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犹太人从哪里来？ 他们如何在几个世纪的颠沛流离中维系强烈的社群意识？ 当代犹太人为何在饱受蹂躏的历史阴影下仍然对民族身份感到自豪，并将他们的民族家园发展得蒸蒸日上？
全书涉及面广、信息量大，通过追溯犹太人从传说时代直到当前中东和谈的历程，既展现了决定犹太历史进程的主要地理、文化、政治因素，又介绍了形形色色的犹太人，他们塑造出犹太人的性格、心态和愿景。为了使这一综述具有国际视野且合乎时宜，作者聚焦于每个历史时期的关键事件和占主导地位的犹太社群。
作者是受人尊敬的希伯来研究学者、文化史学家、著名作家兼拉比。在他笔下，一个在多元文化生存环境中卓然自立的民族的事迹被娓娓道来。书中包括实用的地图、生动的图片、大事年表和补充素材，将这些资源集于一册是一项开创性的工作，为对犹太人感兴趣的读者打开了方便之门。
作者介绍
雷蒙德·P.谢德林，著名学者，美国犹太神学院中世纪希伯来语文学教授。著有《葡萄酒、女人和死亡：中世纪希伯来语诗歌论美好生活》（犹太出版社1986年版）等多部专著，并译有多种中世纪希伯来语诗集和《约伯记》。2004年荣获美国国家犹太文化基金会所颁发的文化成就奖。
部分摘录：
有个传说解释了宗教领导权从祭司向拉比的转移这一现象。约哈南·本·扎卡伊是当时最重要的拉比，他对抵抗罗马的战争持反对态度。罗马人围困耶路撒冷时，他佯装死亡，让门徒把他装进棺材抬出城（罗马人允许困在城里的人出城埋葬死者）。然后，他来到韦斯巴芗面前，后者对他的胆识、智慧和反战态度印象深刻，授权他在亚姆纳（Jamnia，这是希腊语，此地希伯来语叫亚夫内［Yavne ］）建立一所学院。这位拉比分得清轻重缓急：城市、圣殿膜拜和政治主权皆可有可无，体现在《托拉》和不断增加的宗教律法中的宗教传统则必须保证。约哈南·本·扎卡伊及其同道由此迈出重要一步，开始将犹太教重组为拉比犹太教，这是犹太教传播最广泛的形式，至今不衰。拉比犹太教专注于不断学习《托拉》和与之相关的口述传统，要求信徒一丝不苟地奉行教规，这些教规又被理解为一套律法体系。拉比们将学习《托拉》置于犹太宗教生活的中心，从而在无意中为犹太文化日后专注于各种智力活动奠定了基础。
犹太会堂也出现在这一时期，堪称犹太人生活中有特色的机构。“会堂”（synagogue）一词源自希腊语，意思是“集会”；作为集会场所，犹太会堂早在圣殿被毁前就遍布各处，当时可能用于某些宗教仪式（尤其是巴勒斯坦以外地区），如祈祷。但圣殿被毁后，随着集体祈祷仪式开始定期举行，随着诵读和解释《托拉》日益在公共宗教中发挥重要作用，犹太会堂逐渐成为主要的公共宗教机构。圣殿被毁将公共崇拜去中心化，有助于拉比将宗教生活的责任交给每个人。中央宗教机构被毁是创伤性事件，但从创伤中恢复是可能的，因为延续宗教的基础已经找到。
第二章曾提及115—117年流散地犹太人的起义，犹地亚人倒没有受此影响，但罗马占领后的暴虐和农民的贫困所引起的紧张情绪在发酵，并在第二次大规模犹地亚人战争中爆发。战争导火索是哈德良皇帝（117—138年在位）重建耶路撒冷的计划。哈德良在帝国全境重建了众多神庙和城市（包括太巴列和塞弗里斯［Sepphoris］的神庙），他要把耶路撒冷变为罗马城市，献给朱庇特，城名改成伊利亚·卡皮托林（Aelia Capitolina） (1) 。这种亵渎古都的做法让犹太人民忍无可忍。
这场起义于132年爆发，要比66—70年那次战争更有组织性，而且今非昔比，这次连拉比都支持，比如深受爱戴的阿奇瓦拉比。起义领袖是西蒙·巴尔·科西巴，他当时很可能被当成弥赛亚，因为他自称“以色列的亲王（ha-Nasi）”，还发行带有“以色列救赎元年”之类铭文的钱币。他以巴尔·科赫巴的名字广为人知，这个名字意思是“星之子”（犹太传统赋予这个典出《托拉》的短语以弥赛亚的解释），他举手投足也一如古代的犹大君王和军事领袖。可是，光靠巴尔·科赫巴颐指气使的个性、他的受人拥戴和著名拉比的支持，还不足以制胜。他于135年被杀，手下残兵败将则在贝塔尔（Bethar）和隐基底（Ein Gedi）被罗马军队围剿。
罗马人对第一次起义表现得尚属克制，这一次却把新仇旧恨统统算在这个不幸的行省上。他们迁走犹地亚的所有犹太人口，用非犹太人取而代之。许多犹太人被遣送到北方的加利利，其余的被当作奴隶卖掉；从犹地亚流出大量战俘，多到据说让奴隶的市价跌到和马差不多。耶路撒冷沦为彻头彻尾的异教城市，哈德良的塑像矗立其间，市中心可能还建起朱庇特神庙，甚至不让犹太人进城。割礼被法律禁止，并且传统的观点认为公开传授《托拉》和任命拉比在当时也是非法之举。犹地亚行省的名称改作叙利亚-巴勒斯坦，这样，源自祖先所在的犹大支派的地名，就被源自犹大支派的宿敌非利士人的地名取代，尽管非利士人老早就消失了。至此，罗马人用尽一切手段，将犹地亚人及其宗教从这一地区抹去。
这些措施的后果是灾难性的。许多人纷纷逃离，让叙利亚、小亚细亚和罗马的犹太人口迅速膨胀（他们在罗马的地下墓穴现在仍可参观），甚至连西班牙、高卢和莱茵兰 (2) 的小规模犹太人口也得以增长；还有些人干脆离弃整个罗马领土，加入帕提亚帝国控制下的巴比伦地区的犹太社群，这里未受起义影响。对拉比活动的禁令致使一批殉教者出现。有些拉比，比如阿奇瓦，不顾禁令，坚持布道，故而被捕入狱，惨遭处决；犹太传统常常提到哈德良时期的十位殉教者，视之为犹太教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幕。在犹太民间传说中，哈德良是近乎恶魔般的存在，堪与安条克四世和提图斯比肩。
行省起义平定以后，各类宗教限制在哈德良的后继者治下逐渐松弛，罗马和巴勒斯坦犹太人在2世纪最终达成某种妥协。罗马要求犹太人管好他们中的极端分子，阻止暴力反抗的爆发。作为回报，犹太教被承认为“特许宗教”（permitted religion） (3) ，犹太人还不用参加皇帝崇拜和其他涉及异教仪俗的市民义务。后几任皇帝放宽了割礼禁令，但只对犹太人放宽，仍禁止非犹太人行割礼，这相当于禁止非犹太人皈依犹太教（在2世纪后期，皈依被明确定为非法；就是从这时开始，犹太教形成了日后不大愿意接受皈依者的传统）。由于通货膨胀，两个德拉克马的犹太税的负担大大减轻。最重要的是，罗马人允许犹太人创建自治机构。
巴尔·科赫巴起义失败后不久，在加利利召开了拉比大会，加利利此时已成为巴勒斯坦犹太人生活的中心，成立了一个有审议权和立法权的中枢机构“犹太教公会”（Sanhedrin），它与圣殿被毁前就有的类似机构同名，由名为“犹太族长”（patriarch） (4) 的官员领导，这一头衔也是圣殿被毁前就有的。犹太族长须是希列的后代，希列是圣殿被毁前一个世纪一位有影响的人物，他也像巴比伦的流散领袖一样，据说是大卫王的后裔。希列的后代富有而杰出，早在圣殿被毁前的一代人中就已当权，后来又执掌亚姆纳的学院。在2世纪期间，犹太族长制（patriarchate）先赢得犹太人的承认，然后罗马人又承认这是犹太人的中枢政治制度。犹太族长及其管理团队制定法律、征收税赋、任命法官和其他公共官员，并且规范宗教实践尤其是宗教历法。随着犹太族长制生根成熟，罗马人逐渐允许犹太人享有更多的自治，而拉比也渐渐配合他们原先仇恨的罗马当局。犹太族长一职声誉日隆，到4世纪，犹太族长享受罗马元老的待遇，并向罗马帝国全境的犹太人征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