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201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70年来，中国教育学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展望未来，新时代背景下中国教育学如何继往开来，接力发展，需要我们很好地去梳理已有的研究成果，准确定位中国教育学的发展历程和水平，明确未来的研究方向。
该套丛书以国家重点课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学发展研究” 为依托，集合全国教育学科各学科专业领军专家，作者队伍强大。从学理层面来看，教育学史越来越凸显其在教育学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对中国教育学史的研究，既是为了镜鉴现实，为了推动教育学术的传承和发展，又是为了推动我国教育学术的传承和发展以及为了保存和传播教育学发展的积淀。从读者需求方面来看，研究和学习教育学的人需要很好地了解本学科的发展史，明确自己研究的基础和学科定位。
作者介绍
侯怀银，男，1963年生，山西平遥人，现为山西大学社会科学处处长、山西大学社会教育研究中心主任、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教育基本理论、教育学史、社会教育等。
冯建军，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2018年入选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南京师范大学道德教育研究所所长、教育科学学院副院长、教育学原理国家重点学科带头人。
王有升，1972年生，山东临沂人，教育学博士，教授，英国伦敦大学教育学院访问学者，现任职于青岛大学师范学院。主要研究领域为教育社会学、教育学原理。
张忠华，男，山东菏泽人，1963年出生，硕士，教育学教授（三级）。现为江苏大学教师教育学院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硕士生研究生指导教师，中国教育学会会员，《高校教育管理》编委。
孙杰，山西灵丘人，1978年出生，山西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教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教育史、教师教育、大学文化研究。
桑宁霞，山西大学继续教育学院研究中心主任，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成人教育协会成人高等教育理论研究会常务理事，学术委员会委员，教育部社区教育专家，中国学习型城市建设评估专家，中国成人教育协会农村社区教育专业委员会理事，长期从事成人教育理论研究工作。
马建强，教授，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中国特殊教育博物馆馆长。
王福兰，1972年生，山西省代县人，现为山西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学前教育系主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儿童发展与教育、学前教育基本理论、学前儿童游戏等。曾承担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山西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省软科学课题、省社科联等多项研究课题。
王正青，西南大学教育学部教授，教育学博士，博士研究生导师，西南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所长，中国教育学会中青年教育理论工作者分会理事，中国教育学会比较教育分会常务理事，重庆市学术技术带头人后备人选。
郑玉飞，男，1976年生，山西长治人。2010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课程与教学研究院，获博士学位。现为山西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师，副教授，博士。
部分摘录：
第一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外国教育学的引进及其影响 近年来，关于中国道路的讨论高涨，其核心议题之一就是，虽然中国在经济发展上取得了成功，但始终面临文化与理论话语上的挑战和困境，建立中国社会科学主体性的任务凸显。中国社会发展中面临着如何实现“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问题，这些理论任务都直接关乎社会科学的本土化建构。当下，试图超越西方社会科学内在困境，形成中国社会科学的基本理论论述，构建具有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社会科学知识体系的要求愈加强烈。作为“舶来品”来到中国的教育学科，对“中国道路”的渴求更甚于其他学科。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教育学的学科发展一直背负着中外关系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中国对外国教育学的引进几经波折，如何处理中外关系问题，至今仍是教育学学科发展必须考虑的重大问题之一。
叶澜教授曾提出，政治尤其是意识形态与学科发展的关系问题、教育学发展的“中外”关系问题、教育学的学科性质问题等，是影响教育学学科发展的根本性问题。[1]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外国教育学的引进及其影响与中国教育学发展的前两个世纪问题密切相关。20世纪90年代之前，中国教育学的“中外”关系问题通常与政治形态结合在一起。20世纪下半叶的大部分时期，是意识形态对教育学强化的时期。1949—1956年，新中国归属社会主义阵营，学术上亦“一边倒”。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教育学学科自觉“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研究教育现象，对待教育问题，反对客观主义地叙说教育理论和实践的发展”[2]。即便是20世纪80年代“拨乱反正”中的“再评价”，仍难以完全摆脱政治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民主建设为中国的科学与学术发展提供了更大的空间。21世纪以来，是引进外国教育学的高峰期，同时也是中国教育学发展最繁荣的时期。外国教育学的引进扩展了中国教育学研究的视野，同时促进了二级学科的建设和发展。
70年来，我们每一次引进外国教育学，皆有其特殊的时代情境，皆有其历史必然性。引进本身并不一定导致“言必称希腊”的学术心态。只有正确地处理引进外国教育学与建设中国教育学的关系，我们才能在全球教育学视野的基础上，真正开展基于中国立场、反映中国问题、凸显中国风格、汇聚中国经验的中国教育学建设。由此，盘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引进外国教育学的历史，正可温故而知新。
第一节 苏联教育学在中国的引进（1949—1956年） 1949—1956年，我国的政治、经济发生重大变革，各领域选择向苏联学习，教育学界也开始学习苏联。这一时期，包括对旧教育学的改造和全面学习苏联教育学两个阶段，教育学呈现出新的气象。基于特定的社会背景，苏联教育学在中国的引进主体、引进目的、引进途径等方面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并带来了重要影响。
一、中国教育学学科建设的国内外背景 这一阶段苏联教育学在中国的引进，脱离不开当时的国际背景和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背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采取了向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为苏联教育学在中国的引进和传播提供了历史条件。
（一）国际背景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际，世界处于两极分化状态。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两大阵营对立，形成“冷战”态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加入了社会主义阵营，这使得中国被资本主义国家孤立封锁，中国面临严峻的国际形势。以美国为首的多数资本主义国家排斥中国，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采取各种方法和策略对中国施加压力。特别是美国，发动朝鲜战争，并且在军事上挑衅中国。在各项社会事业百废待兴的情况下，中国毅然选择了抗美援朝。
在既缺乏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又缺乏建设物资的背景下，为了冲破资本主义国家的孤立封锁，中国选择了向苏联学习，采取向苏联学习的政策。苏联对于中国也表示支持和欢迎。两国由于意识形态相似而建立起友好合作的外交关系。1949年10月5日在北京举行的“中苏友好协会”总会成立大会上，总会会长刘少奇指出：“苏联有许多世界上所没有的完全新的科学知识，我们只有从苏联才能学到这些科学知识。例如：经济学、银行学、财政学、商业学、教育学等。”[3]在外交上的“一边倒”方针和“全面学习苏联”系列方针路线为引进苏联教育学提供了可能。
（二）国内背景 早在1945年，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就提出：“中国国民文化和国民教育的宗旨，应当是新民主主义的；就是说，中国应当建立自己的民族的、科学的、人民大众的新文化和新教育。”[4]新中国的教育学学科是在清算过去的大批判中开始的。民国时期中国教育学的探索和积累被否定，随着全国范围内民主革命任务的完成以及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全面展开，新发展、新形势皆对社会主义教育事业提出了新的要求，亟须适应新的政治和历史形势的教育学教材。国内的教育学学科，“一是当时所编写的一些教育学教材缺乏系统性，难以用做高等师范院校的教材；二是即使以较系统形式编写出的教育学类书籍，但因编者缺乏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或其他原因，难以为教育理论工作者普遍接受，或难以用做教育学教材”[5]。在这种情况下，学习苏联成为必然选择。苏联教育学被认为“是建筑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基础之上的，并且总结了苏联三十多年来的先进经验和科学成果，已经成为内容丰富、体系严密，且富有战斗性的真正科学”[6]。
二、以模仿为目标引进苏联教育学的过程 1949—1956年，中国是以模仿为目标引进苏联教育学的。[7]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东北地区的一些教育刊物，如《东北教育》等就开始译介苏联教育的经验和理论。《人民日报》在1949年11月刊登了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中的一章，苏联的教育学著作和教材被相继译为中文。此外，我国还邀请苏联专家讲授教育学，国内学者积极做辅导性或普及性的报告，引进苏联教育学研究的最新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