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冷兵器战争究竟怎么打？
写兵种、战术之细节 补正史、古籍之缺失
揭六朝更迭种种真相 述血与剑的纷争乱世
我们通常对古代战争的想象都源自演义、小说等文学作品，但这些作品中的战争场面都不过是小说家的幻想与虚构而已，并不是真实状况。本书对各种史料进行分析与整理，从散落史书各处的战争叙述中寻找线索，借助最新的史学研究成果，为我们描绘出了魏晋南北朝各场重大战役细节，展现出丰富、生动 的历史原貌。同时，本书对骑兵和步兵的作战模式和战术演变做了详细的论述，对战争中如地理、季节、财政等因素对战事所产生的影响进行了具体的讨论。由此，本书也补充了正史、古籍所未详述之处，通过一部军事史的写作，对魏晋南北朝历史进程做出了新的诠释。
作者介绍
李硕，河北保定人。北京大学中文系本科，清华大学历史系硕士、博士，现供职于新疆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从事中古军事史、历史地理、边疆民族问题研究。著有《铁马楼船北府兵》《从大漠绿洲到玉石山谷：南新疆探索图文志》等，在《中华文史论丛》《学术月刊》《历史地理》《敦煌研究》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多篇。
部分摘录：
第一节 匈奴骑兵战术与其经济形态、社会结构的关系 最早的骑兵来源于游牧族的生活方式，中原政权组建骑兵的滥觞，则是战国中后期赵武灵王学习游牧族的“胡服骑射”。顾名思义，这种早期骑兵最重要的武器是弓箭，“骑射”是草原游牧族传统的狩猎技术和习惯战术，甚至是游牧族身份认同感的重要来源。冒顿单于在给汉文帝的信中，谈及他统一北方草原的功业，就骄傲地宣称：“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1]这不仅是战术问题，而且是与游牧族的生活形态密切相关。《史记·匈奴列传》保存了战国至西汉中叶包括匈奴在内的北方游牧族的珍贵史料，其中对游牧族战术素养的描述是：
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用为食。士力能弯弓，尽为甲骑。[2]
射猎本身就是匈奴等游牧族人经济生活的一部分，这直接影响了游牧者的战术形式。根据司马迁的记载，匈奴等草原民族采用单兵骑射战术，几乎从不与敌军进行近距离的冲击肉搏作战：
其长兵则弓矢，短兵则刀鋋。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礼义。[3]
其攻战，斩首虏赐一卮酒，而所得卤获因以予之，得人以为奴婢。故其战，人人自为趣利，善为诱兵以冒敌。故其见敌则逐利，如鸟之集；其困败，则瓦解云散矣。[4]
游牧族的传统习惯战术是“骑射”而非冲击肉搏，这不仅有生活习俗、战术层面的原因，也和草原游牧族缺乏中央集权有直接关系。因为在飞驰的、无马镫的马上进行冲锋肉搏的近战，骑士的伤亡概率很高，尤其是在对抗中原密集的步兵军阵时。只有严厉的军事纪律才能强制士兵们投入肉搏作战，但草原上恰恰缺乏这种政治传统。拉铁摩尔在《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中已经发现，北方草原的权力趋于分散，领袖对部属的权威和控制力远不如汉地，当游牧族部属对领袖失去信赖，很容易带着畜群远走他乡。拉铁摩尔认为，这是游牧生活天然具有的“移动性”所致。[5]巴菲尔德在这方面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他对游牧帝国权力结构的总结是：
内陆亚洲游牧国家以“帝国联盟”的方式组织起来，它们在对外事务上是像国家那样独裁的，但内部组织则是协商与联盟化的……
在地方层面上，部落结构依旧维持自身形式，在权力来自于自身民众支持而非帝国任命的部落酋长的统治之下。故而，在地方层面国家结构变化甚小，无法最终确保将草原上掳掠成性的当地人联合起来。……帝国政府垄断了对外及战争事务，使帝国在相关问题上作为一个整体而与其他力量讨价还价。[6]
巴菲尔德是从游牧社会与中原汉地的政治关系层面来论述的，并未聚焦到骑射战术这么微观的层面，但他的结论对于讨论游牧族战术仍有重要意义。狄宇宙专门考察匈奴帝国的权力体系，也得出了和巴菲尔德类似的结论：
很显然，在中国的政治家中存在着一种观点，认为单于的权力与中国的皇帝相比较而言，是非常有限的……
我们通过对汉王朝与匈奴外交关系的考察表明，从公元前198年到公元前133年期间，中国北部边疆地区不断遭受侵袭，因为在匈奴人的部落联盟中缺少一个绝对的权威，以确保贯彻落实和平条约的内容。[7]
狄宇宙也注意到了司马迁对匈奴骑射战术的描写，他认为，司马迁这种记载是出于一种道德上的不屑，和古希腊、罗马人对草原民族的描述如出一辙。[8]本书则认为，这种骑射游击战术与游牧族松散的权力结构有直接联系：匈奴人骑射作战“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见敌则逐利，如鸟之集；其困败，则瓦解云散”，参战动机是为了劫掠财物致富，来自单于的赏赐不过是象征性的一杯酒而已，首领对下属战士没有绝对权威，无法强制他们从事过于危险的行动，所以匈奴人从不与敌军进行硬碰硬的正面作战，也不会采用危险的肉搏冲击战术。从战国到汉代前期，游牧族从未与中原主力军队进行过正面大规模决战，也从未进行过对城池、堡垒的大规模攻坚战。[9]
反观中原，自春秋末年以来，步兵开始成为战场主力兵种，严格的纪律一直是步兵作战的基本原则，战术则是列成密集的队形，与敌军进行面对面的砍杀肉搏。孙武为吴王阖闾训练宫女“吴宫教战”“三令五申”的故事，就是最早的典型例证。战国初期，中原列国通过变法运动，都确立了这种中央集权政治下的军事模式，军队是由国家财政供养的军事机器，战争行为是为了贯彻统治者的意志，军事统帅对士兵拥有绝对权威，可以命令士兵们投入哪怕是必死的肉搏作战。两相对照可以发现，匈奴等游牧族骑射、游击的战术形式，与其生活方式和社会权力结构有直接关系。
第二节 《六韬》中的战国骑兵战术原则 自战国中后期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改革以来，中原政权也学习游牧族战术组建了骑兵部队。骑兵和春秋时盛行的战车一样可以高速奔驰，对地形的适应性又高于战车，但当时骑兵尚无马镫，难以进行正面冲击作战，只能用弓箭射击，和战车的战术有很大区别，所以尚无法完全取代战车。《六韬·均兵篇》对车、骑兵战术特点进行了比较：
车者，军之羽翼也，所以陷坚陈，要强敌，遮走北也；骑者，军之伺候也，所以踵败军，绝粮道，击便寇也。[10]
可见战车是用强攻手段直接冲击（“陷”）敌步兵主力军阵，或者截击（“要”）行军状态的强敌；而骑兵则主要负责侦察任务（“伺候”），依靠其机动性破坏敌军后勤运输（“绝粮道”），与敌较小规模的机动部队作战（“击便寇”）。车骑两者分工迥然有别。当然，两者的共同点是速度快，当敌军已经溃散奔逃时，两者都可以参与追击歼敌，但其任务详细区分起来仍有不同：战车“遮走北”，“遮”是从正面阻截；骑兵“踵败军”，“踵”是尾随于后，仍侧重追踪引导而非直接战斗。
《六韬》的《战车篇》和《战骑篇》分别列举了适合车、骑作战的“八胜之地”“十胜之地”。此“地”不是狭义的地形，而是车、骑兵攻击敌军的各种时机和方式，即战术。《战骑篇》的“十胜”实际只列举了八种情况（条目序号为本书所加）：
（一）敌人始至，行陈未定，前后不属，陷其前骑，击其左右，敌人必走；
（二）敌人行陈整齐坚固，士卒欲斗，吾骑翼而勿去，或驰而往，或驰而来，其疾如风，其暴如雷，白昼如昏，数更旌旗，变易衣服，其军可克；
（三）敌人行陈不固，士卒不斗，薄其前后，猎其左右，翼而击之，敌人必惧；
（四）敌人暮欲归舍，三军恐骇，翼其两旁，疾击其后，薄其垒口，无使得入，敌人必败。
（五）敌人无险阻保固，深入长驱，绝其粮路，敌人必饥；
（六）地平而易，四面见敌，车骑陷之，敌人必乱；
（七）敌人奔走，士卒散乱，或翼其两旁，或掩其前后，其将可擒；
（八）敌人暮返，其兵甚众，其行阵必乱，令我骑十而为队，百而为屯，车五而为聚，十而为群，多设旌旗，杂以强弩，或击其两旁，或绝其前后，敌将可虏。[11]
第一条是针对敌军步兵阵列还未排好时进行攻击。第二、三条针对的是敌军已经部署完毕的步阵。其他都是攻击在行军甚至逃跑中的敌人，以及骚扰敌后方，破坏粮运。值得注意的是，对敌人步兵，骑兵都是采用“薄”“翼”的战术，即贴近敌军奔驰但不正面冲锋，同时射箭给敌军制造紧张气氛。因为步兵大量装备长柄兵器，如《六韬》所举万人之军中，有三千使用矛盾、戟盾的士兵，会部署在受敌军威胁最直接的方位。无马镫的弓箭骑兵直接冲击这种军阵，无异于自蹈死地。《六韬·战骑篇》列举了骑兵“九败”的情况，第一条就是攻击敌步阵，“凡以骑陷敌，而不能破陈，敌人佯走，以车骑返击我后，此骑之败地也”。可见骑兵贸然冲击步阵是很难获胜的。
特殊情况下，战国骑兵也可以冲击陷阵，但那是针对敌骑兵，而非队列严整的步兵，《六韬》骑兵“十胜”战术第一条，“陷其前骑”，攻击的是敌军骑兵，因为敌骑兵这时正在保护“行陈未定”的步兵，需将其驱逐，才能驱散正在列队的敌步兵。“十胜”的第二条，敌步兵“行陈整齐坚固，士卒欲斗”，是最难强攻的局面。此时骑兵的战术是对敌阵“翼而勿去，或驰而往，或驰而来”，靠马群快速奔驰制造巨大声势和尘土，“其疾如风，其暴如雷，白昼如昏”，以震骇敌步兵，使其丧失斗志而溃逃。但对于这种战术的效果，《六韬》作者只说“其军可克”，“可”表现一种可能性而非必然性，与其他诸条“必走”“必惧”“必败”“必乱”的承诺完全不同。其实面对阵列严密的步兵，这种紧贴战术危险性很大，因为接近步阵的骑兵必然受到敌弩箭射击（《六韬》所举万人之军中，弓弩手有六千名），在奔驰的马背上不便发力，骑兵所用的弓远不如步兵弓弩射程远，战马作为射击目标也较大，而且步兵还能得到盾牌的保护。所以战国和秦汉之际，几乎没有单纯骑兵击败成建制主力步兵的战例。
第三节 秦汉之际的骑兵战例 赵武灵王改革以来，骑射战术被引进到中原。但骑兵对草原民族和中原政权的意义并不相同：草原民族只有骑兵；中原政权的主力是步兵，骑兵和战车兵都扮演步兵的辅助角色。此时骑兵在中原未能担负正面冲击职能，一方面是因为还没有马镫提供技术支持；战术习惯上的因循则是另一个原因，因为战国到汉初的骑兵很多都来源于游牧族，他们还保留着在故乡的战术习惯。在楚汉战争中，来自游牧族的楼烦骑兵就极为活跃：“项王令壮士出挑战，汉有善骑射者楼烦，楚挑战三合，楼烦辄射杀之。”[12]注引应劭曰：“楼烦胡也，今楼烦县。”可见楼烦胡人以其骑射技艺在汉军中服役。汉军骑将灌婴斩、俘的战功里，也有很多“楼烦将”，可见秦军和楚军中也有很多楼烦骑士服役，且一直坚持着家乡的骑射技艺。
从秦汉之际战争的记载看，当时骑兵主要负担侦察、骚扰、破袭敌军粮道和后方等辅助性任务，作战的主要对象是敌军的骑兵及零散步兵，不能对抗敌主力步兵。这和《六韬》中的骑兵使用原则完全一致。下面主要总结刘邦在反秦战争及楚汉战争中组建、运用骑兵的过程，从而探讨这一时期骑兵的实战特点。
抗击敌骑兵的职能：《六韬·均兵篇》说骑兵的主要用途之一为“击便寇”，即与敌非主力的机动部队作战。在刘邦军队发展的初期，“便寇”主要是突然来袭的敌骑兵（有时也兼有车兵）。刘邦的骑兵部队和战术就是在与敌优势骑兵的对抗中逐渐形成的。在秦二世二年（前208年）刘邦起兵不久，在攻略到砀郡境内时就遭到了一支秦军车骑部队的攻击。《史记》载此战：“是时秦将章邯……至砀。东阳宁君、沛公引兵西，与战萧西，不利。”[13]当时章邯正带领秦军主力与陈胜所部作战，大概是出于对刘邦势力扩张的担心，章邯派车骑部队紧急北上迎击，刘邦军战斗失利退保留城：
又攻下邑以西，至虞，击章邯车骑。[14]
攻蒙、虞，取之。击章邯车骑，殿。[15]
《史记》注家对周勃的“殿”有不同解释，其中两说较有道理，一说“在军后曰殿”，一说“上功曰最，下功曰殿”。此战刘邦败退，周勃可能负责殿后阻击，任务虽然完成但有较大损失，所以评定为下等功。这应是以步兵为主的刘邦义军首次与敌成建制的车骑部队作战，受了挫折但未致全军覆没，也说明秦军车骑部队在没有步兵配合的情况下难以全歼敌军。
刘邦收拢败兵，再次攻击砀郡得手，征集到五六千人的队伍。此时刘邦部队中开始有骑兵的记载，应主要来自克砀郡后争取到的秦军骑兵。不久他“闻项梁在薛，从骑百余往见之”[16]。可见此时刘邦只将骑兵作为自己的亲随保卫部队，部将靳歙以“中涓”之职为刘邦统领骑兵，而“中涓”本是内侍性质的官员，[17]为刘邦驾车和统领战车的夏侯婴也是中涓之职。后来刘邦的骑兵部队称为“郎中骑兵”，也是贴身侍卫之意。这一时期，刘邦部属诸将应该也会俘获一些敌骑兵或战马，分散在各自军队中使用。
秦二世三年（前207年），刘邦受命西进入关。当转战到南阳时，“收军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