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继《戴老师魔性诗词课》畅销30多万册后，
全网超1000万粉丝翘首以盼的新作，重磅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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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用尽了自己的洪荒之力，以不负这本书的读者！”——戴建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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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注40年心血研究，深入解析20多位诗人的100多首经典诗作。
“国民教授”戴建业带我们领略上官仪的风韵，感受陈子昂的风骨，品味王维的“诗中画意”，惊叹杜甫的“语不惊人死不休 ”，感叹李白的豪放飘逸，体验岑参的奇才奇气，领悟孟浩然的“佛性”，体会王绩的孤独，感悟王昌龄的侠骨柔情……身临其境地和陈子昂一样的“怆然 而涕下”，和李商隐一起“一寸相思一寸灰”，和杜牧一起“菊花须插满头归”……
从初唐、盛唐、中唐，到晚唐，穿越历史的时空，走进唐朝那些大诗人的心灵境界，感受他们内心的丰富，体验他们情感的深沉，让我们的人性更加成熟，想象更加丰富。
作者介绍
戴建业，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古代文学学术带头人。
他机智幽默的教学风格，亲切率真的人格魅力，深受学生们的喜爱，被评为华中师范大学首届研究生“我心目中的好导师”第一名，还被广大网友称为“国民教授”“别人家的老师”。
他的讲课视频流传到网上后，获得数亿次播放，并引发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等争相报道。还被《人民日报》评论：戴建业“红”得有理。
畅销代表作品：《戴老师魔性诗词课》等。
部分摘录：
引言 唐诗的风景 1．争奇斗艳 海外汉学家常说，“中国是个诗的国度”，这种恭维我们受之无愧。
你们信不信，无论说这句话的人，还是听这句话的人，估计他们首先想起的就是唐诗。
王国维说“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每一代都有自己最发达的文体，如先秦的散文、汉代的辞赋、元代的曲和明清的小说，而在封建社会鼎盛时期的唐宋，最兴盛的文体当首推诗词，“唐诗宋词元曲”早成了口头禅。不过这三者之中，唐诗不仅比宋词元曲的成就更高，而且影响比它们更大。
大唐王朝（618—907年）在我国历史上是个很“牛”的朝代。我们常常说“汉唐盛世”，中国的主体民族——汉族，就是因汉王朝而得名，而今天海外华人聚居的地方，往往都称为“唐人街”。
还是从头说起。
唐王朝收拾了短命隋朝留下的烂摊子，迅速把经济推向了全面繁荣，接连出现了“贞观之治”和“开元之治”的盛世，国内堪称清平富庶，对外更是军威远振，即使“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经济的发展也没有陷于停滞，许多方面还像战乱前一样昌盛繁荣，因而唐朝——尤其是盛唐——的一般士人，对自己的民族和时代充满了自豪感，由衷地赞叹“生死大唐好”（《敦煌曲子词集》中的《献忠心》）(1)。国家的统一使各民族的大混战变为各民族的大融合，与异域的国际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加之相对开明自由的文化政策，对思想学术兼容并蓄的宽宏态度，使各种宗教、各种思想、各种学术、各种艺术、各种风俗相互碰撞、交融、借鉴，活跃了人们的思想，丰富了人们的情感，刺激了人们的想象。
以诗赋取士这一科举制的确立，打破了门阀士族对仕途的垄断，一大批中下层士人有机会在政治舞台上一显身手，社会给他们提供了创造历史的机会，同时也赋予了他们对历史的责任感，激发了他们对事业的远大抱负，培育了他们对自己才能高度的自信心。
既然诗赋是入仕的阶梯，学诗和写诗就成了士人终身的必修功课，这促进了诗歌的普及和诗艺的提高。特别是经过六朝（222—589年）诗人的艰苦探索，到唐初，一种新型诗体——近体律绝已具雏形，五七言古诗也日臻成熟。以上种种因缘使得唐人在诗歌创作中表现出惊人的才华，涌现出一大批天才勃发且创造力旺盛的诗人。除李白、杜甫这样伟大的诗人以外，还有几十位开宗立派的诗歌大家、名家，在诗国里取得了光前耀后的成就。
《全唐诗》所录的两千多位诗人中，既有当朝天子，也有舟子樵夫；既有莘莘学子，也有赳赳武士。诗体包括古体和近体，从五言、六言、七言到杂言。诗风或雄壮或纤秀，或平淡或秾丽，各种诗体异彩纷呈，各种风格争奇斗艳。
2．济世情怀 唐诗反映生活的广度与深度都超过前人，从诗情到诗风都展示了新的时代风貌。
唐代诗人的主干是一些朝气蓬勃的世俗士子，他们向往和追求的是意气和功业，魏晋以来所津津乐道的“无为而治”与他们的思想情感格格不入，连濡染道家思想很深的李白也声称“怀经济之才，抗巢由之节”（《为宋中丞自荐表》），立志要“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有唐一代虽然儒、释、道并行，但积极入世的儒家思想仍然或明或暗地是一般士人的精神支柱。
因此，回荡在唐诗中的主旋律是“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的爱国热忱（杨炯《从军行》），是“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的雄心壮志（李白《行路难》），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远大抱负（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是“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介入态度（白居易《与元九书》），是“平生五色线，愿补舜衣裳”的献身精神（杜牧《郡斋独酌》），是“欲回天地入扁州”的济世情怀（李商隐《安定城楼》），是“诗旨未能忘救物”的历史责任感（杜荀鹤《自叙》）。唐诗中所表现出的颓唐、失望和痛苦，大多是诗人在壮志难酬时的消极反应。唐诗较少抒写对现实的逃避和超脱，很少表现对声色的贪婪占有与享受。
唐诗不像魏晋诗歌那样高风绝尘，也不像南北朝诗歌那样淫靡艳俗，“济苍生”和“安社稷”是它们最突出的主题。
从山水田园的清幽到边疆塞外的烽火，从皇帝后妃的宫廷到平民百姓的白屋，从军国大事到男女相思，现实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被“采入”诗中。它们真实而深刻地反映了唐代各阶层在国家强盛时的欢乐、昂扬、进取，在国家动乱时的彷徨、苦闷、奋争的精神面貌。展现了唐代社会由盛转衰的历史进程，揭示了伴随这一历史进程的社会心理，并揭露了这一历史进程中各种重大的社会矛盾。诸如上层的穷奢极欲、好大喜功、草菅人命、贪婪残暴，下层人民的疾苦、孤儿寡妇的呻吟、失宠宫女的哀怨……唐代诗人勇于直面社会和人生，无论是揭露腐败还是哀怜孤寡，处处表现出高度的责任感和深厚的同情心。
艺术上，唐代诗人同样具有非凡的创造力。他们以“不薄今人爱古人”的广博胸怀，虚心学习古今中外的艺术经验，却又不拜倒在前人的脚下，而是通过转益多师来独树一帜，通过熔铸百家以自成一家。从初唐的“犹带齐梁艳俗”，发展为盛唐的“声律风骨兼备”，接着是“诗到元和体变新”，直到晚唐仍然“夕阳无限好”，唐诗的艺术特征及其成就是在唐朝一代又一代诗人的不断创新中形成和实现的。唐诗每个发展阶段的成就虽大小不一，但各有不同的特色，各有不同的景观。
3．初盛中晚 明朝有个叫高棅(2)的诗论家，编了一本《唐诗品汇》，它是很有名的唐诗选本，在这本诗选的总序中，他把唐代诗歌的发展分为了四个历史时期：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后世对划分阶段的具体时间虽有争论，但唐诗史一般还是依初、盛、中、晚来划分的。
唐初诗坛仍沉浸在“梁陈宫掖之风”中，宫廷诗人上官仪还将六朝以来积累的对偶、音韵等技巧程式化，提出“六对”“八对”等名目，一方面使诗风趋于轻靡浮艳，另一方面又促进了格律诗的形成。这一时期只有王绩能自拔于时流，诗风朴质真率。
当然，真正显示出时代特色的是稍后的“初唐四杰”，虽然他们并没有廓清“积年绮碎”，遣词的“华靡”仍“沿陈隋之遗”，但其“骨气翩翩，意象老境”已“超然胜之”（王世贞《艺苑卮言》），更重要的是让诗歌走出了宫廷，面向广阔的现实社会，歌行的笔力恣肆奔放，律绝的音韵也趋于圆美和谐。
沈佺期、宋之问总结前人有关诗歌形式的艺术经验，完成了律诗“回忌声病，约句准篇”的任务，使律诗在形式上基本定型。
陈子昂结束了初唐诗坛，并为盛唐诗坛拉开了序幕。他在诗史上的主要贡献是：在理论上批判了齐梁诗歌“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的流风，明确提出了诗歌革新的主张（陈子昂《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在创作上继承了从《诗经》到汉、魏的优良传统，形成了自己质朴刚健的诗风，从而把唐诗的发展引向了健康的道路。
从玄宗即位到代宗登基（712—762年），这半个世纪是唐诗发展的顶峰，文学史家把它称为“盛唐”。
在这之前诗人的技巧还不娴熟，诗歌的色彩不是失之干枯就是过于浓艳，辞藻要么堆垛华靡，要么质木无文。在这之后诗人的精神失去了平衡，他们的艺术趣味也因此显示出般般病态：不是追求轻俗就是追求险怪，或者崇尚奇僻或者偏嗜苦涩。恰恰这半个世纪中诗人的精力弥满趣味纯正，诗歌生气贯注博大浑厚，并完善了各种诗歌体裁，创造了各种诗歌风格，形成了不同的诗歌流派。
盛唐社会为一大批士人提供了优裕的物质条件，释、道盛行又激起了他们对山水林泉的向往，对于已入仕的诗人来说，徜徉山水或者是政治失意的补偿，或者是功成身退后的归宿；对于未入仕的诗人来说，它可以作为踏入仕途的“终南捷径”（《新唐书·卢藏用传》），因此，以王维、孟浩然为代表的山水田园诗派应运而生。他们继承了陶渊明、谢灵运的艺术传统，发展和丰富了前人刻画山水的表现技巧。不过，王、孟等人的山水田园诗与陶、谢的山水田园诗在思想情感上有诸多差别：包括陶、谢在内的六朝山水田园诗产生于对现实的灰心失望，诗人们以自然的优美来反衬社会的污浊；盛唐的山水诗人却深感“端居耻圣明”，通常不满足于在现实生活中扮演“坐观垂钓者”的角色（孟浩然《望洞庭湖赠张丞相》，一名《临洞庭湖赠张丞相》），这时的山水田园诗主要表现的是对现实的“介入”和肯定，热爱自然与热爱时代在这些诗中获得了有机的统一，它们反映了那个时代和谐宁静的一面。孟浩然善于从平常的景物中发现隽永的诗意，用白描的手法创造蕴藉含蓄的诗境；王维善于应用各种体裁和驾驭各种题材，尤其是山水诗的取景构图别具匠心，创造了“诗中有画”的优美境界。
相比山水田园诗，盛唐以高适、岑参为代表的边塞诗更能反映那个积极昂扬而又热情浪漫的时代，他们在边塞诗中抒发了战斗的豪情和民族的自豪感，讴歌了戍边将士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刻画了“四边伐鼓雪海涌”的战斗场面（岑参《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记下了将士们“不破楼兰终不还”的豪迈誓言（王昌龄《从军行》），揭露了“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的军中腐败（高适《燕歌行》），也留下了“胡儿眼泪双双落”这种战后的惨象（李颀《古从军行》）。边塞诗人笔下多的是悲壮景象，多的是塞外奇观，多的是宏伟场面，多的是浪漫气息。高适往往直抒胸臆，前人称其诗“尚质主理”（陈绎曾《吟谱》，引自明代胡震亨《唐音癸签》），对战事的反映严峻深刻，诗风粗犷厚重。岑参表现了当时普遍的尚武热情，以急促、多变、高亢的语言描绘奇特壮丽的边塞风光，呈现出奇峭奔放的美学风貌。王昌龄的边塞诗则专拣短小的七言绝句，描写征夫思妇缠绵的思念和将士为国立功的壮志，深挚婉曲，格调天然。
“盛唐之音”的杰出代表无疑是李白和杜甫，他们同为盛唐文化孕育出来的诗国伟人，同样具有博大的胸怀、恢宏的气魄、健全的人格、深厚的同情心，以及对祖国和人民无私的爱，他们的诗歌具有史诗般的宏伟风格和高度的艺术技巧。他们以不同的创作方法反映了盛唐的兴盛与衰微，表现了我们民族在这一特定历史时期心灵的骚动。他们身上那种巨大的艺术创造力，那种不可替代的天才，那种对时代走向和本质的敏锐直觉和深刻把握，在中国古代诗人中罕有其匹。他们个性、气质和才情的不同，他们诗歌内容、风格和创作方法的差异，正好揭示了他们所处时代文化内在的丰富性。李白为人热情奔放，豪迈不羁，他的诗歌表现了那个时代蓬勃向上、浪漫豪放的精神；杜甫为人稳健节制，博大深沉，他的诗歌深刻反映了盛唐由盛转衰的痛苦历程。在李白那里的纵情欢乐、无限憧憬、恣意幻想；在杜甫那里则表现为忧心忡忡、痛苦的反思和大胆的揭露。因而，李白的诗风豪放飘逸，杜甫的诗风却表现为沉郁顿挫。李白的笔力变化极于歌行，特别是在七言长篇歌行中，他把神话、幻想、夸张融为一体，语言上随意挥洒，结构上大开大合，为我们展示出雄伟奇幻的艺术境界。他同时是五七言绝句的圣手，喜欢用口头语来写眼前景和抒胸中情，却别具弦外音和味外味。无论是其歌行，还是其绝句，都兼有他天马行空般的豪气和艺术上行云流水般的高妙，只是歌行体的笔势酣畅淋漓，一气奔涌，绝句的笔势则自然流走，含蓄不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