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 为什么我们吃得太多，即使我们不饿？
● 为什么我们的橱柜已经塞满东西，我们还在继续买？
● 为什么我们抑制不住欲望，总是不可避免地陷入债务？
很多塑造并赋予我们行为意义的线索，都根植于我们的文化习俗、信念和直觉思维习惯。在当今以需求驱动的市场文化中，要想更好地调整行为来适应生活和工作中面临的诸多机遇和风险，我们必须更好地理解习惯和直觉是如何运作的。大脑如何对我们所处的世界做出反应？为什么我们看起来贪得无厌？难道我们通常认为是有意识的选择，实际上是一种无意识的心理反应，受本能、想象力和作为社会动物的条件制约吗？为什么我们在面对未来的挑战时倾向于短视的行为，大脑的哪一部分会做出这样的重要选择？
本书从神经科学角度，提供了对于以上问题和悖论的一个吸引人的分析，并告诉我们能做些什么改变。作为这个星球目前的主人，人类经历了漫长的生物进化，而迅猛发展的现代消费社会，已经让人类迷失，我们已经忘记了我们由远古进化而来的本能和目标。平衡良好的大脑，就是人类进步的意义，让我们拥有可持续的生活保障，以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
作者介绍
罗彼得·C. 惠布罗
Peter C. Whybrow
出生于英格兰，英国著名精神科医生，皇家精神病学院的创始成员和研究员，英国医学研究委员会科学工作者。曾任教于达特茅斯医学院和宾夕法尼亚大学，目前担任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神经科学与人类行为研究院主任，David Geffen医学院精神病及行为科学系主任，美国精神病协会会员，美国前沿科学协会会员，主要研究兴趣在于精神病学和神经科学对人类行为的影响。著有畅销书《美国狂热》（American Mania: When More Is Not Enough），该书获得2006年美国精神分析发展协会授予的Gradiva奖。
部分摘录：
第一章 失衡：富足的意外之殇
一个具有高贵品质的人……
在他的身体内仍然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出身卑微的印记。 1
——查尔斯·达尔文，《人类的由来》（The Descent of Man，1871）
在写这本书的初期，我和牛津大学的同事们一起工作了一年。我们在伍德斯托克找到了住处。伍德斯托克是位于牛津城外几英里的一个小村庄。初春的时候，我在那里遇到了亨利——一只野鸡，它后来成了当地的“名人”。
在英国乡村庄园里当野鸡一点也不好玩。那一年尤其如此。那个冬天漫长又寒冷，地上覆盖着冰雪，猎人们为此已经付出了代价。有几天，有六七百只鸟落到了猎人和他们的狗的手里。但亨利没有，因为它被亲切地称为“不容易上当受骗的公鸡”。亨利很精明，腿上长有闪亮的长刺，这表明它很精悍、很精明，尽管条件恶劣，也能熬过一两年。它是个英俊的小伙子，铜色的羽毛在阳光下闪着斑驳的七彩光芒；它的羽冠闪烁着森林般的绿色。它昂首阔步，威风凛凛，显出一副武士的样子。这只鸟是幸存者。
来年春天它失败了：亨利出乎意料地陷入了物质富足、选择过剩的困境中。它最喜欢去的地方是湖边的一个牧场，靠近一个旧水坝的入口，那里的水汇入下面的河里。整个冬天，人们都在维修大坝，为了更好地控制春季径流期间的水量，人们还修建了新的排水管道。在项目的后期，在不用挖土机和卡车作业后，场地管理人员重新在草地上播种。到了三月初，一切都完成了。太阳越升越高，水仙花沿着河岸茁壮生长，新种的草冒出来了，三叶草发芽了，昆虫也开始繁殖了。对于一只从匮乏的冬天幸存下来的野鸡来说，这是一场无与伦比的盛宴。
说到生存，野鸡是有它们的一套的。它们跑得很快，飞得也很低，它们断断续续的警报，确保了大多数野鸡在你看到它们之前就会躲藏起来。它们对自己的饮食习惯很谨慎，每天清晨进食，下午晚些时候进食，那时阳光开始变弱。在白天最热的时候，大多数野鸡会躲到被猎人称为“闲荡”保护地的地方——隐蔽的疏灌木丛或高高的草丛中，这样既能保护自己不受捕食者的伤害，又能有一点放松的时间。然而，亨利沉浸在发现“财富天堂”的喜悦中，开始忽略这些生存原则。它把新播种的土地里的食物据为己有。人们发现它每天都在那里，即使是在中午时分，它也完全暴露在外，低着头，不停地进食，从来没有人看见亨利跑过；相反，它昂首阔步地走着，颔下的皮囊在它紫色的喉咙上颤动着，发出红光。
亨利越长越大，它不再精壮，而是以匹克威克式的体形而闻名，它是许多人见过的最大的野鸡。游客们聚在一起看它吃饭。它对游客的吸引力可以与水上乐园相媲美。小男孩们扔石子激怒它，它几乎毫不留意，一心要放纵自己。对亨利而言，尖叫着冲进灌木丛是懦夫之举。这就好像它在重新播种的土地上写下了那些警告竞争者远离的标语——“新播种的领地，非请莫入”。漫长的冬天已经过去，人类猎食者已转移至海湾附近，亨利变得自满起来，尽享自己的私人领地和丰足的生活。一天下午，我们和一群观赏的游客站在一起时，一位当地村民说：“那只鸟已经失去了理智，不是吗？如果它不自杀，那么狐狸也会杀死它。”他是对的。四月中旬，亨利不见了。几天后，我爬到可以俯瞰湖面的小山上，发现了一具血迹斑斑的尸体和一对翅膀，这是亨利留下的东西。那些又长又亮的鸟腿上的长刺，毫无疑问，是亨利的。
亨利的传奇——这只“高贵的”野鸡是如何因陷入富足而失去理智的——这则具有寓言特质的故事，完全值得写进鲁迪亚德·吉卜林的《原来如此的故事》（Just So Stories）中。但是，就像许多寓言一样，它也提供了一个警示故事。肥胖症在全球范围内日益流行，这一挑战在美国尤为明显。它表明，当我们面临富足时，我们人类可能与亨利一样有着永不满足的胃口。
那么是单纯的暴食杀死了亨利吗？我不这么认为，相反，亨利对这种突然的食物丰足也感到吃惊。它之所以惨败，主要是因为原始本能冲动与那片刚播种的丰饶的草地不协调。面对前所未有的机遇，亨利失去了平衡，它忽视了一直以来的自我保护；本质上，它只是一只胖得飞不起来的鸟。
在人类的层面上，当前，对于那些生活在美国和世界上其他富裕国家的人来说，类似的挑战显而易见。起初我们也对过于富足的生活感到惊讶。我们被一种不可抗拒的、资源丰富的文化所诱惑——一种由我们自己的物质成功所设计的、能提供一切所需的令人麻痹的、过剩的文化，我们正在与我们人类自己的生物学规律发生冲突，我们对我们当前行为的长期后果缺乏远见。我们人类进化而来的生理机能与快速变化、竞争激烈、商业化的社会诱发的挑战性行为不匹配引发了一系列健康问题，其中最明显的莫过于我们日益增长的肥胖问题。Ⅱ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焦虑和抑郁的盛行与肥胖交织在一起，这并非偶然，因为它们都是高压力社会带来的后果。这些以代谢问题为主的疾病是“功能性疾病”，或者更具体地说，是人们在现代社会中，由于种种原因，自身缺乏安全感并不断受到挑战而患上的疾病。
富裕被定义为在代价日益减少的情况下拥有极丰富的选择， 2 因此具有无处不在的“魅力”。当我们接触到当今消费文化带来的愉悦刺激和不断的回报时，我们在日常活动的许多方面都容易产生过度的行为，乃至上瘾。我们已经接受了这样一个事实：一个“瘾君子”可以对可卡因、海洛因或酒精上瘾，就像亨利对它在草地上的恣意妄为“上瘾”一样。但令人费解的是，相同的神经结构，不仅让一个“正常”的人习惯于购买双层芝士汉堡，也让他们习惯于信用卡购物、视频游戏、智能手机、电子社交网络、网上冲浪、股票期权冒险、色情内容和无数其他的新奇的“乐趣”，这些在一个富足的社会里比比皆是。在这样一个拥有无数选择的世界里，选择会直接作用于我们对快乐和回报的本能驱动力，自我控制已经变得难以发挥和维持。
市场文化进一步侵蚀我们的自控力，强化了我们这种贪婪的消费行为，然而，经济发展却依赖于这种市场文化。随着贸易的全球化，持续的物质增长模式已经成为人类“进步”的公认模式。商业上的成功不是靠质量，而是靠销售的产品数量。因此，发达国家的经济现在必然集中在诱导和鼓励消费者的成瘾行为上——在美国，消费支出约占经济活动的70%。消费量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活力的标准。在当今社会，商业增长有两大驱动力：一个是商人们发现，当面对物质充裕时，人类大脑无法有效地自我调节欲望；另一个是传统经济学家坚持认为，人们可以做到自我调节。正如媒体所描绘的，这就是美国梦——建立一个充满选择、物质丰富、充满兴奋、充满活力和自我实现的世界。但是，正如我将在这一以美国肥胖现象为例的开篇章节中所探讨的那样，在这个世界上，生理和文化因素的不匹配会导致不安全感、坏习惯，以及压力带来的代谢紊乱等健康问题。
美国人在物质财富、生活水平、选择自由和非凡的技术发展方面领先于世界，在世界上最肥胖的人群中也同样令人难于置信地表现出众。2008年，美国疾病控制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CDC）估计，68%的美国人超重，其中33%的人体重指数（body-mass index，BMI）在30以上， 3 属于肥胖。从某种角度来看，美国的肥胖率是日本的10倍。 4 这种过度的体重增加不仅会导致生理失衡，使数百万美国人患上Ⅱ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进而导致慢性疾病的悲剧，而且还会使美国面临巨大的公共卫生和经济负担。
对数据做进一步认真分析后我们发现，几十年来美国人的体重一直在缓慢增长， 5 但毫无疑问，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这一曲线开始呈指数级上升。这个时间尺度对应的是我们的饮食习惯从家常菜转变为更多地食用预处理和高热量的食物。 6 这些食物含有较高含量的精制糖和饱和脂肪，最重要的是，这些食物很容易买到，既美味又便宜。
因此，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我们会陷入这个困境中呢？毕竟，在地球的生物群落中，我们人类难道不是智慧物种吗？我们不仅能有意识思考、选择和行动，而且以自己能从经验中学习而自豪。在美国，我们往往认为肥胖是个人问题。那么，作为聪明的生物，为什么我们在面对新到手的物质富足时，会表现得贪得无厌，就像亨利在新播种的草地上所做的那样？那么我们的自控力呢？为什么我们不能直接说“不”，控制自己的饮食习惯呢？
不幸的是，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开始痛苦地意识到，在今天的美国，要保持健康的体重并非易事，其原因涉及多方面，从遗传、生理因素到人际关系、文化因素。
肥胖现在是美国公共健康的头号问题。要了解它的根源，一个好的起点是了解我们人类的进化史。简单地说，对于人类动物而言，生活在丰富、廉价、美味的食物比比皆是的社会是一种独特的体验。与传说中的野鸡亨利完全一样，无论是在新陈代谢还是在本能上，我们人类是为生存而进化的，人类早期生存的时代物质是匮乏的，而不是富足的。
从生理学上讲，体重增加背后的“方程式”是直截了当的：它是身体储存多余能量的直接结果，即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从食物中获得的热量超过了满足新陈代谢所需的热量。多种基因会参与平衡身体的能量需求， 7 这些基因不仅相互作用，还会对环境条件的变化做出反应。这是我们每个人都很熟悉的经历：想想那些我们从感恩节和其他冬季盛宴中获得的额外体重吧。但是对于我们的祖先来说，他们会不断地与不稳定的食物供应做斗争，这种通过体重增加来储存能量供应的能力是一个重要的优势。在饥荒期间，这种能量储存可以迅速成为一种可拯救生命的身体机能。因此，非洲人或南美土著后裔进化出一种比其他人种（如欧洲血统的人）更强大的代谢系统来保存和储存能量。在欧洲，早期农业使食物供应极为稳定，相应地，也为基因组适应这种环境提供了条件。然而，人体的新陈代谢程序并不容易改变。因此，当个体，尤其是那些有存储卡路里的代谢倾向的人持续地摄入高热量的饮食时，再加上久坐不动的生活方式，体重明显增加和肥胖就司空见惯了，也会对长期健康构成威胁。
对于基因和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有一个经典且研究充分的例子：亚利桑那州的皮马印第安人因食用高能量的“西方”饮食而出现了严重的肥胖。 8 在他们祖先的栖息地，这些基因与美洲土著相同的“河边民族”通过打猎、钓鱼和自给自足的农业生存下来。在生理和文化上，他们都能很好地适应饥荒时期。然而，在19世纪晚期，当美国定居者沿着河流逆流而上，使皮马人的供水改道时，皮马人两千多年的传统遭到了严重的破坏，随之而来的是大范围的饥荒。在短短几十年内，美国政府给这些“河边民族”提供替代饮食，其主要成分是动物脂肪、精制糖、白面，再加上外来文化的发展以及久坐不动的生活方式，导致当地人不仅体重增加，而且引发了Ⅱ型糖尿病，今天仍然使约32%的人口备受折磨。
亚利桑那州皮马人的困境与生活在几百英里以南墨西哥马德雷山脉的部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个部落居民与皮马人有类似的遗传基因。在这里，皮马人保留了他们祖先的传统——以玉米和南瓜为主食，辅以猎食和捕鱼，该部落居民的体重保持正常，糖尿病患病率较低。
虽然皮马人的经历在很多方面都是独一无二的，但它凸显了环境与代谢的错位发展产生的强大而显而易见的后果。随着文化和饮食的突然转变，在食物匮乏条件下进化而来的保存卡路里和防止体重减轻的生理机能，不仅在稳定新陈代谢方面无效，而且当摄入的卡路里超过需要时，还会导致病态的体重增加。
我们的本能行为在适应衣食富足的条件时也表现出类似的复杂性。在人类的进化过程中，我们不仅控制了新陈代谢的基因密码，连同我们的本能都被设定为适应物质匮乏的环境。在物质匮乏的社会里，人们一致认可的生存之道是，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有可用的东西，就去收集和消费，因为这样的机会可能不会再来。但是，正如我稍后将探讨的那样，每天指挥我们的大脑是一种只会使用权宜之计的器官， 9 它的核心运行依赖于很久以前进化出来的一系列机制。因此，衣食富足时，问题就产生了。生物进化的过程本质上是保守的，通过选择不同的适应模式来选择最优的环境适配以获得成功和生存。那些被证明有价值的适应机制被一代一代地保留下来，并且是被跨物种保存下来。因此，当涉及本能行为时，我们每个人的大脑中仍然潜藏着一点亨利的“机智”。
在生存的本能游戏中，痛苦和快乐是改变我们行为、指导大脑快速反应策略的红绿灯。恐惧和痛苦是对危险的警告，会使人撤退；而快乐是对成功的奖赏，会促进好奇心和不断的探索。在我们的进化过程中，痛苦是司空见惯的，而回报来之不易。在寻找食物时，很少需要自我克制。我们的祖先在撒哈拉以南的家园几乎一无所获，而其他人也想从这仅有的收获中分一杯羹。因此，是贫困和竞争控制了我们的能量摄入。当好运让我们惊喜时——如我们偶然发现一棵硕果累累的树，或者是一头巨兽的遗骸时，好运就印在了我们的大脑情感记忆中，这种兴奋就像播下了种子，让我们渴望重复这种经历。但这样的欢乐时刻很少，充其量也只是短暂的。为了自身的利益，我们必须充分利用任何出现的机会。因此，多巴胺驱动的、产生愉悦感的奖赏系统被调整为以短期利益为目标：当你在狩猎中获得成功时，你会以最快的速度吞下猎物，并囤积剩下的猎物，最好是在竞争对手出现之前。
在当今物质富裕的世界，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在20世纪的最后几十年里，低成本的预加工高盐、高脂食物，连同含有咖啡因和玉米糖浆的软饮料，在美国和其他富裕国家都唾手可得。这种情况使我们易受伤害。我们一直难以抗拒这种廉价、方便、新颖和高热量的饮食。猎奇、及时满足的机会扭曲了我们每个人的理性选择。因此，当受到这些美味佳肴的诱惑时，大脑古老的奖励机制就会迅速发挥作用，占据主导地位，有时甚至会被强行控制演变成一种上瘾的恶性循环。当我们不断地对这种诱惑做出反应时，多余的热量就会随之而来，离体重的增加也就不远了。更糟糕的是，在短期内，这种行为没有生理上的惩罚，只有奖励。所以今天和古代一样，当血糖水平下降，威胁到大脑的能量供应时，警钟就响了——我们感到虚弱和饥饿；但是过多的卡路里被摄入时，身体并没有发出什么理性的警告，只是有一种饱腹感。这与把车开到加油站加油不同，我们没有生理上的卡路里切断阀。因此，随着肥胖的出现，伴随体重增加而来的高血糖水平（糖尿病的先兆）有时会持续数年后才被发现。
总而言之，在今天的美国，谈到食物的时候，我们面临的选择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我们的本能行为没有进化。理性的选择可能会使我们竭尽全力保持合理的体重，但当我们“惊喜”于快餐的便利性，理性的思维就会被远古大脑对即时回报的偏好所淹没。久坐不动的生活方式和体力劳动的减少，伴随着科技的快速发展，让情况变得更加复杂。经济停滞，尤其是在越来越多的中产阶级家庭中，进一步加剧了这种双重危险，促使人们以最低的成本获取最多的热量。市中心社区普遍缺乏健康食品的选择，这一因素与另外两个因素共同作用，使肥胖症在美国成为穷人而非富人的一种疾病。这与过去的经验形成了反差，当时最常见的肥胖人群是富人和特权阶层，这显示了他们的地位和获得食物的特殊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