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安吾人生谈》是坂口安吾经典犯罪故事杂谈集。本书分为两部分《安吾人生谈》和《我的人生观》。《安吾人生谈》中，作者化身“巷谈师”，收集犯罪者手记，生动还原犯罪故事并附上精彩的评论和杂谈。通过对一起起当时日本社会热点案件的还原和分析，一针见血且风趣幽默地指出了当时社会的症结和思想问题，批判了人性的黑暗。《我的人生观》中则收入了其八篇时事杂文，结合身边发生的社会事件，演绎当时光怪陆离的社会百态和人生百态。《安吾人生谈》在1950年代曾在日本以单行本出版，之后绝版50多年，2019年2月日本出版社重新以单行本出版。此书系国内首次翻译出版，对于国内坂口安吾的读者更多了解作者思想和当时日本社会的情况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作者介绍
坂口安吾 Sakaguchi Ango
（1906—1955）
日本战后著名作家，“无赖派”文学领军人物。本名坂口炳五。
出身豪门世家，幼时叛逆，小学、中学时期经常逃课，老师斥责其自甘堕落，不配以“炳五”为名，不如改名“暗吾”（日文音同“安吾”）。之后，其便以“安吾”为笔名。16岁时，因考试交白卷而被学校开除。后考入东洋大学文学部就读，专攻印度哲学伦理。
1946年，发表《堕落论》，冲击传统主流观念，一时风行日本。同年6月，发表小说《白痴》，获誉“日本战后文学的样板”，一跃成为日本战后新文学“无赖派”旗手，与太宰治齐名。其作品反抗固有传统，揭露人性的虚伪和矫饰，力图消除笼罩战后日本的“进步主义”思想幻影，呼吁回归人的真正本性。
1947年发表小说《盛开的樱花林下》，成为流行作家。同年连载的推理小说《不连续杀人事件》，获得第二届“日本侦探作家俱乐部奖”（后改称“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堪称日本战后本格派推理小说的杰出典范。
1955年，因突发脑溢血逝世，终年49岁。
部分摘录：
少年杀死人妖的故事
佐藤幸三（十六岁）的手记
我杀了那个男的。他是个混蛋，说自己是女人，把我彻底蒙在鼓里。一开始我也觉得有点不对劲，但当时头脑发热，没能冷静下来看个清楚。
我跟他去了公寓，看见房间里挂着男式西装，就感觉有些蹊跷，但还是没反应过来，直到和他上了床……现在想来真是太蠢了。所以当我认清他的真面目时，猛地一下火气就上头了。他可收了我一千日元，我哪能咽下这口气。
但我当时并不是真的要杀他，只是气昏了头，这才假装上厕所，去走廊打开折叠刀，一下子捅在了他身上。刀刃入肉的感觉从手上传来，那人尖声怪叫，呻吟着倒在了地上。我抱起房间里的上衣和裤子，翻窗就跑，跑着跑着，才发现裤子拿错了。
又跑了一会儿，我突然想起来，裤子口袋里有一枚奖牌，刻着我的名字。完了！留下了证据，跑也是白搭。于是，我下定决心去投案自首。
那天晚上，其实我离家出走了。我在家里一直很孤独。六口人过日子：父母、二哥、二嫂、三哥和我，大哥在战争中去世了。
曾经有这样一件事。战争期间，我家被疏散到神奈川县高座郡，我在那里认识了一个同龄女孩，和她很要好。我对她一片真心，回到东京后也时常想念；去年八月，我瞒着家人去找她，却发现她全家已经搬走了。从那以后，我做什么都无精打采。母亲有些担心，就对我说：“虽然你年纪还小，但看你那么喜欢，还是找到她，成全了你俩吧。”
但是我三哥却说：“我还没结婚呢，他才十六。”那时他快二十岁了。然后父亲也跟着反对。
不只是这件事，我和家人吵架是常态。真正关心我的只有母亲。离家出走的那天早晨，我也和父亲为一点小事吵了起来，于是就给母亲留了遗书。我很久之前就考虑过出走，那天终于下定决心付诸实践。反正到哪儿都能活，死了也没关系。
我带上了当月学费和过年零花钱两千五百日元，把去年年底买的防身用折叠刀也装进了口袋里，下午三点左右，离开了家。途中我在新宿下车，心想反正是临死之人，就去看了场电影，题目叫《女贼与判官》 [1] 。出了电影院，我买了一包和平 [2] ，味道不好。
我在新宿站西口附近发呆闲逛，有个青年过来搭话道：“我这儿有好姑娘，来玩玩不？”
我想在死前尝一尝女人的滋味儿，结果他带来的，就是那个男人。
这篇手记的情节，或许能扩充为一则童话。少年以嫖娼作为黄泉路上的饯行礼，还有人妖登场，作为童话虽有失污秽，但似乎也带点斯特林堡 [3] 的气质。
十六岁的少年，避难时曾与一个村里的女孩结为玩伴，那时两人大概都不到十岁。后来少年忘不了女孩，重回故地，却发现对方早已搬走，故而失望至极。
直到此处，都可以称为至纯的精神世界，好似塞根先生的山羊 [4] 怀着《青梅竹马》 [5] 的恋情。母亲见少年失望煎熬，心想不如成全了两人，却遭到年已二十的兄长反对，父亲也站在兄长一边。
十六岁结婚有些操之过急，可谓是大众常识；父亲按常识行事，实属合理。然而母亲却视常识为无物，所谓“既然煎熬，不如成全”云云，正是身为人母盲目溺爱的真情流露，再加上双亲之间的分歧、争论，足以上演一出净琉璃 [6] 的重头戏。
童话与净琉璃中的少年与家人争吵一番，离家出走，剧情便陡转直下，出现了污秽的嫖娼，一气进入了现代风格。出走也好，自杀也罢，总之是一场惨淡的旅程，带一把防身用的折叠刀，也并非无法理解。自杀却要带刀防身，听起来似乎有些矛盾，但此时自杀他杀已别无二致。在此万事惨淡，伤痛欲绝之际，悲凄之情难以自抑，自杀的想法、出走的念头，在脑海中与剪径山贼、妖魔鬼怪混为一体，再难析离。人心一旦被悲伤占据，就无暇一一分辨不安、苦痛等负面情绪。十六岁少年的心理，也绝非简单的白纸一张。
有一点很奇怪：少年虽表现出自杀的念头，却不强调刀具是自杀所用，只说是防身用品。这或许出于孩子的率真诚实，当然也有其他解释：比如他害怕被怀疑有意携刀杀人，而自杀的性质又与杀人近似，便索性说是防身用品；又比如近年来Adorm [7] 才是自杀的代名词，当下的年轻人或许想不到，折叠刀也能用来自杀。随后剧情便发展到了被皮条客搭话一节。此处虽属污秽，却仍然若隐若现着童话色彩，多多少少有些风花雪月的诗意。
从前，女孩子离家出走，车站前边、大街两侧，总是候着一批心术不正之徒，花言巧语上前搭话，最后把女孩拐卖掉；至于皮条客招呼男孩子，却是鲜有耳闻。现如今，那类场所早已没有大人小孩之分。且不说主动踏访花街柳巷的情况，小孩子只是正常地走在闹市，也会被皮条客叫住。这批现代派的皮条客与流莺，拉客只认钱袋子，可谓深具务实精神。更何况流莺之中，不到十六岁的也不乏其人。
如今的少年，只在家里是少年，一旦来到街上，成人之门便会向他打开，门后的一切完全属于成人。父亲只知公司、家里两点一线，孩子却会看看电影，喝喝茶，走在父亲所不知道的繁华闹市，或许更有机会亲身见识到那扇成人之门。不过，少年亦有少年情怀，其自成体系的道德观念中，本就有一份洁身自好；就算可疑人物站在旁边招手，也不会贸然踏入成人之门。杀死人妖的这一个，那天迈入大门似乎也是头一次。为人父母有一点切须谨记：孩子比你们想象的更加稳重。喝醉了酒，就去了一趟闹市街，便着了可疑人物的道儿，以致遗患无穷，后悔莫及———此类惨剧，在父母身上极易上演；孩子却要意志坚定得多。
对孩子不够信任，过度怀疑，只能起到反效果。孩子会逐渐产生逆反心理：“既然你怀疑我，我就偏偏做给你看。”这是一种借口，有了借口，距离行动也就不远了。原因很简单，孩子身上具备洁身自好的自制力，同时也存在性欲与旺盛的好奇心。他们必然随时渴望挣脱自制的桎梏，但又不想背负罪恶感。如果此时受到父母的冤枉，随即吵起架来，进而自暴自弃，离家出走，那正是挣脱桎梏的最佳时机。毕竟，来自父母的压力是最强劲的缰绳。少年们的愿望被缰绳束缚着，静静地等待着一个光明正大的借口，借此自然地———或是看似自然地———挣脱缰绳，转嫁过错。少年男女的情感心理，父母若不理解，只会更快地把孩子逼上歧路。下一篇的女孩就属于这种情况。孩子将过错转嫁到父母身上，父母则倚仗一句“棍棒底下出孝子”，将自己缺乏理解、愚蠢无能的事实转嫁社会大众的道德观念上。孩子找寻借口，转嫁过错，实际上自己仍为罪恶感所苦；父母却倚仗着社会公认的修身教诲，既免于世人非难，又得以逃避自责。
言归正传。少年跟着男人去了公寓，先是注意到房间里挂着男式上衣，心生疑窦；而后上了床，发现对方是男人，感到咽不下这口气，假装去厕所且在走廊上打开折叠刀，捅在了男娼身上。伴随着刀刃入肉的手感，男娼发出尖声怪叫，想要逃跑，随即又被刺了一刀，终于呻吟着倒在了地上。少年抱起上衣与裤子，越窗而逃。这一段观察与回忆的角度，电影感很强。也许他在应对不幸的犯罪时，只能回忆起电影里的手法。总而言之，唯有此处电影感极强，很显实（山际 [8] 语）。今时今日，教育界的第一能手、最大功臣，非电影而谁？
遗憾的是，我从未登门拜访过人妖，说来也是丢了巷谈师的脸面。不过有一次，我深夜寻访上野原始丛林 [9] ，暗暗瞻仰过一群人妖的尊容。总体而言，人妖的诡异之处视觉为浅，听觉为深。一眼看上去，或许认不出是男人；一旦声音入耳，便似让那污臭的脏水浇透了全身，叫人汗毛直立。人妖之诡异，声音为先，而少年却单凭视觉来观察、判断其性别。“注意到房间里挂着男式上衣，心生疑窦”，这一节也极具电影感，好像少年是以看电影的形式旁观、构建自己的现实，此外再不知其他方法。毕竟，一般电影中，不会出于声音怀疑对方的性别；电影中的角色感到怀疑，多从对话的内容入手。
因屋里挂着男式上衣而起疑，上了床才认清是男人；真要细究是何种情况下如何认清，着实是污秽不堪。《青梅竹马》《塞根先生的山羊》与净琉璃的重头戏正在上演，突然转入这样一幅明暗交织的怪诞画面，其情节融合了最为纯洁的童真与成人亦不忍直视的污秽，太过非现实、超脱常理，要我来说便是童话色彩。不过，与仙女、安达原鬼婆 [10] 一起造就了这个少年的，并不是弗兰肯斯坦之流，而是现实日本的一部分。此类事情，真真切切地存在于现代日本少年男女的生存现状中。他们或许无心地走在街上，那扇门却随时在他们面前打开。
被骗是女人，结果发现是男人，为此发火合情合理；假如此时默然不语，一笑置之，反倒令人脊背发凉。不过发火归发火，一怒之下拔刀捅人，却不是普通人的所作所为。即便心情悲凄激动，带着点自杀的念头离家出走，大多数人仍然做不出此等事来。
幼儿得知自己被骗，或许会立即拿起武器，意图报复；一旦上了小学，罪恶意识萌芽，绝大多数孩子都会选择自我控制；至于成年之后，认识到刑罚机制，就更不会做傻事了。会像儿童一样动辄诉诸武力的，只有“国家”这一团体。那些儿童之间相互报复的幼稚理由，在国家手里却是冠冕堂皇的宣战借口。所谓国家，实在蛮不讲理，既是一个任性撒泼的孩子，又是一伙我行我素的匪徒。
男人扮作女人，往重了说是欺骗，但在成人看来不值得发火。人妖走不上人生的阳关道，甚至连独木桥也过不了，只能躺在不妨碍他人的路旁道隅，虽云诡异，实则不过是荒诞。如果说人妖是一伙可笑的小丑，那放眼政界、官场、商界、教育界、宗教界、文坛、学界，处处都是妖异的猛虎长蛇。与人妖不同，他们对社会有着实际的危害，但你拿出千万把折刀也无济于事。比如政界有一种怪物，长了三五条舌头，实际上在那群怪物中还算小辈。少年长到十六岁，想来一定也与这类远胜人妖的怪物打过交道。他注意到了人妖，却没有注意到怪物，足见他并不聪明。
孩子对成人的世界一无所知，社会倾向于将此视为天真无邪。但无论何事，“无知”都不值得赞赏。知与行原本就是两回事。聪明人求知欲旺盛，如果又具备判断善恶的能力，且有意避免行恶，那或许是一种优点；假如只是对善恶一无所知，故而不曾行恶，那不过是头脑愚钝而已。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纯真变质，还不知变得何等老奸巨猾。纯真不可能恒久，不过是个时间早晚问题，而且其中还含有种种不确定因素。家长如果认识不到，麻痹大意，一旦孩子长大，遽然化身怪物，那也只能束手无策了。
十六岁这个年纪，理解力该赶上成人了，这个少年对人生的理解却极其肤浅，甚至有些蠢笨，似乎是千辛万苦才从电影中学到了一点人生的皮毛。举个例子，手记中有一段描写格外突兀：少年怀着灰暗的心情从电影院出来，买了一包和平，味道不好。这也是个电影式场面，使人想象到：主人公出于失恋或是什么原因，心情阴郁，吸了一口香烟，觉得烟也味道不好，便随手扔在地上。手记中必须交代的重要事情很多，他却将那些一笔带过，专注于场景描写与画面感的营造。换句话说，这个少年回顾人生的唯一形式，就是电影了。
少年虽因蠢笨而捅了人，但随着理解力、判断力与自制力不断提升，日后倒也未必会大奸大恶。他不被家人理解，从而感到悲伤孤独；遭人欺骗而发怒，却不想要欺骗他人。他是智力低下，而非心术不正。就连捅人一事本身，或许也是蠢笨所致；毕竟他只知盲目模仿，不会区分电影与现实。
不过，人类是感伤的动物：头脑蠢笨如斯，依然能体味到孤独，仍会为孤独而悲戚。少年其实享有充足的母爱，这不是人人皆有的福分，只是他身在福中不知福。不过，母亲的关爱本身，他总算认识得到，与那些误解、无视关爱的情况相比，少年还没那么扭曲；他只是更在意父亲、兄嫂等人不理解自己，进而对一切愤愤不平，撒娇使性。母亲的溺爱在少年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总而言之，少年虽然低能，却不是由于性格扭曲，核心问题在于溺爱与娇惯。不过话说回来，少年不被理解的那份伤痛，想必发自肺腑。不管幼稚，或是蠢笨，他的伤痛都会渗入每个人的心里，无所差别。或许越年轻，痛得越深切也未可知。一颗心灵若对伤痛格外敏感，称不上幸福，却也不算扭曲，可以说是诗人之心。少年杀人，只是由于蠢笨的头脑，而非出自奸邪的心灵。
至于杀人，也分各种情况。有一等人，自视正义，暗杀高官，以弘扬正道、惩奸除恶自许：这也是一种蠢笨，只是同为蠢笨的凶徒却也有不同之处。既然自居英雄，暗杀高官，说到底应是出于对政治理念的判断；此人具备成人理智，甚至有能力对理念做出判断，却选择了杀人，其蠢笨的背后，隐藏着粗暴野蛮、奸邪恶毒的本质。少年的情况则简单明了，被骗了一千日元，谈不上什么理由，其蠢笨仅仅出于年幼罢了。等他的智力再稍稍提升些，蠢笨的情况有所改善，大概就不会做出此等事了。两种人同样都好善疾恶。自居英雄者自以为是，对政见之善恶指点江山，最终靠杀人解决问题，却不顾杀人本身便是大恶，甚至自我陶醉于豪杰义举；这是地道的野蛮人，与文明人界限分明。少年憎恨的邪恶，既朴素又直接；所爱好的良善，同样质朴平常，带有市井色彩，并非野蛮人的装神弄鬼、自私自利那一套。少年的蠢笨尚有得救，只需再成长一些就好；有些人冷静地考虑杀人，甚至将杀人视为崇高，那才是真正蠢得没救。如果说自许正义算是疯狗，那想来发动战争之徒，与疯狗也必是一丘之貉。少年再长大些，智力正常发育，估计也不会再遵循幼儿理论，拿起武器伤人。我对少年寄有希望：愿你不失疾恶之心，早日长大成人。成人个个是怪物，你日后也恐难例外；只是要成为猛虎长蛇，貌似你没那份潜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