却会在平稳环境中重新确立。在皮凯蒂梳理的漫长历史跨度中，资本回报率通常高于基本的经济增长率，唯一的明显例外是1910—1950年这一段时期。皮凯蒂把这个特例归因于两次世界大战及其间的大萧条造成的破坏，以及由此引发的高税收。
资本回报率超过增长率在理论逻辑上并没有必然性：一个社会及其中的个人可以增加储蓄和投资的数量，使得在收益递减规律的作用下，把资本回报率压缩到长期增长率之下。但我们知道，这种可能的状态从社会的角度看是不合理的，因为如果减少过高的资本存量，使回报率回升到与增长率持平的水平，可以使每个人的消费水平都有永久性的提高，从而进入一个更理想的状态。虽然并没有“看不见的手”可以让市场经济摆脱上述反常状态，但它在现实中并未出现，或许是因为历史上的增长率水平一直不高，而资本则一直稀缺。总体而言，我们仍可以把资本回报率超过基本增长率作为一种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