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作为日本电影巨星，仲代达矢九十高龄仍活跃在电影界与戏剧舞台。他无比丰厚的从影经历是日本电影史的宝贵财富。
在日本电影的黄金期（1960年代）仲代达矢与黑泽明、成濑巳喜男、小林正树、五社英雄、冈本喜八等著名导演合作无间，共同铸就了无数经典电影，他与三船敏郎、高峰秀子、原节子、胜新太郎等名演员共同工作的经历也是独一无二，由此堪称电影史的活证人。
本书是他晚年接受电影史研究学者春日太一访问的精华，他娓娓道来自己的片场经历，各个名导、名演员的接触印象，是引人入胜的回忆文字。
作者介绍
春日太一
1977年生于东京，时代剧和电影史研究学家，在日本大学大学院获得艺术学博士学位，著有《天才胜新太郎》《时代剧不会消亡》《仁义日本的沉没》《市川昆与“犬神家族”》《鬼才五社英雄的一生》等书。
部分摘录：
表演者的成长之路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就在这年的5月我的父亲去世，一家人四分五散……家境异常贫困，当时我只有九岁。
父亲初婚时生了姐姐，后来第一任妻子去世后，再娶了我的母亲，然后我和弟弟妹妹陆续出生。我于1932年出生于东京都目黑区的五本木，后来因父亲调动工作，全家搬到了千叶县的津田沼。父亲在京成电铁公司当公交车司机，由于他调到津田沼营业处，所以我就在那里上了小学。
父亲1941年去世后，我们全家流落街头。患有哮喘的母亲、姐姐和我以及年幼的弟弟妹妹被从津田沼的职工宿舍赶了出来。缘分真是不可思议，我们租住的地方是“无名塾”现在所在地用贺附近的长屋(1)。母亲在用贺的一家西式裁缝店打杂，姐姐在一家知名的被褥店工作，一家得以维持生计，我则转学到用贺的小学。
即便如此，生计还是难以为继，那时报纸上刊登了一则招聘启事，一家位于青山的律师事务所招门卫，并且这份工作还可以拖家带口，白天在事务所端茶递水，晚上全家睡在那儿看门。母亲获得了这份工作。这个律师事务所位于青山六丁目，于是我们全家都搬了过去。
我转学进了青南小学，这所学校是当时军国政治军人和政治家的子女进的精英学校，跟我同年级的就有山本五十六的儿子，还有二战结束时曾任陆军大臣的阿南（阿南惟几）大将的儿子，母亲领着我们进了这个“普通人进不了的”学校。
在战争期间，住在那一片是没有身份等级差别的，因为那里接连不断遭受炸弹的袭击。学校的老师告诉我们：“这里不是你们该来的学校”，会吵架的妈妈毫不畏缩，说了些类似于“什么？那么我去告你们！”这样的话，于是老师说：“算了算了，那好吧！”我母亲就是这样一个人。
五年级的时候，当时实行“集团疏散”政策(2)，于是我和弟弟离开了家人，开始独立生活。由于是精英学校的缘故，并没有被疏散到很远的地方去，这是考虑到便于与家人见面。我的疏散地是在位于京王线上的仙川站，下一站叫“金子站”（现在叫“杜鹃花山岗站”），弟弟被疏散到那里的一家寺庙，我姐姐则去这家寺庙当了一名做饭工，母亲独自留在青山的律师事务所。
那时东京还没有遭到空袭，但（美军）对日本的轰炸已经准备就绪。首个轰炸目标就是军队据点“中岛飞机”(3)的飞机场。仙川就在飞机场旁边，尽管这里是疏散地，但还是遭到了格鲁曼战斗机的机枪扫射，我们躲进寺庙墓地的角落里。那段时期过得非常艰辛，没东西吃就吃牙膏，有的孩子甚至吃自己的大便，真的是处于一种饥饿状态！
到了1945年，我小学毕业，从疏散地回到了东京，回到家后，发现有一个没见过的婴儿。我问母亲是怎么回事，母亲回答说：“是你弟弟！”原来是我母亲和那个律师生的孩子。不过，那个律师是有老婆的，也就是说我母亲成了小妾。毕竟是自己的亲生儿子，那个律师于是给我们在涩谷租了间房子，我们搬到涩谷之后，就遇上了空袭。
1945年4月正好我要上初中，当时根本没什么入学考试。如何说才好呢？那个律师既不是我的父亲，也算不上是养父，他的弟弟在北丰岛工业学校当教导主任，那时我住在京王线的千岁鸟山。所以我坐京王线电车到新宿，从新宿坐国铁到池袋，再在池袋坐东上线到中板桥，就到了北丰岛工业学校。但是空袭几乎日日不断，有时上学途中就会响起防空警报，一路经过焦黑的尸体。后来我从那儿退学，转学到位于世田谷的东京都立重机工业学校，这里离千岁鸟山很近，并从这里毕业，接着迎来了战争的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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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再长五岁的话，肯定会被军队招去当兵。那时全国上下只考虑一件事：为国捐躯，以死效忠天皇陛下。不过，如果年龄再大一点的话，可能会出现各式各样的批判精神吧。我们这些出生于1932年至1935年的人，接受的教育几乎都是为效忠天皇陛下而死，即“战斗到只剩一兵一卒”。每天被逼迫进行竹枪训练，小学里就有军官，为的是在紧要关头与美军作战。现在想来，我还是不能理解为什么美军已经投放原子弹了，还要那么做。
我们曾一直坚称“英美是魔鬼畜生”，但1945年8月15日之后，大人们一夜之间都变成了亲美派，年少的我曾陷入思考：“人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他们曾经信誓旦旦“以死效忠天皇陛下”，所以我对人陷入了一种极度不信任……
家里为了吃饭而发愁，千岁高中原名府立十二中，位于千岁鸟山，我在这里上了四年夜校。白天我几乎都是在鸟山初中、小学部当所谓的勤杂工，倒茶装水，干得最多的是誊写印刷。
那时“日本教职员工会”势力高涨，高喊“共产主义公平对待”。他们喊着这样的口号，却让我每天去给他们买午饭。我自己都没有吃的，却要给老师们买炸土豆饼来分，没有一个人对我说“你也吃一个吧”，这哪里是什么共产主义！
我打着各种零工，在一片废墟中度过了一天又一天。我那时是一个很内向的孩子，不善于抛头露面，从来没有想过当演员，也没有参加过学校的文艺表演。但是，仅凭高中夜校毕业的学历难以养活自己，当时即便是大学毕业，找工作也很困难。现在虽说找工作很难，但当时比现在难度更大。
最近，我去了用贺的一家烤肉店，那家店挺贵的，我都感觉消费有点太高了，那时带着五六个孩子的一家人也来用餐，一个劲地点肉。即便去寿司店，有的家庭也会点“金枪鱼腹部肉”(4)，有钱人还真不少啊！总体而言，其实现在的实际情况并不容乐观，但是与过去战争非常时期比起来要好很多，那时的“吃”可意味着是不是吃一粒粒的米。
之所以想去当演员，也是因为生活难以为继。那时我在大井赛马场工作，那里的同事对我说：“你长得很帅，去当演员吧。”就这么一句话，让我萌生了当演员的念头。
我喜欢看外国电影，为看电影节衣缩食，三顿饭缩减成一顿，一年可以看三百多部电影。为了看一部电影，我可以通宵达旦从新宿走回位于千岁鸟山的家。那时看的都是美国和法国影片，因为日本的影片只有宣传国家政策的电影。那些电影让我受到了很大的震撼：竟然有这样的世界！真是太有趣了！竟然有这样的生活方式，真想成为像主人公那样的人！
在电影院买的宣传册上一般都会刊登演员的个人履历，我发现国外演员一定会在什么地方学习表演基础知识。美国和法国在大学里都设有表演专业，还有一些演员学校，在法国已经属于国立性质。在日本戏剧界，要成为一名剧团成员，必须先当很长一段时间的研修生，有实力的人才能入行。在电影界，采取的则是一种让新人不断担任主演，通过优胜劣汰来遴选的演员培养制度。
那时，我听说有一个名为“俳优座养成所”的专门演员学校，所以我想进入这所学校，尽可能学习一些基础性专业表演技能，然后当一名演员。于是，我参加了这所学校的入学考试，并被幸运地录取了。听说俳优座养成所有这样一个原则：不管在入试时戏剧表演得如何，更倾向于录取个子高大的人。
我是作为四期生进入该校的，此前我一直都是白天工作，晚上上夜校。入学后，就像读大学一样，白天在养成所上课，晚上打工。我曾在弹子屋干过两年，不知道现在的弹子屋是怎样的，那时我的工作是在机器后面调整钢珠的进出，尽干些这样的事。每天半夜三点左右才能睡觉，早上七点左右起床，然后去演员学校上九点开始的课。
那时没有钱，勉强凑齐到涉谷的电车车票钱，每天从涩谷跑到养成所所在的六本木，夏天和冬天穿着相同的衣服，冬天则是把几件衣服套在一起穿。
过着如此艰难的生活，加上天生性格有些忧郁，我不喜欢抛头露面。
我自小起，性格胆怯，寡言少语，小学从没有参加过文艺表演，用我母亲的话来说，只有我出生时的那一声“哇”的哭声还挺大，之后就不哭也不闹。母亲曾担心我是个结巴，还带我去看过医生，我小时候就是这样一个不爱说话的孩子，到了初中、高中后也没有改变。
因为有这样的自卑情结，所以那时我觉得自己像普通人那样循规蹈矩的话，是难以追赶得上别人的，因为在养成所光同期学员就是50个竞争对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