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威廉•夏伊勒是美国著名记者、新闻分析员和世界现代史学家，他的一生基本贯穿了整个二十世纪，而这个世纪又是世界和整个人类文明发生巨变的时期。他生于1904年，去世于1993年，其间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第三帝国的兴亡、美国文学的兴起、几次世界性的经济大危机、民权运动、交通与传播方式的革命性变化、越南战争、美苏冷战、古巴导弹危机、肯尼迪遇刺和尼克松因水门事件辞职，以及苏联崛起和解体等等，他的长寿也让这部历史长卷成为名副其实的“二十世纪之旅”。 分卷简介•第一卷《世纪初生：1904—1930》】 第一卷《世纪初生：1904—1930》，威廉•夏伊勒在世纪之交不久后出生，成长于美国一个中西部小镇的“大街”，在安顿下来以前他决定逃离美国的保守中心地区。1925年，他搭上一条运牛船前往欧洲，口袋里只有200美元，计划在那里待两个月。最终在巴黎，夏伊勒和上千名年轻美国人一起，向巴黎版《芝加哥论坛报》投递简历。就在他回国的前一晚，《芝加哥论坛报》的编辑终于给他了一份工作——这也是夏伊勒从此在欧洲驻扎二十年的重要职业生涯的起点。现在威廉•夏伊勒回想起这些岁月——在《芝加哥论坛报》的编辑室里与詹姆斯•瑟伯邻桌而坐；与斯科特•菲茨杰拉德和塞尔达、海明威、格特鲁德•斯泰因、多萝西•汤普森、伊莎朵拉•邓肯以及约翰•君特谈笑风生；之后作为驻外记者，在动荡的20世纪20年代辗转于伦敦、柏林、维也纳、罗马和日内瓦进行报道。但是，《世纪初生》同样是夏伊勒离开家乡后对美国的个人深切记述——统治芝加哥的“疤脸”阿尔•卡彭，“猴子案件”和克莱伦斯•达罗，哈定就任总统期间的丑闻，以及在世界处于危险边缘时快速成长为世界大国的优势和劣势。 分卷简介•第二卷《噩梦年代：1930—1940》】 第二卷《噩梦年代：1930—1940》是对1930—1940年“噩梦年代”的生动而难忘的见证，作者掌握希特勒、戈林、希姆莱等最高统帅部领袖的政策的第一手资料，对纳粹恶魔的脱笼而出拥有深刻的独特见解。通过威廉•夏伊勒的惊世之作，我们得以拥有前所未有的机会，一睹曾经的世界不受阻拦地奔向末世决战的震惊场面。 分卷简介•第三卷《旅人迟归：1945-1988》】 第三卷《旅人迟归：1945-1988》是二战后作者的亲身经历。没有谁能自外于冷战的歇斯底里，被解雇的新闻评论员衣食无着，几近破产，他唯有写作，写出他战时的经历，而出版商却告诉他，那些东西已经过时了。当他面对成吨的万卷纳粹档案，一股雄心在胸中燃起，一部描写纳粹帝国的鸿篇巨著在妻子的抱怨、朋友的苦劝中落笔。麦卡锡的疯狂，肯尼迪的陨落，水门的荒唐，苏联的封闭，在夏伊勒的笔尖，以一种个人化的方式流淌出来。
作者介绍
威廉•夏伊勒（1904—1993），美国著名战地记者、作家。曾在《芝加哥论坛报》、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担任驻外记者和广播员。他的成名之作《第三帝国的兴亡》曾获美国国家图书奖，其他著作有《柏林日记》《第三共和国的崩溃》《甘地：一部回忆录》《阿道夫•希特勒的兴亡》等。
部分摘录：
第一篇 从“大街”到左岸：1925 第一章 逃离美国 1925年6月一个阳光明媚的早上，我大学毕业没几天，和叔叔开车上了林肯公路，离开了爱荷华州小镇上的家。我们想去芝加哥，然后再去美国最东部的几个没有去过的地方。那个夏天我计划去华盛顿和纽约，接着是伦敦，终点竟是巴黎——说起来，我自己都不大相信。
从小镇上的“大街”[1]到“左岸”！许多大学生毕业之后都像我一样去旅行，虽然只在夏天的几个月。我们厌倦了柯立芝执政时期的空虚，斯科特·菲茨杰拉德称之为“荒唐的年代”。对在美国荒原上长大的我们来说，巴黎是远处隐约可见的人间天堂，这座城市充满了光明与欢乐，是文明的中心。我们想逃避禁酒令、基督教原教旨主义、清教徒主义、“柯立芝繁荣”、市侩作风、夸大其词、扶轮社[2]和商会的陈词滥调——那些主导我们国家的资产阶级的废话。我们认为，是这些把美国变成了一个没有思想、充斥着冒牌货的地方。
尽管大学老师不让我们接触现代文学，我们仍然读到了辛克莱·刘易斯的小说《大街》和《巴比特》，还有抨击美国内地昏聩教众的H.L.门肯的《美国信使》杂志。它们使我们成熟长大，让我们觉醒，看清楚我们从小经历的一切：中西部小镇的文化匮乏，被要求遵守狭隘保守的清教徒规范的专制压迫，巴比特式的小镇暴发户的空虚，道貌岸然的基督徒[3]对商业利益和发财致富的崇拜。
几个月前的一天——那真是个伟大的日子——我收到了伟大的门肯的来信，那一定是他亲手在打字机上打出的，他感谢我为他的“美利坚”专栏寄去一段剪报。
亲爱的夏伊勒先生：
谢谢您的剪报。我相信平托博士开展的运动必将席卷全国。各处的基督徒一旦听说，一定会热衷于此。我现在正尝试从南方开始。
您真诚的，
H.L.门肯
我现在记不起这位平托博士到底是谁，他的运动又是什么，但我相信这是件愚蠢的事。我在我们当地的《公报》上看到过有人对滑铁卢[4]的扶轮社说：“扶轮社是神灵的显现。”这个人好像就是他。
这种胡说八道不只限于玉米带[5]的城市。从东海岸到西海岸，在《美国信使》杂志上，在激进的周刊上，甚至在日报上，经常会有神迹降临在生意场上和商人身上的内容。有位帕克斯·卡德曼博士，不知疲倦地在各种商人大会上发表题为《商业里的宗教》演讲。他的宣传册由大都会人寿保险公司印刷，册子里他所做的导言标题是《摩西，伟大的劝说者》。他宣称：“摩西是历史上最优秀的推销员和地产促销员……在一场载入史册的伟大促销中，显示了他强势、无畏、成功的品性。”
就这方面而言，耶稣基督被当成一位更加伟大的推销员。那年夏天，布鲁斯·巴顿的《无人知晓之人》[6]荣登畅销书榜首。甚至在我们这个不讲究读书的小镇（我们这里忙碌的商人说没有时间），此书也卖得很好，甚至吸引到了一些清教神职人员。这个无人知晓之人到头来是耶稣，“现代商业的奠基人……一位伟大的管理者……关于他的寓言在任何时候都是最有力的广告……如果他生在当代，一定是国家级的广告商……”
他从下层商贩中挑选出十二人，并将他们组织成一个征服了整个世界的教会……这种组织能力的成功典范，举世罕见。
这种无稽之谈被当作福音，受到全美国的追捧，并且，那年夏天我离开时，著名的“猴子审判”正在田纳西州的代顿市展开。这件事离奇得让人难以置信，但确是真事。在我向东的旅行中，它占据了所有报纸的头版。24岁的中学生物老师约翰·托马斯·斯科普斯因为触犯了田纳西州的“反进化论法”，被告上法庭。这条法律禁止学校教授“人类是由低等动物进化而来的，因为这违背《圣经》所称人是由神创造的叙述”。[7]斯科普斯按照一本州政府批准的亨特所著《大众生物学》课本，把达尔文物种起源的简要观点教给了他的学生，他因此被捕并被审判。后来大家才知道，在鲁宾逊药店，斯科普斯和几个聪明的年轻人一边喝着汽水，一边半开玩笑地想出了这个计划，故意让自己受审。
审判一夜之间轰动全美，演化成一场基督教原教旨主义与现代科学之间的斗争。原告律师是三次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曾任美国国务卿的威廉·詹宁斯·布赖恩。首席辩方律师是来自芝加哥的克莱伦斯·达罗，一位精明的刑事辩护律师和不可知论[8]信奉者。他曾为无政府主义者、劳工领袖辩护，不久前成功代理了著名的利奥波德和洛布杀人案[9]。成百上千的大报记者从美国各地赶到这个山坡上的小城市，在炎炎烈日下，记录两位著名人物辩论中的字字句句。他们的现场报道覆盖了国内外报纸的头版。外国人把这一事件看作野蛮未脱的美国佬的又一荒唐行为。当我到达英国和法国时，这个案子刚刚结束。欧洲人惊奇地询问，这种怪事怎么会在本杰明·富兰克林和托马斯·杰斐逊创建的开明的合众国里发生。
审判的高潮是达罗把布赖恩当作熟知《圣经》的权威人士，制造出了被《纽约时报》称为盎格鲁-撒克逊历史上最惊人的法庭剧。在达罗尖刻、讽刺的提问下，布赖恩宣称自己相信《圣经》的《创世记》是真实的。他说，世界创始于公元前4004年，大洪水则发生于公元前2348年。
达罗问道：“难道你不知道有一些文明——例如中国、埃及——有超过5000年的历史？”
布赖恩说：“我所见到的任何证据都不能令我满意。”
达罗接着又问：“你平生从未尝试了解地球上其他民族的文明有多长久，以及他们在地球上存在了多久，是不是这样？”
布赖恩说：“是的，先生，我如此满足于基督教教义，因而从未花时间去查证与之相左的意见。我已经有了赖以生存和死亡的全部知识。”
当布赖恩被问及关于孔子和佛教时，他反唇相讥：“我觉得他们十分劣等……我满足于基督教，我从来没有感到有必要了解其他宗教。”
达罗毫不留情：“布赖恩先生，你是否相信第一位女子就是夏娃？”
“是的。”
“你是否相信她确实就是由亚当的肋骨做成的？”
“是的。”
“你是否知道该隐（亚当之子）的老婆又来自何方？”
“不知道，先生。我把这个留给不可知论者去查考。”
“你是否相信约书亚曾让太阳静止在天上？”[10]
“我相信《圣经》上的话。”
暑热难当，布赖恩汗流浃背。因为室内容纳不下大量的听众，审判被移到了法院的草坪上。翌日，布赖恩成了各大城市报纸嘲笑的对象，而美国的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不论南方的还是北方的，对这位卫道士为他们的信仰做出的有力辩护而高兴。斯科普斯被判有罪，罚款100美元。过了不到一周，布赖恩因过度疲劳而死。达罗原计划上诉联邦最高法院，但是田纳西州最高法院以不合诉讼程序为由推翻了代顿法院的判决，避免了可能的上诉。同时，州法院维持了“反进化论法”，这项法律又继续了几十年。[11]
那个晴朗的夏日，我离开时，我的家乡充斥着这样一种顽固和乏味的气氛，我对此感到厌烦。我向往去一个别的地方，哪怕几周也好。那里应当比较文明：喝杯葡萄酒或者啤酒不会被当作犯法；对宗教或其他事情随意发表意见而不用害怕获罪；生活方式绝不空虚无聊；而作家、画家、哲学家，或仅仅作为梦想家的价值即使不高出，也应当不低于庸庸碌碌的商人。在那里，你能够过自己的日子，做喜欢的事，喝醉或是做爱，而不必受葛兰地太太[12]、警察、牧师，或老师的监管。
21岁的我得出的这些印象可能并不真实。刚刚从中西部一所规模不大的大学毕业，之前的12年在爱荷华州的一个小城里度过，那是玉米带的中心，人口只有4.5万。可是我感到自己与这里格格不入，总想逃离这个庸俗的地方，去文明的欧洲。也许我在很多方面属于典型的爱荷华小镇青年。美国在哈定和柯立芝时代成了一个愚蠢的国度。这两任总统平庸得可怕，却又备受欢迎和爱戴。虽然如此，我仍然想留在美国试试机会。我相当反叛，不喜欢的比喜欢的更多，但总的来说，在这个爱荷华小镇上，生活在一个没有父亲的贫穷家庭，我的童年还算幸福。我必须努力干活，一边维持生计，一边上学。我仍然有很多玩的时间，过得很开心。我从未感到无聊，虽然无聊似乎应当是中西部“大街”型小镇的特点。我有过愤怒、灰心、悲伤，有时甚至是忧郁，但也有喜悦、兴奋、希望、爱，还有对生活永远的热情。早在21岁之前我就知道，虽然生活不容易，常常充满艰辛、荒唐，但有时是美好的；除了美国，还有其他地方；除了现在，还有永恒。我从一开始就知道。
我的那些文学偶像，刘易斯、门肯、德莱塞、舍伍德·安德森、卡尔·桑德堡，他们虽然猛烈抨击美国人的愚蠢，却热爱这个国家，在这里茁壮成长，似乎也活得相当快活。在他们锋芒的背后，你能够感受到这一点。虽然很多作家、画家和学生拥向巴黎，但除了来自中西部的门肯，这些重要人物都没有离开，他们挖掘着身边丰富的素材。不论怎样，他们提醒着你，这里是你唯一的国家。
老实说，我在大学最后一年一直有个模糊的想法——我也许能在巴黎待得长一些。但是这个想法很模糊，我还没有认真考虑过。当时我已经有了两个工作机会，一个是留在本校，一个是在不远的爱荷华州立大学。我回来后可以选择其中之一，并且和大学中的女友（我们已经订婚）尽早结婚。因为不管怎么说，我没有钱，不能在巴黎长住。我从校长那里借了100美元，头一天从叔叔那里借了100美元，他很不情愿。我估摸着这200美元能让我在欧洲待两三个月就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