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弗里德里希•席勒(1759—1805)，伟大的德国诗人、戏剧家、美学家。席勒的早期创作充满炽烈激情和抗争精神，是“狂飙突进”运动的杰出代表。随后席勒和歌德互相砥砺，将德国古典文学推向顶峰。席勒的作品歌颂人的自由和尊严，贯穿着昂扬的理想主义和人道主义精神，在世界文学史和思想史中具有重要地位。其诗作《欢乐颂》被贝多芬写进第九交响曲后，更是被全世界人民传唱。席勒的作品从二十世纪初就开始被译介到中国，深受中国读者喜爱。 吕迪格尔·萨弗兰斯基描绘了席勒的一生，讲述了席勒如何（与歌德一起）在1790～1805年的十多年间成为德意志精神生活中的那颗位居核心的恒星。所有人都登上了舞台：诺瓦利斯、荷尔德林、施莱格尔兄弟、费希特、青年黑格尔、蒂克、布伦塔诺。这部关于一个伟大人物的生平、著作与时代的书，或许正可以开启一场“席勒复兴”。
作者介绍
吕迪格尔·萨弗兰斯基（Rüdiger Safranski），德国知名学者、文化大家，1945年生于巴登-符腾堡州罗特维尔市，曾在法兰克福与柏林学习哲学、文学、历史与艺术史，获博士学位，后成为自由作家，为德意志思想群星立传。曾获多项文学殊荣，入选德意志语言与文学科学院并荣膺德国一等十字勋章，现任柏林自由大学客座教授。
部分摘录：
出身——传奇的表亲——父亲的冒险——洛尔希的牧歌——棍棒——尊重父亲、超越父亲——母亲的哀伤——路德维希堡的洛可可——公爵“人生的纵马年华”——“你傻了吗，弗里茨？”
弗里德里希·席勒，这位《华伦斯坦》（Wallenstein）的作者，差一点儿就降生在一座军营之中。
父亲约翰·卡斯帕尔·席勒（Johann Kaspar Schiller）是服役于符腾堡公国军中的一名上尉。部队正集结在路德维希堡（Ludwigsburg），备战“七年战争”（Siebenjähriger Krieg）[1]中史称“黑森战事”的军事行动。当时，符腾堡公爵的部队站在法国一边对抗自诩新教守护者的普鲁士，着实让信仰新教的施瓦本地区（Schwaben）颇为不满。
母亲和大女儿住在马尔巴赫（Marbach）的祖父母家中。从马尔巴赫出发，她可以经常去距此不远的路德维希堡探望丈夫。当第一波产痛袭来时，她恰好在军队的营帐中，于是人们立刻将她送回马尔巴赫。1759年11月10日，她在那里产下了第二个孩子。人们给他施洗，起了约翰·克里斯多夫·弗里德里希（Johann Christoph Friedrich）的名字。
父亲的家族中曾出过一个约翰·弗里德里希，他被当作孩子的榜样，因为这位“表亲”念过大学，周游世界，写过书，也搞过翻译，天天折腾些项目，闲不下来，还是个花花公子。据家中传言，他甚至给“几个政府”出谋划策过。据说，他曾向卡尔·欧根公爵（Karl Eugen）[2]建议，把所有多余的教堂大钟都给回炉熔化，重炼成火炮。他对财政和教育懂得很透，制订了几个计划，要增加人民的福祉并从根本上消除人间疾苦。但当这位“表亲”日后竟无法保证自己的温饱时，他在家中的地位便一落千丈。据说他在英国曾和玫瑰十字会[3]一起研究炼金术；当他从英国回来后，便在美因茨（Mainz）开了一家出版社，印了不少道德哲学与经济方面值得一读的著作。但读者却兴趣寥寥，于是这批出版物就砸在了这位精力旺盛之人的手里。他被关入债务监狱[4]，那点少得可怜的财产则被拍卖。于是他又受雇于人，当起了语言教师，并在80年代从家族的视野中消失。弗里德里希·席勒虽只是通过传奇故事认识了这位“表亲”，但对他却始终很好奇。1783年7月，他想要拜访“表亲”，但最终并未付诸实施。也许他是想为自己省去一场失望。
席勒出生的第二天，人们就匆匆给他施洗。因为这孩子是如此虚弱，让人不由得担心他恐怕会就此夭折。尽管如此，人们还是下了很大功夫，把施洗办得像是一场婚礼。教父的名册证实了家族的名望。名册上除了那位可疑的“表亲”外，还有以下几位：父亲所在军团的指挥官封·德·加贝伦茨上校（Oberst von der Gabelentz）；马尔巴赫及附近的维欣根（Vaihingen）两市市长；让众人惊讶的是，教父的名单上居然还有令人又敬又怕的里格上校（Oberst Rieger）。这位全公国上下都畏惧的人显然对席勒的父亲颇多好感。
里格上校是公爵的心腹谋臣。他能通过残酷的征兵手段，凭空变出一支6000人的部队，因此成了公爵身边必不可少之人。里格有不受限制的强制征召权，而仅在1757年，就在他的指挥下发生了三次大规模的抓壮丁行动。被抓来充军的包括农民、小手工业者和短工。征兵所用的伎俩，里格是从普鲁士的征兵官那里学来的。他们去酒馆、教堂落成仪式或其他舞会上，趁人喝得醉醺醺时将其掳走，把人长时间地关押起来，不给饮食，直到他们“自愿”领了新兵津贴去充壮丁。如此强征来卖命的部队自然不堪一击。1757年，符腾堡大军第一次引人瞩目的军事行动，就是兵士的一场大溃逃。于是朝廷立刻颁布了一道“捉拿弃旗逃散者令”，从布道台上照本宣科地念将下来，允诺赏给任何揭发逃兵者18古尔登[5]。这赏金便导致了一场狂热的大搜捕，而里格上校则巧妙地将之引入规划好了的轨道。一旦点到某个疑犯的名字，便钟声大作，催人去围猎；各条道路上均设了关卡，桥梁也被占据，人们反复捅刺茅草堆来搜寻逃兵。里格就这样给自己挣得了“扒人皮者”、“赏金猎人”和“奴隶贩子”的名声。小席勒受洗之时，教父里格正处于其权势的巅峰。然而三年之后他就倒了台。席勒将会在《命运的游戏》（Spiel des Schicksals）[6]这篇小说中讲述一段故事，仿佛就是符腾堡暴政的翻版；幸而他自己此时已从中脱身。即便是“狂飙突进”运动（Sturm-und-Drang）中一个反叛的头脑，也无法将这则故事构思得更加精妙。
里格上校之倒台，罪魁祸首是那些宫廷中妒忌他的人。其中最有影响力的当属领导公爵内阁的蒙马丁伯爵（Graf Montmartin）。此人通过伪造的信件，谎称里格想要谋反，并将其乱心公之于众。上校被捕时，正身着习以为常的华服，在一群廷臣和传令兵的簇拥下检阅卫兵。随后，他未经审判，便被打入霍恩特维尔（Hohentwiel）的大牢中囚禁了四年。刑满释放后，他便离开了公国，6年之后才回到故乡。公爵仁慈地接纳了他，并任命他为霍恩阿斯佩尔格（Hohenasperg）监狱的指挥官。这样一来，原先的囚徒就负责看守另一位重要的囚徒，即诗人和政论家克里斯蒂安·弗里德里希·达尼尔·舒巴特（Christian Friedrich Daniel Schubart）[7]。舒巴特也是未经审判就被关入监狱，因为他竟胆敢将公爵的专制钉在文学的耻辱柱上。1781年，里格为他的教子席勒创造了拜访这位他所崇敬的狱囚的机会。此后，席勒便以更温和的眼光看待这位上校。一年之后，一位遭他虐待的士兵对他的反抗使他过于激动，竟因此中风而死。席勒为逝者的葬礼作了一首诗：“比你君王的笑容更高/（哎！不少人就为此锱铢必较！）/对你而言，那永恒者比之更高。”[8]当舒巴特之子[9]于1788年在魏玛拜访席勒时，他再一次想起了里格的故事。随后，他便写下了那篇《命运的游戏》。
席勒的父亲虽颇受上级的重视，却并非卑躬屈膝之徒。他凭借着无限的能量与务实的头脑才一步步获得晋升。他一生所取得的成就大多数都归功于自己，因而他对此不无骄傲。他始终好学，灵活但又坚守原则。他过得并不轻松，但世界在他眼中却显得秩序井然、安排公正。他信仰的上帝会照顾人类，只要人类有勇气照顾自己。天上的圣父、世间的君主和家中的父亲——这就是事物的自然秩序。在他看来，这种秩序根基坚实但也算不上僵化，因为能干的个人总有上升的可能。他觉得自己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弗里德里希·席勒有一次曾表达了这样一种信念：他的父亲既然已成为符腾堡各处园林设施的总管和督察，必然可以升得更高。父亲自己倒是对取得的成就很满意，尤其是他在晚年还能因为他儿子的鼎鼎大名而倍感骄傲。在去世前不久，他写下了一段感恩祈祷，其中就有：“而你，一切存在之存在，我在我独子降生后曾向你祈祷，请你将我因为缺乏教育而无法企及的精神强健，加诸他的身上，而你听见了我的祈祷。感谢你，善良的存在，感谢你在意终有一死者的祈祷。”[10]
席勒的父亲约翰·卡斯帕尔生于1723年，来自一个居住在雷姆斯河谷（Remstal）下游地区的面包师和种植葡萄的农户家族。世代以来，村长一职仿佛已成了这个家族的世袭之物。
约翰·卡斯帕尔天资聪颖，被允许去上拉丁文课程。但由于他的父亲早逝，留下8个嗷嗷待哺的孩子，这个大男孩就被派去干农活。但他却想着逃跑。他跟着一个修道院的理发师学了外科医生的手艺。随后，他就“带着简单几件换洗衣服”开始了漫游。他的精神让他追逐更高，他练习击剑、学习法语。1745年，他在诺德林根（Nördlingen）加入了行军至此的一支巴伐利亚骠骑兵团。军团内并没有军医的空缺，但他行事巧妙，于是不久后便被允许做些外科小手术。人们准他治疗皮肉伤和牙病，也准他为人放血。军团开赴荷兰，在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Österreisischer Erbfolgekrieg）[11]中和哈布斯堡皇朝结盟，与法国部队作战。约翰·卡斯帕尔很快就升任正式军医，在抵御传染病方面技术尤为精湛。由于士兵们更多的是为性病而非敌军所伤，约翰·卡斯帕尔就专攻所谓的“殷勤疗法”[12]。他收入不错，拿着攒下的钱买了一匹好马，在比利时、法国北部与荷兰四处奔波。他甚至得以陪同军团指挥官访问英国。那是多么传奇的年代。他受过伤，被敌军当作间谍俘虏，又设法逃脱，东躲西藏，最后重新找到了自己的部队。他认识了“先进”的世界、宏大的城市，参观了新式工厂和石煤矿，看到人们是如何围海造田，如何用机器切割大理石。弗里德里希·席勒之后在《尼德兰联省脱离西班牙统治史》（Geschichte des Abfalls der vereinigten Niederlande von der spanischen Regierung，后简称《尼德兰独立史》）一书中所描绘的荷兰勤于工商的瞩目景象，或许就是受到父亲讲述的启发。对于父亲而言，尼德兰就是那应许之地。
带着一小笔辛苦积攒下的财富，带着拔牙放血、理发剃须的工具，带着一副匈牙利的马鞍和8本书，几本陶冶情操，几本有关医学，带着几道已经愈合的伤疤和坚韧的经历，约翰·卡斯帕尔于1749年回到了家乡，作为外科医生在马尔巴赫落了脚，娶了客栈老板16岁的女儿伊丽莎白·多萝蒂亚·科德魏斯（Elisabeth Dorothea Kodweiß）为妻。
新娘来自马尔巴赫的一个显赫家庭。岳父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科德魏斯（Georg Friedrich Kodweiß）是“金狮”旅店的主人，也是当地的木材监察，负责监管公爵领地内的木筏生产。但约翰·卡斯帕尔不知道的是：他的岳父已经在木材投机中亏得一干二净，离破产只有一步之遥。于是，约翰·卡斯帕尔这个上进的人就落入了一个正不断丧失社会地位的家庭。起初，他仍尝试拿自己辛苦攒下的钱来帮一把，然而于事无补。旅店被拍卖了，老板成了乞丐，领受了守卫城门的岗位并把它当作别人施舍的面包，将紧挨着城门的一间小屋当作栖身之所。
约翰·卡斯帕尔不愿意继续目睹这个家庭的衰败，也不愿继续在马尔巴赫城里生活。幸而他有足够的决断力去尝试新的开始。命运再一次把他引向了军队。1753年，他到一支新组建的符腾堡军团报到；军医的岗位已被别人捷足先登，于是他便接受了一个后勤参谋部书记官的低级职位。但没过多久，他就再次出人头地。当符腾堡大军与奥地利并肩向普鲁士开战时，约翰·卡斯帕尔再一次成为军团医生，参加了在波希米亚的战斗。对于符腾堡的将士而言，这一系列战役打得并不光彩，因为一大半士兵都临阵脱逃了。可约翰·卡斯帕尔却坚守团旗，为了提振部队低沉的士气，他甚至在军中布道——随军牧师早已当了逃兵、去了远方。为了嘉奖他的多面才干，于1759年，也就是弗里德里希·席勒出生的那一年，他被提拔为少尉，又在两年后的1761年晋升为上尉。
他跟随自己的军团从一个兵营迁到另一个兵营，过不了宁静的生活。妻子不得不带着两个孩子跟随丈夫的调动。1763年，老席勒被任命为征兵官，调至施瓦本的格蒙德（Schwäbisch Gmünd）。结束了漫游岁月，席勒一家终于可以过上温馨的家庭生活了。约翰·卡斯帕尔操办起募兵事务来比他先前的恩人里格上校要诚实得多，但成果也因此减去不少。由于给他和助手的军饷迟迟不来，他只能动用自己的存款来支付他手下下级军官的酬劳，并艰难地支撑起整个家庭。为了降低生活成本，他们搬去临近的小镇洛尔希（Lorch）。假以时日，弗里德里希·席勒将会像怀念童年已逝的天堂一样回忆起这个地方。
这是一个地形狭长的村庄，坐落在雷姆斯河畔，大约步行一个半钟头可以到达施瓦本的格蒙德。河水蜿蜒穿过草地，草甸的边缘是连绵起伏的长满杉树的山丘。曾经有一条重要的商路从这里经过，因此这儿成了被城堡拱卫的地方。一讲起这片童年的山水，席勒便进入了幻梦。在他去世之后，妻子夏洛蒂在她撰写的席勒生平中记叙道：“这个男孩最爱的漫步，便是登上那一座山，山顶矗立着一座小教堂，虔诚而热情的基督徒们为了象征性地重现基督受难路上的十二个阶段，怀着忏悔走向这座教堂。另一座山顶的修道院保护着霍亨施陶芬（Hohenstaufen）[13]家族的陵墓。男孩的心灵就在这些宗教与骑士之力的图景下收获了最初的印象。”[14]或许正是对洛尔希山顶的霍亨施陶芬之墓，以及对这个传奇的皇室家族之回忆，让席勒有了创作一部关于最后一个施陶芬皇帝康拉丁（Konradin）的戏剧的念头；只是这个想法到底未能得到实现。
留在席勒记忆中的，还有他在洛尔希的莫泽尔神父（Pfarrer Moser）[15]那里上的拉丁语课。神父性格温和，富有学识，心性虔诚而平易近人。在《强盗》一剧中，席勒为他立起了一座丰碑：塑造了一位与之同名的神父，犀利的言辞句句直击恬不知耻的弗朗茨的良心[16]。或许也正是莫泽尔神父激起了少年席勒想要成为一名牧师的愿望。姐姐克里斯多芬娜（Christophine Schiller）回忆道：“他自己时常就这样开始布道，站上一把椅子，让姐姐为他挂上黑色的围裙来代替教堂的长袍。随后，他周围所有的人都必须保持安静，虔诚肃穆，聆听他的讲道；此外，他是如此热衷于此，以至于常跑得不见踪影，回来之后通常就接着来一顿训诫的布道。尽管这些讲话仍然稚气未脱，但总有正确的思想；他很巧妙地把若干格言编排在一起，用自己的方式带着强调的语气宣读出来。此外，他的布道还有分段结构，这也是他从神父先生那里默记下来的。”[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