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第二性》作者西蒙娜·德·波伏瓦生前从未公开小说手稿首度面世。
一部曾被萨特“判死刑”的小说，以波伏瓦少女时代挚友扎扎为原型，悼念她生命中最刻骨铭心的友谊。
波伏瓦养女作序导读，附波伏瓦珍贵照片、手稿、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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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岁那年，希尔维初次遇见与她同岁的女孩安德 蕾 。她从未见过如此酷的女孩。与乖顺的“好学生”希尔维不同，安德蕾聪慧却叛逆，对一切若即若离。她经历过可怕的烧伤，身上带着火的印记。为了拒绝参加社交活动，她不惜用斧头砍伤自己。
她们变得形影不离。这感情炽烈、深入灵魂。从一起违抗学校秩序开始，循规蹈矩的希尔维一步步走向自由；生而不羁的安德蕾，却在家庭和礼法的约束下， 步步挣扎，逐渐成为困兽。
作者介绍
西蒙娜·德·波伏瓦 （Simone de Beauvoir，1908-1986），法国哲学家、作家、女性主义者。1945年和让-保罗·萨特等人共同创办《现代》杂志，致力于推介存在主义观点。1949年出版《第二性》，引起极大反响，成为女性主义的经典。1954年凭小说《名士风流》获龚古尔文学奖。她和汉娜·阿伦特、苏珊·桑塔格并称为西方女性学术的三个中心。
部分摘录：
第一章 九岁那年，我是个乖顺的小女孩。要知道，我并非一向如此。在更小的时候，我经常因受不了大人们的严厉管教而大哭大闹。有一天，一位婶婶忍不住郑重其事地说：“希尔维被魔鬼附体了。”是战争和宗教制服了我。怀着一颗炽热的爱国心，我把一个“德国制造”的塑料玩偶在地上踩了又踩，不过我本来就不喜欢那个玩偶。别人告诉我：只有我品行良好，虔诚敬主，上帝才会救法国。我可不能逃避责任。在圣心大教堂，我和其他小女孩一起，边挥舞着小旗边唱颂歌。我开始经常做祷告并乐在其中。多米尼克神父一再鼓舞我，他当时是阿德莱德学校的指导神父，在他的谆谆教诲之下，我的宗教热情愈加高涨了。有一天，我穿着罗纱裙，戴着爱尔兰花边软帽，参加了人生中第一次领圣体仪式。从此以后，在大家的言谈之中，我俨然成了两个妹妹的榜样(1)。我祈求上帝让父亲被分到战争部—因为他患有心力衰竭—结果如愿以偿。
一天清晨，我兴奋不已，因为那天开学，我迫不及待想要回到学校。平时上课的时候，教室仿佛做着弥撒的教堂一般，给人一种神圣庄严的感觉。走廊里静悄悄的，老师们见到我们便露出温柔甜美的微笑。她们平时穿长裙，衣领很高。自从校舍的一部分被改造成医院之后，她们经常换一身护士服，白色头巾上印着红十字(2)，看上去就像圣女一般。每当她们把我搂在胸前，我觉得心都要融化了。那天我三两口吞下汤和粗粮面包—要是在战前，吃的可是巧克力和鸡蛋黄油面包—然后不耐烦地等着妈妈给妹妹们梳洗穿衣。我们三个人都穿一身军蓝色大衣，是用真正的军装布料裁剪出来的，款式也跟军大衣一模一样。
“看，后面还有根小腰带！”妈妈对女友们说道，她们一个个流露出赞赏或惊讶的表情。妈妈牵着两个妹妹的手，带着我们从楼里走出来。经过圆亭咖啡馆(3)的时候，我们有些忧伤。这家咖啡馆刚开业，热热闹闹的，就开在我家楼下，爸爸说它是失败主义者的老巢。“失败主义者”这个词对我来说太新奇了，爸爸解释说：“这些人相信法国一定会战败。”“该把这些人都枪毙。”我不理解。人们相信一些东西，但不是故意要去相信的，只不过因为头脑中出现一些念头就要被惩罚吗？那些给孩子们发毒糖果的间谍、在地铁里用毒针扎法国妇女的人当然该死，但是对于失败主义者，我不是很确定。我才不想去问妈妈，她总是跟爸爸回答同样的话。
妹妹们走起路来慢吞吞的，卢森堡公园的栅栏似乎永远没有尽头。好不容易到了学校，我赶紧爬上楼，书包里鼓鼓囊囊地塞着新书，随着我的脚步欢快摇摆。走廊刚上过蜡，蜡味中混着一丝疾病的气息。学监小姐们拥抱了我。在衣帽间，我见到了上一年的小伙伴们，她们当中没有谁跟我特别亲密，但我很喜欢大家在一起叽叽喳喳的样子。我在大厅逗留了一会儿，盯着橱窗里那些老旧物件，这些死去的东西已经又死了一回：塞满麦秸的鸟类标本的羽毛开始脱落，干枯的植物露出裂纹，贝壳失去了原有的光泽。钟声响起，我走进圣玛格丽特教室。每间教室的模样都大同小异。在老师的主持下，学生们围坐在一张椭圆形的桌旁，桌上铺着一层黑色的仿皮漆布。母亲们坐在各自的孩子身后，一边看着孩子，一边织风雪帽。我朝着自己的座位走去，邻座坐着一个陌生的小女孩。她有着棕色的头发(4)，面庞清瘦，看上去比我小很多。她用幽深的眼眸紧盯着我，目光清澈透亮。
“班上最好的学生就是您吗？”
“我叫希尔维·勒巴热，”我说，“您呢？”
“安德蕾·卡拉尔，今年九岁。我看上去是不是有点小？我之前被烧伤过，耽误了长个儿。有一整年我都没有学习，妈妈想让我把落下的功课补上。您能把去年的课堂笔记借我吗？”
“可以的。”我说。
安德蕾说话时显得成熟稳重，语速很快，毫不含混，这让我感到几分惊讶。她以一种将信将疑的目光打量着我。
“旁边的同学告诉我，您是班里最好的学生”，她边说边侧头看了一眼丽赛特，“这是真的吗？”
“我也不是每次都考第一名。”我谦虚地回答。
我盯着安德蕾：她一头黑发直直地垂落在脸颊旁，下巴上沾了一点墨汁。一个活生生被烧伤过的小女孩，这可不是每天都能遇到的，我真想问她一堆问题，可这时杜布瓦小姐进来了。她穿着长裙，裙摆拖曳在地板上。她长着一层绒绒的“小胡子”，总是一副生机勃勃的模样，我一向很尊敬她。坐定之后，杜布瓦小姐开始点名，点到安德蕾时，她抬头看了她一眼。
“还好吗，我的小姑娘？不害怕吧？”
“老师，我不是扭扭捏捏的女孩，”安德蕾以沉稳的语气回答道，又补充了一句讨喜话，“再说，您这么亲切，一点也不让人害怕啊。”
杜布瓦小姐迟疑片刻，“小胡子”底下露出微笑，继续点名。
放学以一种固定的仪式进行：杜布瓦小姐守在门口，跟每位母亲握手，在每个孩子的额头亲一下。她把手搭在安德蕾的肩膀上，说：
“您从来没上过学吗？”
“从来没有。我一直在家学习，但现在我都这么大了，不适合了。”
“我希望您能沿着您长姐的道路前进。”杜布瓦小姐说。
“噢！我们很不一样，”安德蕾说，“玛璐像爸爸，她喜欢数学，而我更喜欢文学。”
丽赛特用胳膊肘轻推了我一下；要说安德蕾放肆无礼也不恰当，但她说话的语气，确实不像是跟老师说话时该有的语气。
“您知道走读生的自习室在哪儿吗？如果家里人没有及时来接，您应该去那里等着。”杜布瓦小姐说。
“家里没人来接，我自己回去，”安德蕾说，又欢快地加了一句，“妈妈已经跟我说过了。”
“自己回去？”杜布瓦小姐耸了耸肩，“不过，既然您母亲这样说……”
这时轮到我走到杜布瓦小姐面前，她亲了亲我的额头。我跟着安德蕾走到衣帽间，她穿上大衣—款式没有我的特别，但很漂亮：红色的平纹花呢上镶着金色的纽扣。她又不是那种街头少女，她家里人怎么会让她独自放学回家呢？她母亲不知道毒糖果和毒针很危险吗？
“您住在哪儿，安德蕾？”妈妈边问边领着我和两个妹妹下楼。
“格雷奈尔街。”
“是吗！我们陪您一直走到圣日耳曼大街，”妈妈说，“正好顺路。”
“乐意之至，”安德蕾说，“但请您不要特意为我操心。”
她一脸严肃地看着妈妈，说：
“夫人，您可能不知道，我们家有七个兄弟姐妹。妈妈说我们要学会自己照顾自己。”
妈妈点了点头，但显然并不赞同。
一走到外面，我立刻问安德蕾：
“您是怎么被烧伤的？”
“有一次我在篝火上烤土豆，裙子突然着火了，烧到了右边大腿，连骨头都伤到了。”
安德蕾做出一个不耐烦的小动作，显然对这件陈年往事感到厌倦。
“我什么时候能拿到您的笔记？我需要知道你们去年都学了些什么。请告诉我您住在哪里，我今天下午或明天去取。”
我用询问的目光看着妈妈。在卢森堡公园，妈妈不允许我跟那些不认识的小女孩在一起玩。
“这周不行，”妈妈尴尬地回复，“到周六再说。”
“那好，我一直等到周六。”安德蕾说。
我目送她穿过圣日耳曼大街，红色花呢大衣裹着她那小小的身子。虽然身形瘦小，但她走起路来像大人一样从容不迫。
“你雅克叔叔认识一户人家姓卡拉尔，跟拉维涅家联姻，拉维涅是布朗夏尔的表亲。”妈妈似乎浮想联翩起来。我怀疑安德蕾家是不是妈妈说的那一家。正派人家可不会让一个九岁的小女孩在马路上乱跑。
关于卡拉尔家族，我父母或多或少地听人说起过，姓卡拉尔的有好几家，每家又有不同的分支，两个人讨论了很久。妈妈从女老师们那儿打听到一些情况。安德蕾父母跟雅克叔叔认识的卡拉尔一家只有一点模糊的关联，但他们是很好的人。卡拉尔先生毕业于巴黎综合理工学院(5)，在雪铁龙集团担任要职，他还是“多子女家庭父亲联合会”的会长；卡拉尔夫人来自里维埃尔·德·博内伊家族，这是个显赫的激进天主教家族，圣托马斯·阿奎那教区的教友们都很敬重她。也许是了解到我母亲的犹疑态度，接下来的那个周六，卡拉尔夫人来学校接安德蕾放学了。这是一位风姿绰约的女人，有着一双深色的眼睛，戴一条黑色天鹅绒项圈，上面缀着一件古老的首饰。她说我妈妈看上去就像我姐姐一样，还称她为“可爱的夫人”，妈妈立刻对她产生了好感。而我可不太喜欢她的天鹅绒项圈。
卡拉尔夫人亲切地告诉妈妈安德蕾所受的磨难：安德蕾被烧得皮开肉绽，腿上起了巨大的水疱，用琥珀色的绷带裹着，她一度陷入谵妄状态，但是非常勇敢。一个小男生在嬉闹的时候踢到了她，把伤口踢破了，她极力忍住疼痛，不想喊出声来，最后竟晕过去了。她来我家看我笔记的时候，我对她满怀敬意。她做了些记录，字迹娟秀，字体已然成形。我不由得想到百褶裙下她那肿胀的大腿。我从未遇到过像这样特别的事。我突然觉得自己的人生一片空白，好似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我认识的所有孩子都让我感到厌烦，但安德蕾不一样。课间活动的时候，我们俩一起散步，从一间教室走到另一间，她总能把我逗乐：一会儿形神毕肖地模仿杜布瓦小姐那些突然的动作，一会儿模仿校长汪德鲁小姐柔滑的嗓音。她从她姐姐那儿知晓了一大堆学校的小秘密：这些女老师属于耶稣会，头发边分的是初习修女，发了誓愿之后，头发会改成中分。杜布瓦小姐才三十岁，是她们当中最年轻的一位。她去年参加了中学毕业会考，一些高年级学生在索邦见到了她，她当时红着脸，为自己的裙子感到窘迫。安德蕾的大胆无礼让我有些愤慨，但我觉得她非常有趣，当她即兴表演两位老师的对话时，我帮她演对手戏。她对老师们的夸张模仿惟妙惟肖，上课时看到杜布瓦小姐打开点名册或合上一本书，我们俩经常心照不宣地碰个肘。有一次我甚至捧腹大笑，要不是平时举止端庄、品行良好，老师早就让我站到门外去了。
刚去安德蕾家玩的时候，我惊愕不已：除了她的兄弟姐妹，安德蕾家还有格雷奈尔街她亲戚家的一群小孩和其他玩伴，所有这些孩子追着跑着、喊着唱着，乔装打扮成各种模样，一会儿跳上桌子，一会儿掀翻椅子。有时玛璐会出来干涉一番，她十五岁了，喜欢摆出一副小大人的神气，但她刚一出面，卡拉尔夫人就说：“让这些孩子玩吧。”我感到不可思议：孩子们万一在哪儿磕破摔肿，弄脏衣服，打碎盘子，她也居然无所谓。“妈妈从不生气。”安德蕾边说边露出胜利的微笑。黄昏将至，卡拉尔夫人走进被我们蹂躏过的那间房，扶起东倒西歪的椅子，擦一擦安德蕾的额头：“你还一头的汗！”安德蕾紧紧贴着母亲，有那么一瞬间，她的脸庞起了微妙的变化。我觉得有些不自在，便扭头不再看她，尴尬中也许还混有几分嫉妒、些许渴望，以及对神秘事物怀有的那种恐惧。
人们告诉我，应平等地爱爸爸妈妈。安德蕾毫不掩饰她爱妈妈甚于爸爸。“爸爸太严肃了。”有一天她平静地告诉我。卡拉尔先生让我感到困惑，因为他跟我爸爸很不一样。我父亲从不去做弥撒，我们跟他说起卢尔德(6)奇迹时，他只是笑笑。我听他说，他只有一个宗教信仰，那就是对法国的爱。父亲不信教，对此我并不感到难为情，就连极为虔诚的妈妈似乎也觉得他很正常。一个像爸爸这样的高等男人，不同于女人和小女孩，他跟上帝一定有着更为复杂的关系。相反，卡拉尔先生每周日都跟全家人一起去领圣体，他蓄着长胡须，戴一副夹鼻眼镜，空闲时忙于慈善事业。在我眼中，他光滑的毛发和基督教美德让他变得女性化，贬低了他的地位。我们只有在极少的场合才能见到他。家中事务都是卡拉尔夫人在操持。我很羡慕她给予安德蕾的那种自由，不过，虽然她总是一团和气地跟我讲话，但在她面前我总感到不太自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