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两代哲学家跨越时空的对话
⭐️重走尼采的哲学现场，在知行合一中领悟哲学
⭐️在中年危机来临时，从尼采的哲学中找到救赎
⭐️从平庸到超越，如何理解尼采推崇的“超人”
⭐️追寻何为真正的“回归自我”
⭐️如何将深奥而遥远的哲学，运用到我们真实的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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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关于两次哲学之旅的故事：一次发生在约翰·卡格的青年时期，19岁的他只身前往阿尔卑斯山，在群山间寻找尼采写下名作《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灵感之源；另一次则发生在17年后，人到中年的卡格已经为人夫、为人父，在截然不同的心境之下携妻女重上阿尔卑斯山，再度与尼采的困境与救赎相遇。
何为“超人”？如何“成为你自己”？这是尼采哲学中两个极为关键的命题，而本书作者卡格认为，这两个问题在某个层面上可以合而为一。“超人”是对平凡自我的超越，但实际上也正在“自我”之中；“自我”并非一个被动存在于某处等待我们去发现的事物，而是一个在不断积极变化的过程中才能显现出来的形象。
攀登尼采，是攀登尼采走过的崎岖山峰，是攀登尼采哲学中的精奥之处，也是在攀登的姿态里叩响与尼采理想的共鸣，在人生无可避免的坠落处，找到那条回归自我的“超人”之路。
作者介绍
约翰·卡格（John Kaag）
马萨诸塞大学洛威尔分校（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Lowell）哲学教授，著有《美国哲学：一个爱的故事》（American Philosophy: A Love Story），该书名列美国国家公共电台（NPR）2016年度好书榜及《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编辑选书。作品散见于《纽约时报》《哈泼斯杂志》（Harper’s Magazine）等众多刊物。
部分摘录：
长久的伴侣 男人的成熟，意味着重新发现严肃，那种在孩提时代玩耍时曾经拥有的严肃。
——弗里德里希·尼采，《善恶的彼岸》，1886年
“爸爸，你的耳朵怎么了？”
17年过去了。这时我正要停止给我们3岁的女儿贝卡洗澡。最近她迷上了各种淤青、擦伤和疤痕——旧创伤留下的印记，而我耳朵上的伤疤虽然变淡了，但远没有完全消失。两只被打湿了的小手抓住我的脖子，把我的脸拉到与她的眼睛平齐的高度，她的嘴离我的面颊只有一英寸。在这么近的距离下，想要回避她口中问出来的问题是不可能的。贝卡缓慢而郑重其事地重复了一遍她的问题：“爸爸，出了什么事？”
没有人这么问过我，而我自己出于种种原因，也从来没主动提到过它。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尼采解释说，只有孩子才能表达“一个神圣的肯定”，这构成了成年人拘束的生活中鲜有的肯定时刻。对一个孩子来说，没有什么问题是禁忌的。于是我尽可能诚实而简洁地回答道：爸爸曾经到一个名叫瑞士的地方远足，有一天晚上在山上过夜，冻坏了耳朵。接下来她自然想要知道，为什么她的父亲没有带上毯子或是帽子，我正要继续解释的时候，贝卡的妈妈卡罗尔探头进了浴室，打断了我下面要说的话——这些话一旦说出，可能会对她幼小的心灵造成永久性的创伤。“这很有趣，”卡罗尔评论道，“不过爸爸或许更想讲另一个故事。”我用浴巾裹住贝卡，把她抱进了儿童房。不过，当我在走廊里与卡罗尔擦肩而过的时候，她准许了我去回顾那段我在过去多年里一直逃避的记忆。“去瑞士旅行听上去是个不错的主意，”她悄声说，“我们应该再去一次。”
这一路的生活中，我找到过许多同伴，最终还成了一名父亲。对我来说，正如许多哲学家那样，结婚生子之路绝非坦途。我曾有过一段长达10年的感情，最终以离婚收场，随即又与现在的妻子闪婚，两者相隔时间之短让我的大多数家人和朋友都感到不甚体面。然后我们就一路来到了马萨诸塞州全科医院的产房，在那里我遇见了一个幼小、无助的陌生人，而她后来成了我们夫妻俩最亲密的伙伴。现在，正当我走向儿童房的时候，出现了一个选择，它将我引回到终生无子的尼采身边。
在卡罗尔的建议下，我在那年春天开了一个关于尼采的研讨班，让自己和学生们一起沉浸在他的文本之中。我上一次读这些书已经是很多年前了，同事们都对我竟然想教这门课感到惊讶，但我实际上想要做的，其实是让自己想清楚，在阿尔卑斯山间度过一个夏天究竟意味着什么。卡罗尔开玩笑说，幸好我是个人文学者而不是社会科学家，否则我的课怕是过不了伦理审查委员会这一关了——该委员会设立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参与社科实验的被试人免受伤害。我不得不承认，这门课的确有些残忍。“只有当一个哲学家可做我的榜样时，我才能从他那里获得教益。”如果尼采在这件事情上是对的，那么我们能如何从他身上受益呢？他又在何种意义上能做我们的榜样呢？这就是我在课程开始时，向全班提出的问题。
“我之前一直都过得挺幸福的，”一个学生在学期过半的时候告诉我，“直到我开始读尼采。”
不过我们还是继续读了下去，而且这是我执教9年来，第一次没有任何学生中途退课。班上的大多数学生都正在20岁的门槛上，所以我们选择从尼采刚刚成年的时期开始阅读，当时他在莱比锡大学，在我们今天会称之为“研究生院”的机构求学。据他的妹妹伊丽莎白回忆：“我哥哥在他学生时代完成的工作量之大，几乎是不可思议的。”在莱比锡，他从解读希腊历史学家第欧根尼·拉尔修的《名哲言行录》开始，展开对古典语言学的研习。到了毕业时，尼采递交了自己关于这个题目的获奖论文，上面引用了一句诗人品达的话作为题记，而这个句子成了他之后所有著作的基石——“成为你自己”。
尽管尼采后来被严重的偏头痛折磨得无法正常生活，但据伊丽莎白形容，她哥哥在莱比锡读书时，是“一头不知何为头痛和消化不良的熊”，熊是强壮的动物，但同时也是孤独的，而尼采在他学生时代的最后一段时间里，一直在练习独处的技艺。他在日记中写道，他常在莱比锡的大街小巷漫游，心绪在焦虑和抑郁间来回摇摆。在某次漫游时，他偶遇了阿图尔·叔本华的作品。尼采告诉我们：“我当时恰巧来到二手书商罗纳的店铺门口，然后拿起了《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似乎有一个不知从哪里来的魔鬼，怂恿我将这本书带回家。”他听从了魔鬼的建议，于是“被这位阴郁的天才彻底折服了”。成为你自己，至少在一开始意味着你要陷入深深的抑郁。
多年来，我轻易忘记尼采对那位“阴郁的天才”叔本华的痴迷。叔本华是一位富商和一位美丽女子的儿子，从小在大资产阶级式的优渥生活中长大。阿图尔小的时候，全家经常出游，特别是常去英国和法国，有时去做生意，有时去娱乐消遣。然而，他的父亲尽管事业无比兴旺，但从没有真正快乐过。在阿图尔17岁那年，父亲因为从高处坠下而死——更有可能是跳下的。我开始想起自己为什么会忘记他了。
尼采也渐渐懂得了这一点：失去双亲之一，会给一个孩子造成贯穿终生的影响。起初，叔本华投身商业和贸易，以传承或至少是纪念其父的遗志。如果说尼采曾是个“小牧师”的话，那么十几岁时的叔本华就可以被称作“小资本家”。然而，两年后阿图尔就厌倦了家族生意，发现获取财富无法填补父亲突然离去留下的存在真空。叔本华的情绪愈发阴沉，感情波动变得更加剧烈，并且之后一直都是如此。他本可能跟随父亲走上一条不归路，然而却和尼采一样决定转而献身于哲学上的父亲——和其他许许多多父亲的儿子一样。他继承了一大笔钱，并且精明地做了投资，最终，家庭的世俗财富为他成为哲学家提供了保障。
我经常觉得，哲学在尼采和叔本华身上，产生了一种悖论般的矛盾效果：它使他们得以与生活和解，却让他们几乎不可能同其他人一起生活。他们在19世纪中叶发展出来的这种悲观主义，根源在于两人在童年时期获得的一个信念：人的存在是不可避免地邪恶的。他们拒绝否认或粉饰世界上的苦难。如果生命有任何意义，那它一定需要到受苦中去寻得。1850年，叔本华这样写道：“除非受苦本身就是生命直接而切近的目的，否则我们的存在一定是失败的。如果世界上处处充溢着巨大的痛苦，而且这些痛苦都源于与生命本身不可分割的那些需求和必然性，却全都不服务于任何目的，仅仅是偶然的产物的话，那就太荒诞了。”受苦即生命的意义，否则生命就没有任何意义。
或许上面的话听上去太过悲观了，不过尼采也表达过与叔本华相似的观点，即大多数人为了缓解苦痛而做出的种种挣扎，最终只是让苦痛更加深重。常见的逃避手段——美食、金钱、权力、性，都是转瞬即逝的，脆弱得令人心碎。生命只能走下坡路，必然会越来越快地衰朽下去。这一点对所有生物都成立，但唯独人类有着回忆和预见的能力，因此与无知无识的野兽不同，他们还能够重温过去的恐怖，并且清楚地预见自己不幸的死亡。当然，政治、教育、宗教和家庭生活这些事务，都可以用来分散人们的注意力，但它们无法缓解生而为人带来的痛苦。上述关系和机构也与身在其中的人的生命一样脆弱，不可凭恃。
叔本华的哲学悲观主义被他的母亲约翰娜视作“与生活全然脱节”——至少，与她本人的生活完全不协调。叔本华的人格与他的哲学一样不友善，他经常会经历长时间的抑郁和突然爆发的怒火。他曾对一个被他袭击受伤的妇女支付赔偿金长达20年，起因是这名妇女在他门外讲话时有些聒噪。叔本华26岁的时候，约翰娜在信中向他陈述了一个明显的事实——他实在太难相处。她描述了他对他身边的人造成的负面影响，并建议他搬到离她远一点的地方去。他照做了，从此二人再没见过面。约翰娜在这之后又活了24年。在与自己的母亲也疏远了之后，叔本华在其后46年的生命里始终孑然一身，这为他带来了“欧洲大陆的隐士单身汉”的绰号。但这并不是说，他从未尝过爱情的滋味。他曾与歌手卡洛琳·李希特有过一段激烈而跌宕起伏的情史，但鉴于她有许多追求者，而叔本华又对长期的亲密关系始终缺乏安全感（这也情有可原），这段感情从来没有升级成稳定的恋爱关系也就不足为奇了。叔本华这样告诉我们：“结婚，意味着被蒙上眼睛，把手伸进一个装满蛇的袋子里，妄想着从里面将一条鳗鱼找出来”。
尼采在叔本华身上看到了某种东西：他自己。“从每一行字里，我都仿佛听见弃绝、否定和放弃的呼声，”他这样评述叔本华的作品，“我在这本书中看到了一面镜子，将世界、生命本身以及我自己的灵魂都原原本本地反映了出来，其准确性令人惊骇。”“日耳曼尼亚”读书会的其他男孩都逐渐成年、成家的时候，尼采仍然是孤身一人，先在莱比锡，之后又到了巴塞尔，他只与他的书本形影不离。在他们关系最亲密的时候，理查德·瓦格纳将尼采的精神失衡归结到了一个根本原因上：你的生活中“似乎缺少了年轻的女性”，作曲家这样评论道。事实并非完全如此，但尽管尼采这时仍然想寻觅一个合适的伴侣，却始终没有找到。
有些话我并没有和我的学生们讲——比如，尼采在恋爱方面的困难，是如何专属于哲学学科本身的。我和我的第一任妻子大学期间在一门有关欧洲存在主义的讨论课上认识，当时恰逢我无比痴迷尼采的那段时间。她研究论文的主题是丹麦哲学家索伦·克尔凯郭尔和他的“间接沟通”（indirect communication）方法。这是一种隐晦到令人抓狂的操作，一种被苏格拉底运用得炉火纯青的智力戏法，可以让一个作者在传达某个讯息的同时，避免为这一声明负责任（这也就是克尔凯郭尔的许多书都用假名写作的原因）。这种做法被认为具有某种深刻的教育功用：它使教师可以教学而不成为学生的偶像，而学生可以学习而不成为追随者。从理论上来说，这种理念几乎可以被称作“尼采式的”——而我事后也的确意识到了这一点，但在当时，我将其视作一种消极攻击和不诚实（bad faith）的混合体，恰与存在主义的自由背道而驰。我和她以一种只有两个哲学家才能做到的方式争吵：一刻不停地、私密地、掺杂着近乎性吸引的激情地。最终，它让我们走进了婚姻。
在恋爱方面，克尔凯郭尔的运气只比尼采好一点点。这位丹麦哲学家曾与一个美丽而聪慧的女子雷吉娜·奥尔森订婚，但当婚期将近时，克尔凯郭尔退缩了，认为自己因性情忧郁而不适合建立长期亲密关系。我和我的前妻本来也应该得出这个结论的，然而我们却在宾夕法尼亚州中部的一个小教堂举办了婚礼。婚后最初几年，或许是出于纯粹的疲倦，我们两个人都停止了阅读各自的存在主义作品，开始致力于一些更有益于心理健康和人际关系和谐的学术问题。她离开了克尔凯郭尔，转而攻读婚姻与家庭方面心理治疗的博士学位；而我也从尼采转向了美国哲学，特别是爱默生与梭罗。然而裂隙已然形成，这些都于事无补。最终决定分开，是我们少有的明智而意见一致的抉择。后来她又嫁给了一名轰炸机飞行员——我只能寄希望于他从没读过克尔凯郭尔——而我再婚的对象则是卡罗尔，一位痛恨尼采的哲学家。
卡罗尔是一个康德主义者。人们通常以康德为德国哲学家中最伟大的代表人物，然而尼采却称他为“毒蜘蛛”——灾难体系的建造者，他编织的观念论之网让许多优秀的思想家深陷其中，无力脱身。康德是秩序、和谐、理性以及最重要的责任等一系列启蒙理想的集大成者，而击破上述哲学概念，正是尼采的毕生追求所在。康德感兴趣的是“自律”，但尼采声称，他所推崇的那种精确而无激情的自律，是与基督教中的虔诚和自我牺牲观念完美契合的。康德是绝不会远足或极端禁食的那种人，他只会重复在同一条路线上以平缓节制的速度散步，每天遵循固定的日程，从未踏出过家乡小城柯尼斯堡的高墙半步。据传，柯尼斯堡的居民甚至会根据康德著名的“哲学家漫步”时间来校准钟表。这种循规蹈矩的步行习惯是尼采所难以想象的——尼采认为这是心智被禁锢的明确表征。在《敌基督者》中，他这样描述康德：
那个心怀基督教教条的虚无主义者（即康德）却将快感视为反驳。工作、思考和感受，却没有内在的必然性，没有极为个人的选择，没有快感，成了“责任”机器，还有什么比这能更快地毁灭了我们呢？这恰是开给颓废，甚至是开给白痴的药方……康德成了白痴。
卡罗尔认为这是一派胡言。她被康德的以下信念吸引：自由根植于我们的理性能力，而非反复无常的激情，而后者被浪漫主义者，以及那些延续浪漫主义遗产的思想家如尼采奉为圭臬。根据康德的观点，情感经常将人们引入歧途，因为它会听任个体混淆道德律令与个人偏好。被激情驱使的人们会忽视道德责任，行违反理性之事。卡罗尔觉得尼采是个四处流窜的傻瓜，或至少是个被误导了的可怜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