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小人物与大时代（全9册）》包括《“边缘人”纪事》《纵乐的困惑 ：明代的商业与文化》《风雨横渡》《奶酪与蛆虫》《夜间的战斗》《王氏之死》《活着回来的男人》《维米尔的帽子》《改变中国》。
1.《“边缘人”纪事 》：本书关注的是让人印象深刻的“边缘人”群体，他们很普通，人数很多，经历大多坎坷而复杂。杨奎松教授以八个出身、地域、职业、经历各不相同的“问题人物”为个案，重构他们的人生经历，从最贴近的距离，观察和体验那个时代的政治生态对普通人的影响。
2.《纵乐的困惑 ：明代的商业与文化》：是著名汉学家卜正民的代表作，也是海外汉学的经典之作，曾获得2000年的列文森奖。明中晚期的中国经历了一次经济变革，商业的蓬勃发展，促使社会、文化发生一系列的变化。明初朱元璋为小国寡民之乡一手打造的通讯网络，成了商业世界赖以成长的奠基石。人们追逐着时尚，享受物质的愉悦。富商巨贾把手中真金白银，换作上流阶级的通行证。在明末这个光怪陆离的世界里，金钱似乎成了唯一的筹码，旧有的社会身份乃至道德的界线，都模糊得让人困惑。
3.《风雨横渡》在本书中，西蒙·沙玛以激情澎湃、超群绝伦的叙事艺术，讲述了美国独立战争前后，众多不知名的废奴主义者与黑人为解放奴隶而斗争的故事。他们认为，自由是属于全人类的权利，不因肤色有别。废奴者们在法庭上为遭人绑架的黑人慷慨陈词，带领他们穿越枪林弹雨的北美战场，横渡风暴肆虐的大西洋，最终重返非洲故乡，在野蛮荒芜的塞拉利昂开创新的国度。蓄奴者的阻挠、革命者的虚伪、英国政府的干扰，甚至黑人同胞见利忘义的背叛行径，种种艰难险阻，都无法泯灭他们追求和捍卫自由的决心与勇气。
4.《奶酪与蛆虫》：金茨堡在错综复杂的审判档案和精英文化、低层文化之间穿梭游走，编织了一个结构巧妙、叙述迷人的故事。通过磨坊主多梅尼科的眼睛，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普通人的生活和思想世界，他的奇思异想、喜怒哀乐和挑战权威的决心，16世纪欧洲大众文化的瑰丽图景乃至欧洲宏大的历史画卷也徐徐展开。
5.《夜间的战斗》：欧洲史学巨擘畅销半个世纪的经典 意大利版《叫魂》，显微镜下的巫术审判与信仰冲突 倾听被遗忘与隐藏的庶民之声。6.《王氏之死》 篇幅不大，再现的是清初山东剡城、淄川农村人民的贫苦生活。主角之一王氏不堪生活的重压，与人私奔，最后却惨死在丈夫手下。本书作者则一向偏重在文学性的叙事，试图通过高超的叙事技巧和敏锐的感知能力，在僵化的史料背后，重新塑造或捕捉逝去的时空和人物的生命。以资料而论，《郯城县志》和其他几个地方的方志，是本书的重要依据。本书使用的第三种资料《聊斋志异》，属于虚构的小说，作者大量使用来建构清初山东地方民众的心灵图像，从今天文化史研究的立场看来，这种历史文献和文学作品并治一炉的手法，反而显现了作者的创意和先见之明。通过一幅幅鲜明的图像和具体的描述，我们才真正进入我们曾经靠着抽象的概念徘徊其外的乡村世界，真正走进这些人的生活和他们的苦难与梦幻之中。7.《活着回来的男人》是第一部以普通人的视角记述二战前后日本生活史的著作。书中主人公小熊谦二（作者的父亲），出生于1925年，十九岁被征兵送往中国东北，后遭苏联拘留于战俘营，在严酷的西伯利亚劳动了三年。活着返回日本后，谦二在不断更换工作时，染上当时视为绝症的肺结核。从二十五岁到三十岁，人生最失落的光景在疗养所中孤独地度过。失去半边肺叶的谦二，以三十岁“高龄”重归社会，幸而赶上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浪潮，得以从“下层的下层”爬到“下层的中层”。升为银发族后，他甚至与身在中国延边的“原朝鲜日本兵”吴雄根共同成为原告，向日本政府发起战后诉讼赔偿。作者以平实的叙事和开阔的视角记录了自己的父亲作为一个普通日本兵的生命轨迹，同时融入同时期的经济、政策、法制等状况，形成了一部“活生生的二十世纪史”。8.《维米尔的帽子》是著名汉学家卜正民的代表作。作者通过七幅油画、一件荷兰产的青花瓷盘上的细微之处，探寻其背后的世界。于是，我们可以在看似无关的普通器物中，看到荷属东印度公司兴盛的跨洋贸易，看到军官的毡帽里隐藏有寻找中国之路的热情，看到一条由欧美和日本流入中国的白银之河、烟叶数十年间便风靡世界各地。17世纪的人们，依托航海技术的发展，跳脱出囚困自己的周遭，想象并追寻万里之外的异域。他们赌上故乡，奔赴各地，将世界连为一体。一些普通人也被贸易旋风吹起，撒落到异国他乡。世界曾经孤立的的地区被连接成一个全球交流网络，这个变革没有人预测得到，也无人能够扭转。四个世纪以后的我们，对此恍若相识。9.《改变中国》这本书写的是在中国的西方顾问。在1620年代到1950年代这三百多年来，这些人贡献优异技能，供中国人驱策。初则引入天体运行理论，终则让中国人见识到空战战术与原子科学的神乎其技。史景迁从上百位在华工作的洋顾问中挑了十六位代表人物。这十六人各有所长——有天文学家、军人、医生、行政管理专才、翻译家、工程师，还有一位职业革命家。他们的生涯虽横跨三个世纪，但是所积淀的生命历程却有着惊人的延续。他们经历了类似的亢奋和危险，怀抱类似的情怀，承受类似的挫折，在行为中映射出他们的时代，也突显了中国固有的基本价值观
作者介绍
杨奎松，历任中共中央党校《党史研究》编辑部编辑、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讲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华东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卜正民（Timothy Brook），哈佛大学哲学博士，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加拿大皇家学会会员，2015—2016年度亚洲研究学会（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会长。曾任多伦多、斯坦福、牛津等大学历史学教授，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圣约翰学院院长。主要研究明代社会和文化史、中国近代史、全球史，并担任哈佛大学出版社《帝制中国历史》主编。2005年获加拿大历史协会颁发的历史学奖项弗朗索瓦‧泽维尔‧加诺奖章，2006年获颁古根海姆学术奖；西蒙·沙玛（Simon Schama），英国作家、历史学家，曾先后任教于剑桥大学、牛津大学和哈佛大学，现为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及艺术史教授，在艺术史、荷兰史和法国史方面尤有建树。著有《爱国者和解放者》《风景与记忆》《伦勃朗的眼睛》《犹太人的故事》等，作品曾荣获沃尔夫森奖、W. H. 史密斯文学奖和美国国家书评人协会奖。沙玛还在BBC电视系列纪录片《英国史》《艺术的力量》《文明》中担任撰稿人和主持；卡洛·金茨堡（Carlo Ginzburg，1939— ），享誉国际学术界的意大利历史学家，微观史学派的代表学者，曾荣获有“欧洲诺贝尔奖”之誉的巴赞奖（Balzan Prize）。先后任教于博洛尼亚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和比萨高等师范学校等；研究兴趣从文艺复兴时 期的意大利到近代早期欧洲，著作涉及社会史、文化史和思想史等领域，高度体现了资料的原始性和方法的原创性；史景迁（Jonathan D,Spence），世界著名汉学家，现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史氏以研究中国历史见长（从他取名蕴含景仰司马迁之意可见他对此专业的热爱）。他以独特的视角观察悠久的中国历史，并以不同一般的“讲故事”的方式向读者介绍他的观察与研究结果。他的作品敏锐、深邃、独特而又“好看”，使他在成为蜚声国际的汉学家的同时，也成为学术畅销书的写作高手；小熊英二，1962年生于东京，1988年于东京大学农学部，毕业后进入岩波书店工作。后进入东京大学院总合文化研究科国际社会科学就读，获博士学位。现为应庆义孰大学总和政策学部教授，专攻历史社会学。
部分摘录：
“英国·自由”的希望 乔治三世（George III）的军队在约克镇（York）向华盛顿将军投降十年之后，英国·自由（British Freedom）还在北美坚持着。同西庇阿·耶曼（Scipio Yearman）、菲比·巴雷特（Phoebe Barrett）、耶利米·皮吉（Jeremiah Piggie）、斯玛特·费勒（Smart Feller）等在内的几百人一样，他正在普雷斯顿（Preston）——新斯科舍省哈利法克斯市东北几英里处的一个小镇——附近的贫瘠土地上讨生活。[1]
就像普雷斯顿的大部分人那样，英国·自由也是黑人，出生在某个较为温暖的地方。可现在，他成了一介贫民，困在蓝云杉林和大海之间那个飞沙走石的角落里。不过，英国·自由要比大部分人都幸运。因为他的名下有四十英亩地，以及一英亩半被哈利法克斯的律师助理欣然称作“城镇地皮”的土地。[2]那里看起来不像是个镇子，只是一片空地中间立着几间简陋的小屋，几只鸡趾高气昂地转来转去，偶尔还有一两只浑身是泥的阉猪。有些人设法搞来了几头牛，把地上光秃秃的灰石头清理干净，种上了一片片的豆子、玉米和卷心菜，然后同建筑木材一起拉到哈利法克斯的市场上去卖。但就算那些日子过得红红火火的人——以普雷斯顿的标准来衡量——也经常得跑到野外打两只环羽松鸡，或者去村子南边的咸水湖上碰运气。[3]
他们在那里干什么？不光是活命。英国·自由和其他村民在坚守的，除了新斯科舍的一隅，还有一份承诺。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还把承诺打印出来，让英国军官代表国王本人签了字，说持有者某某某可自由去他或她想去的任何地方，从事他或她选择的任何职业。这对曾经为奴的人来说意义重大。而国王金口玉言，当然不可能反悔。“黑人先锋连”及其他人用他们在美国战争末期的忠诚服务，换来了两份价值难以想象的恩赐：自由和土地。他们告诉自己，这是他们应得的。他们干的是最险、最脏、最累的活儿：在美国人中间当过间谍；在佐治亚（Georgia）的沼泽里当过向导；在危险的沙洲里当过船只领航员；在查尔斯顿的护城墙上当过工兵，身边不断有人被法国的加农炮炸得缺胳膊少腿。他们挖过战壕；埋葬过浑身是痘的尸体；给军官们的假发扑过粉；还曾敲着军鼓机智地行军，带领兵团在灾难中进进出出。女人则煮过饭、洗过衣、照顾过病号，给士兵身上的伤口涂过药，还要努力保护子女们不受伤害，其中一些还打过仗，当过南卡罗来纳的黑人骑兵和哈得孙河上的国王死忠水兵团伙，还做过黑人游击队员，袭击新泽西的爱国者*农场，能抢什么抢什么，蒙主保佑的时候，甚至还俘虏过一些美国白人。
所以，他们有功。所以，他们被赋予了自由，其中一些还得到了土地。但因为土壤贫瘠、乱石遍地，大多数人黑人都没办法自己清理、耕种这样的土地，所以他们和他们的家人只得受雇于白人保皇党。而这就意味着煮更多饭，洗更多衣，在餐桌旁伺候更多人，给更多的粉嫩下巴刮胡子，为了修路造桥而凿更多石头。可他们还是负债累累，有些人痛苦得无以复加，止不住抱怨他们的自由并不是真正的自由，而是另一种奴隶制，就差名称不同。
但名称还是有意义的。英国·自由的名字就表达了很重要的东西：他已经不再是供人买卖的财产。尽管荒凉、艰苦，但普雷斯顿不是佐治亚的种植园。其他普雷斯顿人——德西莫斯·墨菲（Decimus Murphy）、凯撒·史密斯（Caesar Smith）——获得自由后，显然还保留了自己的奴隶名。但英国·自由出生或者被买来时肯定叫别的名字。在1783年，共有三万名保皇党（黑人白人都有）分八十一批坐船从纽约去了新斯科舍，而他可能就在某一次航行中，把原来的名字像脚镣一样甩掉了，因为在《黑人名册》（Book of Negroes）中——里面记录着所有男女自由人的名字，他们可以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没有人叫英国·自由这个名字。毫无疑问，有些人改了名字，以反映自己的新身份：如詹姆斯·拉戈里（James Lagree），他曾经是查尔斯顿的托马斯·拉戈里的私人财产，去了新斯科舍后，把名字改成了解放·拉戈里（Liberty Lagree）。当然，英国·自由也有可能是在早期的某次保皇党大转移中——1776年从波士顿（Boston）或者1782年从查尔斯顿——去了新斯科舍。在战争结束和英国舰队离开之间那可怕的几个月里，美国的种植园主曾努力搜寻逃跑奴隶的下落，所以他们中的很多人为了避免被发现而改换了姓名。英国·自由可能更进一步，给自己取了一个同时还可以表达爱国自豪感的假名。但无论他走的是哪条路线，无论他此刻在承受什么样的磨难，英国·自由给自己选的名字，都宣扬了一个令人震惊的信念：将非洲人从奴隶制中解放出来的，更有可能是君主立宪制的英国，而非美国这个新生的共和制国家。尽管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在《独立宣言》（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中曾把美国的奴隶制归咎于“基督教国王”乔治三世，但英国·自由这样的黑人对国王却不是那么看的。恰恰相反，国王是敌人的敌人，所以是他们的朋友、解放者和捍卫者。
视英国国王为恩人的传统由来已久。比如1730年在新泽西的拉里顿县（Raritan County），一场奴隶起义的计划被发现后，一名黑人告发者对一个叫雷诺兹（Reynolds）医生的人说，起义原因是“一群恶棍”违抗“乔治国王让纽约总督解放他们的积极命令”。[4]三十多年之后，那些被公然排除在美国自由的庇佑之外的黑人曾嘲讽“他们在这个国家所谓的那种自由”（塔沃斯·贝尔［Towers Bell］语）。在战争结束时，贝尔以“真正的英国人”署名写信给英国军队的领导，说他从英国被强掳到巴尔的摩（Baltimore）“卖为奴隶，在这个造反的国家遭受了四年最可怕的野蛮行为”。现在战争结束了，他别无所求，只想回到“亲爱的故乡英国”。[5]
成千上万的非洲裔美国人，尽管很清楚英国人在奴隶制的问题上远非圣人，但依然坚持非理性地相信英国式自由。到英国法庭在1800年明确裁定奴隶制不合法之前，新斯科舍一直有奴隶和自由黑人，英属加勒比地区更是有成千上万。但即便如此，1829年，早期激进的废奴主义者之一、非洲裔美国人大卫·沃克尔（David Walker）还是在波士顿发表了他的《告世界有色公民书》（“Appeal to the Colored Citizens of the World”），宣称“英国人”是“有色人种在地球上最好的朋友。虽然他们曾经多少压迫过我们，而且现在在西印度群岛（West Indies）上建立了殖民地，严重压迫着我们——但撇开这些不说，他们（英国人）为改善我们的状况所付出的努力，是地球上所有其他国家加起来的一百倍”。相比之下，那些美国白人故作虔诚信教之态，伪善地呼喊着空洞的自由口号，所以被他冠以最卑鄙的虚伪恶名。[6]而英国国会废除奴隶制的法令在1834年正式生效，以及英国皇家海军一直在非洲西海岸追剿贩奴船只，更有利于这种英国人待非洲人很仁慈的慷慨评价。1845—1847年间，黑人演说家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到英国进行巡回演讲，批判美国奴隶制度的邪恶时，便附和了沃克尔的恭维，将“英国人”视作解放者。后来的1852年，他又在独立纪念日的演讲中自问道：“7月4日国庆日对奴隶有何意义？”然后自答曰：“你们崇高无比的独立，仅仅揭示了我们之间无法估量的距离……你们可以欢庆，但我必须哀悼。”[7]
英国是否有资格称得上在所有民族和帝国中拥有最开明的种族观念？实话实说，这个问题有待商榷。比如在1861—1865年的南北战争期间，英国的政策和英国人就更倾向于支持蓄奴的南方邦联，而非北方的联邦政府，原因则主要是为了遏制共和国气势汹汹的扩张。但毫无疑问的一点是，在革命战争期间，确实有成千上万被美国南方奴役的非洲人将英国视为他们的拯救者，甚至甘愿冒生命危险奔赴皇家军队的前线。因此，要还这个惊人史实一个公道，就必须从全新而复杂的角度，来讲述英美两国在革命期间和之后的冲突历史。
诚然，有很多黑人听说或读到爱国者的战争是一场解放战争后，虽然心中有所怀疑，但还是愿意相信他们。因此，如果说那边有一个英国·自由，那么这边就会有一个迪克·自由（Dick Freedom）——和一个杰弗里·解放（Jeffery Liberty）——在康涅狄格（Connecticut）的兵团为美国打仗。[8]黑人曾在康科德（Concord）、邦克山（Bunker Hill）、罗德岛（Rhode Island）以及最后的约克镇为美国的革命事业奋战捐躯（在约克镇战役中，他们还被安排到了最前线，但这到底是赞扬他们的勇气，还是把他们当成了无足轻重的牺牲品，我们不得而知）。在新泽西发生的蒙茅斯战役中，交战双方的黑人军队相互残杀。但其实，直到英国开始在1775年和1776年声势浩大地征募黑奴之前，各殖民地（包括北方那些殖民地）的议会，以及它们组成的大陆会议，都不愿意让黑人参军。比如新罕布什尔（New Hampshire）便很有代表性，禁止疯子、傻子和黑人参加该州的民兵组织。1775年秋天，那些已经在爱国者民兵组织服役的黑人被勒令退伍。在剑桥（Cambridge）的营地，乔治·华盛顿虽然听到了其他军官和平民代表的强烈反对，但却不愿意放走那些黑人志愿兵，于是他把这个问题交给了大陆会议来决定。不出所料，在大会上，爱德华·拉特利奇（Edward Rutledge）等南方代表对于武装黑人奴隶的强烈恐惧，盖过了对黑人服役的冷淡感谢。就连武装的自由黑人也是个麻烦。我们敢相信他们不会把造反的种子播撒到那些黑人奴隶中间吗？1776年2月，会议指示华盛顿，现有的自由黑人可以留下，但不要再征募新人了。当然，该会议创建的大陆军则完全禁止黑人奴隶参加。[9]
相反，1775年11月7日，弗吉尼亚最后一任英国总督、邓莫尔伯爵约翰·默里却在皇家海军“威廉号”上发表宣言，斩钉截铁地承诺，所有逃离叛军种植园的奴隶到达英国前线，并在军中担任一定职务后，都可以彻底获得自由。这个承诺更多是出于军事考虑，而非人道主义动机，有一个能活着看到诺言兑现的英国·自由，就有更多的人会遭到无耻的背叛。不过，这种机会主义策略也带来了一些好处。邓莫尔伯爵的承诺得到了英国政府的认可和豪将军（General Howe）、克林顿将军的重申（他们扩大了有权获得自由之人的定义，将黑人女性和儿童也包括进来），传遍了奴隶世界，很快，成千上万的黑人便行动起来。在黑人奴隶的眼中，美国独立战争的意义完全被颠覆了。从1775年春天到1776年夏末，那场被吹嘘成解放的战争，在佐治亚、南北卡罗来纳和弗吉尼亚的很多地方，成了一场为延续奴役制度而打的战争。这之中的逻辑歪曲到了有悖常理的程度，但人们又对之习以为常，连乔治·华盛顿都将承诺解放奴隶和契约劳工的邓莫尔伯爵说成是“人权的头号叛徒”，而那些致力于维持这种奴役状态的人却是为自由而战的豪杰。
对于黑人而言，“英国人要来了”这条消息给了他们一个希望、庆祝和行动的理由。比如，宾夕法尼亚（Pennsylvania）的一位路德派牧师亨利·梅尔基奥尔·米伦伯格（Henry Melchior Muhlenberg）就很清楚这一点，他曾写道，黑人“心中暗自希望英国军队会打胜仗，因为那样的话，所有黑奴都将获得自由。据说，这种情绪普遍存在于美国的所有黑奴中”。[10]偶尔，真话也会从爱国者的诡辩护甲中戳出来。比如1775年12月，隆德·华盛顿（Lund Washington）在给远房堂兄乔治写信时就曾说，黑人和契约劳工正在飞速逃离华盛顿家的庄园，“要是他们觉得自己有机会逃跑，就没有一个会不愿意离开我们……自由的滋味太甜了”。[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