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世界钱币2000年》：钱币的历史，也是人类文明、世界经济的演进和发展史。波澜壮阔的人类历史的每一点兴衰变化，无不凝缩在一枚枚小巧而精致的硬币上。伯恩德·克鲁格在本书中介绍了何为钱币学，从古希腊罗马时期希腊人如何发明了金属货币，到中世纪欧洲国家的硬币制度，再到近代不同国家的硬币以及20世纪后的硬币使用，以宏观的视角细致梳理了钱币发展的历史脉络。全书以时间顺序展开，结构完整、条理清晰、以小见大，堪称一本简洁扼要的世界钱币史入门读物。
《德国大历史》：本书以简明而又多层次的方式带人们穿越德国历史，从大约2万年前的气候变化以及随之开始的人类重返中欧，直至当今时代。作者安德烈亚斯·法迈尔成功地将“长时段历史”与“事件历史”两种叙述方式相结合，解析了旧帝国的诞生，并跨越宗教改革和宗教战争，描述了三十年战争之后的德国政治和宗教秩序。人们跟随作者穿过大革命时代、德意志联邦、第二帝国，直至20世纪，看到诸多重大事件轮番上演，看到德国先后经历魏玛共和国、“第三帝国”、两德分裂，并最终重新统一。本书是了解德国宏观大历史的纲要式入门读物。
《罗马兴衰1200年》：本书从全新的多维视角分析罗马的历史。从统治者的拥趸们社会阶层的分布，分析政治斗争和战乱割据乱局之下潜藏的暗流。从聚居方式分析民主政体与共和政体的形成。罗马是如何造就当时世界军队的。罗马帝国强盛与陨落的真实原因，都潜藏在那些被忽略的日常事件中。是什么撼动了帝政的根基；经历过“人类史上最幸福的时代”后，罗马遗失的秩序和灭亡的原因这一系列问题，书中都有独到的分析和结论。
《大英帝国3000年》：这是一本展现了英国历史全貌的精彩著作。杰里米·布莱克将3000年的大不列颠浓缩在此书中，带读者进行了一次令人叹为观止的英国历史之行。该书以年代为轴，从战争、政权更迭、经济和文化发展等方面，介绍了英国是如何从一个小小的岛屿国家逐渐壮大并一步步成为“执世界之权柄”数百年的大英帝国，又是如何逐渐式微的。书中以当今大热的苏格兰独立公投事件为契机，展现了现代“英国化”的发展进程。
《世界文明5000年》： 本书以时间和空间为线索，精妙串起了世界文明5000年，为读者展现了从公元 3500 年前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两河流域文明始，至20世纪二战结束时止的世界发展轨迹。从亚历山大大帝到希特勒；从迦太基共和国的兴亡到阿拉伯王朝的兴起；从唐朝的繁盛到美国南北战争，几乎囊括了世界上所有的历史大事件，既包罗万象，又清晰明了。所有遥远的历史都成就了今天的我们，通过本书，读者可以构建一幅架构清晰的脑内世界文明索引图。
作者介绍
伯恩德 克鲁格，2014年之前是柏林国家博物馆-普鲁士文化遗产造币委员会主任，也是柏林洪堡大学中世纪钱币学的名誉教授。
安德烈亚斯·法迈尔，德国法兰克福大学（全称约翰·沃尔夫冈·歌德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大学）现代史学教授，曾出版作品《革命与改革，1789—1850年的欧洲》。
本村凌二，东京大学名誉教授，文学博士学位。历任东京大学教养学院教授、东京大学研究生院综合文化研究系教授后从事现职。专攻方向为古罗马史，2014年4月-2018年3月任早稻田大学国际教养学部特聘教授。其著作《阴霾不散的罗马世界》获得三得利学艺奖、《马之世界史》获得 JRA赏马事文化奖，并以其卓著的研究业绩夺得地中海学会奖。已出版的著作包括∶《多神教与一神教》（岩波新书）、《罗马帝国人物列传》（祥传社新书）、《赛马世界史》与《世界史中的睿智》（二者皆属中公新书）、《爱欲罗马漫谈》（讲谈社学术文库）、《地中海世界与罗马帝国》（《世界史兴亡》第四卷，讲谈社）等。
杰里米·布莱克，津大学历史硕士，英国埃克塞特大学历史学教授，军事与外交史专家，美国费城研究院美国及西方外交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曾任西点军校客痤教授。英国媒体赞誉其为“当代高产历史学者”，已出版历史著作100余本，主要包括：《战争简史》《1812年的战争》《创造现代世界的伟大战争》《冷战》等。
艾玛·玛丽奥特，毕业于英国华威大学现代史学系，是英国广受欢迎的历史学者之一，也是一位写作经验丰富的历史类作家。曾出版诸如 《女王万岁——被遗忘的伟大历史》《我所熟知的历史》《糟糕的历史：我们怎样误解了过去》《数字解读世界史》等十余部历史类畅销书。她将遥远的历史展现在大众视野中，总结出了它们的共性和个性，足以让我们观史知今。
部分摘录：
第一章 英国史：前世与今生 历史总是与身份和价值问题紧密相连。随着这些问题的争议越来越大，公共历史的性质也变得越发可疑。这种质疑在人类历史上始终存在，但近年来，随着国家认同在一些人看来越发漏洞百出、不清不楚，这个问题也就变得更加尖锐。这种情况导致英国（与其他地方一道）开始出现针对通过公共手段进行公民身份确认的争论。
在某种层面上，这些手段是控制性或限制性的，比如21世纪初和2010年后出现的关于身份证件和更严格的移民管理措施的建议，以及对将考试作为获取公民资格条件的进一步施压。而在另外的层面上，人们争论的焦点其实在于对身份认同的探究，这种探究的目的是引起并理解共同记忆与权力结构。历史意识在很大程度上与这一进程密切相关，它被认为是为这些信念和权力结构提供了背景，也为它们的表达提供了渠道，从而使身份认同得以成立。
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下，写一部关于一个国家的简短历史，如果假设它可以不受这些争论的干扰，显然是不够理智的。有许多敏感因素需要考虑进来，对英国来说，其中最明显的一些都与它漫长的过去有关。譬如《BBC历史杂志》（BBC History Magazine）就曾在2006年的6月号发起了一项民意调查，为“你认为应该将哪个历史纪念日设立为‘英国日’”提供了10个选项，结果6月15日，即《大宪章》签订之日脱颖而出。《大宪章》是贵族反对派强迫约翰王签署的文件，以书面形式对王室权利进行了限制。因此它也被视为一份自由宪章。2014年3月12日，蒂姆·伯纳斯–李（Tim Berners-Lee）[1]曾在广播四台（Radio Four）呼吁制定一个“类似《大宪章》的权利宪章”，保障人们在网络上的权利。但实际上，1215年的这份宪章，在对约翰的统治提出批评，并肯定了一种不同的统治要求的同时，更直接关乎的是英格兰历史，而与苏格兰和威尔士关系不大。当时约翰治下的领土包括英格兰、威尔士的一部分、爱尔兰的一小部分，以及越来越少的法国领土；但他从未统治过苏格兰，或威尔士和爱尔兰的全境。
敏感意味着需要平衡。这本书该用多少篇幅来介绍苏格兰或威尔士的历史，或者详实地讨论过去两个世纪移民在英国历史中扮演的角色；更广阔的背景，尤其是欧洲的背景，与英国历史有怎样的联系。然而，为了应对针对平衡提出的批评而调整自身，这本身就存在着一种风险。对明显的吹毛求疵做出回应，往往会造成新的倾斜，比如刻意忽略本应给予足够重视的英格兰历史，反而让“四国”——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和爱尔兰平分秋色，这便是一种明显的错误倾向。
另一种普遍误区在于对英国地方及地区发展的忽视。相应的关注需要注意到地区在角色上的变化，同时还要注意到地区自身重要性的变化，例如在18世纪末以煤炭为基础的工业兴起之前，英格兰北部、西米德兰兹、苏格兰中部地带和南威尔士的重要性都不及日后（相对而言，人口也较少）。相反，这一时期占据重要地位的是英格兰南部，因为这里不仅拥有最肥沃的农业土地，大多数政治和政府机构，以及海军基地、多所大学，法律和出版中心也都坐落于此。
这里便有一个单独的问题，无论如何恰当地对地域进行划分，都会分散人们对整个英国，或者更确切地说，整个联合王国身份认同和经验的关注。与此同时，对地方和地域层面的变化进行考察，既可以抓住一个关键层面的经验，又可以推进英国在国家层面如何改变的讨论。因此，W.斯坦利·赛克斯（W.Stanley Sykes）在他销量颇好的作品《失踪的放债人》（The Missing Money-Lender，1931）中提到了巴哈文（Barhaven）——一个虚构的英国制造业小镇，19世纪无计划的快速增长显然在那里留下了印记：
昏暗肮脏的小房子背靠背挤在院落和巷子当中，丑陋到令人难以置信，完全不顾采光和空气；嘈杂、烟雾缭绕、臭气熏天的工厂随意地散布在小镇的居民区当中——所有这些工厂都竖起了迷宫般的烟囱阵，让浓烟永远遮蔽天空。
为了纠正过去50年的错误，人们正不顾一切地进行着昂贵的努力。20世纪的钟摆又猛烈地摆向了另一个极端……曾经是现代交通死亡陷阱的狭窄街道，现在正在以惊人的代价进行拓宽。
诸如此类。被改造的环境，和其本身的建筑群落一样，都反映了过去与现在、环境压力、就业机会和监管驱动。这些统统会对在当地生活和工作的人的经验造成影响。
而在单独的问题之外，还有一个更普遍的问题，即作为经验的历史和作为因果进程的历史之间的关系，以及我们应该分别对这两种历史给予多少关注。
在英国，长期以来，有关国家历史和因果进程之间的关系问题，一直是由辉格史方法来解决的。这种方法以英国的一个政党来命名，其本身也与18、19世纪期间的一种重要政治与思想倾向相一致。这种方法强调这个国家的新教身份认同，强调它对个人财产、法治和议会主权的尊重，并将这些作为保障自由的手段。这种方法统合了借由本国独特性达成的爱国意识，以及时常冒头的排外情绪。历史被描述成一个注定的进程，一定会在稳步发展后收获质的提升——简而言之，这是一种目的论进步主义。
例如，1760年，高产作家约翰·洛克曼（John Lockman）就曾在他的著作《英国新史》（A New History of England）的第 14版序言中写道：“我们要努力让全体国民沐浴光明，使他们对我们纯洁的宗教及其迷人的仆从——自由——产生发自内心的热爱；另一方面，我们还要让他们对教皇（天主教）和他的仆从——奴隶制——心怀憎恨。”当时的英国观察家们谈到的奴隶制，自然指的是英国国内的情况，而非整个帝国，即政治手段——为经济目的驱使的劳动力并不在讨论当中。洛克曼的言论恰到好处地抓住了由鲜明的民族意识主导的意识形态框架，这种框架的存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应对显而易见的威胁，同时也反映了这种应对本身，对国家身份认同以及政府政策具有何种程度的重大意义。
这种辉格史方法所固有的进步观念，很容易被同时代人借用，并应用在对18世纪和19世纪早期的现代化讨论当中。在具体的说法里，迷信被摒弃、现代性已经“大爆炸”，这些都是“光荣革命”、宗教宽容、“理性时代”、工业革命、“公共领域”兴起——咖啡馆和报纸，以及民主理想的累累硕果；人们的生活本身也日新月异，包括享有更便捷的交通手段（运河、公路和邮政服务），生活节奏加快，新闻的传播也更加迅捷。
对先前的历史观念发起挑战，同样也是这一方法的一个方面。这些挑战表明历史观点往往都具有广泛的政治背景，无论是在当时还是日后。例如，1828年11月8日《埃克塞特周报》（Exeter Weekly Times）的一篇社论开篇便谈道：
火药阴谋[2]
11月5日的再度到来，唤起了新教徒对天主教徒所谓盲目顽固的新一轮苛责；这样一个令国家转危为安的纪念日受人利用，成了让昔日的误解再次浮上水面的借口，异议进一步散播，激起早已作古的仇恨。天主教的不容异己原则被新教徒借题发挥，现成的谩骂取代了历史真相。即便是在自由主义者当中，现在也很少有人了解这一阴谋真正的来龙去脉；至于那些庸常之辈，谁还知道除了天主教徒阴谋，火药阴谋还有其他别的名字？
这则关于1605年火药阴谋的讨论，在1828年具有特别意义。当时关于天主教解禁的争论十分激烈。辉格党提议解除天主教徒在法律上受到的限制，这一议案先是遭到托利党的强烈反对，随后在内阁方面也引发了分歧。不过最终，1829年，国会还是通过了《天主教徒解放法案》（Catholic Emancipation Act）。
在其支持者眼中，辉格主义当然是一种纯粹的进步主义，并不存在专制或应和民主的考量。但随着选举权（投票权）的扩大，民主和民粹政治变得越发重要，这样的愿景变得不切实际。
1832年的《改革法案》或《第一次议会改革法案》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选举权的扩大，但更恰当的说法是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即通过1867年、1884年和1918年的后续法案，这一目标才得以实现。此外，两次世界大战摧毁了许多社会和政治的旧秩序，而民众购买力的增长以及由此产生的消费主义压力也进一步带来了变革。
这些变革自然也对辉格史方法产生了影响。它的叙述方式发生了改变，先前对于稳步前进的强调也开始淡化，尽管其中一些核心内容一直延续到20世纪末，甚至是今天。作为另一个重大转变，辉格史方法中的目的论进步主义越来越多地从宪政、政治和帝国等主题中解脱出来，转向社会进步和赋权的概念——一些似乎更适合成为致力于社会福利的民主社会的主题。然而，这样的转向使得公共历史的宪政与政治维度变得面目模糊，这也是当前人们对于这一维度、乃至整个公共历史感到不安的一个原因。
在讨论英国历史时，辉格史方法作为一种解释基调、方法和意识形态的有效性，并不是我们需要面对的唯一问题。我们还需要面对技术和内容上的问题，即一本历史书应该讨论什么，应该采取怎样的历史分期等等。这些问题都与形式有关，具体来说，就是叙述的作用，以及原因和理解之间的关系。一个国家的历史往往是叙述性的。此外，由于材料的熟悉性和主题的庞杂相结合而产生的压力，在相当程度上鼓励人们可以简而叙之。
但这种简化也必然是有问题的，因为它挑战了过去与现在人们各种理解历史、阐释变化方法并存的必要性。前言中提到的结构与结点之间的关系便是其中一种。所以在本书中，我并不打算提供一种简单的叙述。我希望提醒读者注意历史叙述中的不可预测性与不确定性——在一个国家的历史本身，和对这种历史解释的尝试之间。
当前人们对历史的争论——2013年，随着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历史教学国家标准修订遭到反对，这一问题成为焦点——呼应了我上面提到的分歧。在一定程度上，这些反对和争论恰好也是国家历史的一部分，其间所涉及的具体话题，以及人们争论时状态的明显变化也同样如此。在审视国家历史时，浮上水面的话题往往都呼应了当时社会最紧迫的问题。
正因如此，在16世纪，英国建立新教教会的历史性，进而是合法性，在当时便成为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争论不休的话题。1559—1575年间担任坎特伯雷大主教的马修·帕克（Matthew Parker）竭力贬低罗马教廷的重要性。他在《大英教会溯古》（De Antiquitate Britannicae Ecclesiae，1572）一书中强调了英国教会悠久的历史渊源。天主教徒方面则强调597年罗马教皇格里高利一世（Pope Gregory the Great）派圣奥古斯丁到英国传教，使肯特等王国皈依一事。当时的肯特国王艾塞尔伯特（Aethelber，约583—616年在位）很快皈依，并且支持奥古斯丁在坎特伯雷、伦敦和罗切斯特建立三个主教辖区。
威廉·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1564—1616）在他的戏剧《亨利八世》（Henry VIII，1613）中为宗教改革的历史提供了一个诗性的维度。该剧在环球剧场首演时，为宣告饰演国王的演员入场，舞台上发射了一枚炮弹，结果烧毁了剧场的茅草屋顶。这使得大主教托马斯·克兰默（Thomas Cranmer）没有机会说出对婴儿的颂词（出自莎士比亚之手），这个婴儿也就是后来的伊丽莎白一世，生于1553年。按照莎士比亚的剧本，克兰默要“依上天命令”，为这个婴儿献上颂词，颂词中预言这个婴儿的美德终将凤凰涅槃，在詹姆斯一世（James I，1603—1625年在位）身上重生，令其成为一代明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