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本套丛书既独立成册，又相互包容，在各自表达中医药与中华文化的一个方向或主题的基础上，通过中华文化这条主线，将各分册中的主题思想有机地联系在一起。 本套书从周易、儒学、道学、佛学、甲骨文、文物考古、兵学、古典文学、民俗、饮食和象数等文化视角来诠释和探讨中医药的理论与实践之奥秘，在学术界和社会上产生了积极影响，成为在这一方面研究的系列著作。各分册既独立又相互包容，在各自表达中医药与中华文化的一个方向或主题的基础上，通过中华文化这条主线，将15个分册著作中的主题思想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大国之兴，文化先行。我们希望通过这套丛书的出版，能够让大家更深刻地理解中华文化与中医药学的内在关系，全面地认识中华文化对中医药学发展的重大影响，从不同角度探隐溯源中华文化与中医药学之间的联系。本书内容通俗易懂，可读性强，是中国中医药出版社近年来首屈一指的经典丛书。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教授、著名宗教学家赵朴初教授、著名中国文化学家汤一介教授及著名中医学家董建华、裘沛然、耿鉴庭、邓铁涛和俞长荣教授倾力推荐
作者介绍
陈可冀（1930—），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医大师，教授，第七、八、九届全国政协委员。曾受聘任世界卫生组织传统医学顾问（1978—2009）。现任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及终身研究员，国家卫生计生委科技创新战略顾问，中央保健委员会专家顾问委员会成员，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高级专家顾问委员会主席，中国科学技术协会荣誉委员，国家心血管病中心专家委员会资深委员，国家神经系统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专家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衰老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名誉会长。为中国文化书院导师，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医药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在心血管病医疗研究、老年医学及清代宫廷原始医药档案研究等方面做出了系列贡献，先后获爱因斯坦世界科学奖、立夫中医药学术奖、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等奖项。 畅销单册——饮食文化与中医学内容简介：
部分摘录：
纵观中医学发展之历程，其兴衰每每同儒家相呼应，其学说往往与儒学相贯通，其医业处处有儒者之风骨。今溯源循流可见，先秦时期，孔学自成一家，医学初具体系；两汉经学各守家法，医分流派专门授受；隋唐诸儒缀集汉说，治义疏之学，各派医家搜集古书，成医论渊薮；宋明儒家排弃旧说，代兴新说，金元医家竟斥古方，各创一派；有清复古，医家承之；近代维新，中西文化相摩相荡，共呈几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兹分节概述如下。
第一节先秦孔学与中医学 儒，在殷商时期是从事相礼治丧职业的知识分子的泛称。自孔子（前551—前479）后，儒的含义发生根本性的转化，开始形成了一个以孔子为宗师的学派。汉儒高诱在《淮南子·俶真训》中注：“儒，孔子道也。”所以儒学亦称孔学，至战国时期已发展成一个影响较大的学派，号称“显学”。
孔子生活在“礼坏乐崩”的春秋晚期，推崇西周典章制度，以重建文武周公事业为己任，但其政治主张终不为时君所用，只好以教授生徒、整理文献终其一生。他开创私人讲学之风，按“有教无类”原则招收门徒。司马迁（前145—前90）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说他有弟子约三千，通六艺者七十二人，足见生徒众多。他收集鲁、周、宋、杞等故国文献，删《诗》《书》，定《礼》《乐》，赞《周易》，修《春秋》，是为儒学经典，后称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都是西周以前的古籍，孔子借删定之名以述为作，寄托了他“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礼记·中庸》）的政治理想，从而奠定了儒家文化的理论基础。
中国医学萌于上古。《礼记·曲礼下》有“三世医学”之说，“医不三世，不服其药”。古代最初称三十年为一世，甲骨文和金文中“978751324106901010001-Chapter02-1.jpg ”是三十的意思，后演变为世，故名。以后则称改朝换代建立新王朝为一世。此处的“三世”是指古代传说中“五帝”里前三帝的时代，即伏羲、炎帝、黄帝，一说神农即炎帝，素女与黄帝同时代。“三世医学”原托指上古时三个不同朝代的医书，转指三个不同学术流派的医书。唐代孔颖达（574—648）解释说，所谓“三世”，是指《黄帝针灸》《神农本草》和《素女脉诀》三个不同流派的医书。《黄帝针灸》源于伏羲制九针的传说，《神农本草》源于神农氏尝百草的传说，而《素女脉诀》则源于黄帝、岐伯讨论经脉的传说。上述三书现均佚失，见诸后世的，如《灵枢经》属于《黄帝针灸》一派，《难经》与《素女脉诀》同宗，所谓《本经》（即《神农本草经》的简称）自然出自《神农本草》了。“三世医学”的成书，非一时一人之作，据有关学者考证，大概出自战国时期前后。所谓黄帝、神农、素女都是古史传说中的人物，如果以儒家学说相比附，则相当于仲尼所祖述的尧与舜和所效法的周文王、周武王。写作上述三书的学者们所起的作用，类似孔子对先王之道的远宗和近守，它们反映了古代医药学演变的史迹。
从医学发展的过程来看，总是先有长期的实践，然后逐渐总结上升为理论。针灸和草药是医疗实践最常用的，人们对之了解较多，师授徒受，陈陈相因，经过反复的医疗实践，逐渐注意到疾病的规律，切脉之学因之而兴，习脉者经验日丰，总结出规律性的秘诀，是为最早的流派。“三世医学”充分说明了由于医药经验的不断积累，经过诸多医家学者的著书立说，写成类似总结性的记录，终于形成了医学科学体系的初步框架。
另外，先秦儒学还表现出原始人道主义倾向。它的“慎终追远”（《论语·学而》）和“奉先思孝”（《尚书·商书·太甲中》）的孝道观念，无过之无不及的中庸思想，以及不事鬼神、经世致用的精神特征，通过后代儒家的不断衍绎，都对中医学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第二节两汉经学与中医学 孔子死后，儒分为八：有子张之儒、子思之儒、颜氏之儒、孟氏之儒、漆雕氏之儒、仲良氏之儒、孙氏之儒和乐正氏之儒（《韩非子·显学》）。其中孟氏（孟轲）之儒与孙氏（荀况）之儒对后世影响较大。
《汉书·董仲舒传》中记载，汉武帝刘彻（前156—前87）采纳卫绾（？—前131）、田蚡（？—前130）和董仲舒（前179—前104）等人的建议，“推明孔氏，抑黜百家”，于是儒家成为正统学派，儒学也号称“经学”。经，指儒家经典，“经学”即训解或阐述儒家经典之学。自秦始皇焚书坑儒后，儒家六经毁于一炬。儒学靠师徒、父子口头传授，到西汉时，才以当时通行的隶书记录成文，称“今文经”。后来，鲁恭王刘余（？—前128）坏孔子宅，在墙壁夹层中得《礼记》《尚书》《春秋》《论语》和《孝经》等，是用古代篆文写成，谓之“古文经”。今文与古文两种经书不只是书写字体不同，有关字句、篇章、解释以及所记古代制度、人物评价也多有歧义。由于所主张的经学不同，汉代儒家学者便形成今文学派和古文学派，彼此各守家法，专门授受，不能相通。因此，可以说两汉时期是儒学的专门授受之期。
据《史记》等书所载，医学流派的传承授受，自周秦迄两汉仍有可推见者。如华佗（？—208）是黄帝针灸一派的传人，张仲景（约150—219）为神农本草一派的生徒，秦越人（扁鹊，约前407—前310）则继承素女脉诀一派。上述3位名医各有师承，如清代陈梦雷引《襄阳府志》说张仲景“学医于同郡张伯祖，尽得其传”，《伤寒杂病论》被后世誉为“方书之祖”，由单味草药到复方的研究，反映了本草一派的进化，也是药学理论的提高。太史公司马迁说，扁鹊的老师是长桑君，经师指点后，“特以诊脉为名耳”（《史记·扁鹊仓公列传》）。华佗的老师虽名不见经传，但他的弟子不止一个，较著名的除了史书中提到的吴普和樊阿之外，还有梁代阮孝绪（479—574）《七录》中提到的李当之等，华佗本人尤以精通外科和针灸著称。他们的老师相当于西汉经学的经师。经学的第一代经师，后世学者往往推到孔子的弟子子夏和荀卿的弟子浮邱（丘）伯。医学的发达远不及儒术的显赫，因此其传授世次，现代已无案可稽，但不同医学流派在学术观点上的差异，早就引起历代学者的注意。如对命门、三焦的记述，《黄帝内经》《难经》之说多有所异。清代徐大椿（1693—1771）认为，这说明秦越人不是《黄帝内经》一派的传人而师承各别（《难经经释·序》）。这也正反映了当时医学领域中各家争鸣的实际情况，表明后世所谓医学理论皆祖《黄帝内经》的说法是不确切的。而且，不同流派的医生也是各守家法，彼此不相通。张仲景在《伤寒卒病论集·自序》里，首先惊异秦越人用针灸治愈虢太子的尸厥症，“慨然叹其才秀也”，说明他自己并不精通针灸之道；接着批评当时的医生都“各承家技，始终顺旧”，即在医术上有着墨守成规的劣习。医学界的这种状况，与儒门今古经文学派各自的固执己见、长期对垒颇为相似。
第三节隋唐思潮与中医学 魏晋时期，玄学盛行，儒家经典《周易》也列为“三玄”（《老子》《庄子》《周易》）之一。玄学领袖何晏（？—249）、王弼（226—249），虽然推崇老子，但仍以孔子为最大圣人，说明玄学仍属儒道之融合。
汉末至隋朝的360年间，战乱频仍，国家政权由分而合、由合而分，加上南北民族的大迁移使黎民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儒家学子们也不复能亲承师说，只得求助于残简断编。于是有南北朝和隋唐的义疏之学兴起。义疏原指解经之书。其名源于六朝佛家解释佛典，后指会通古书义理加以阐释发挥，或广搜群书、补充旧注、究明源委之书。
南北朝时期，南北经学的学风不同，南学以老庄玄学解经，北学沿袭汉儒经说。到唐代，孔颖达奉唐太宗命编撰《五经正义》，折衷南北经学，唐代用其书作为科举取士的标准。五经，即儒家经典《周易》《尚书》《毛诗》《礼记》和《左传》。范文澜认为，孔颖达编《五经正义》与颜师古（581—645）校定的《五经正本》对儒学的影响，是“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学有同样重大的意义”（《中国通史简编·第三编》）。当时佛教兴盛，道教亦受到推崇，儒、释、道并称“三教”，形成鼎足之势。在政治伦理上，儒学仍占主导地位；但在学术思想方面，儒学却是门庭冷落。韩愈（768—824）著《原道》之篇，力排佛老，为儒学复兴奠定了初步的基础。
医学的专门授受之学，自汉魏以后也逐渐亡失。故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医学家如皇甫谧（215—282）、陶弘景（456—536）等人，都不见明显的师承脉络。他们研究医学多从文献入手，皇甫谧于公元259年写《针灸甲乙经》是根据《灵枢》《素问》中有关经脉、腧穴、针法几部分内容和当时他所见到的《明堂孔穴针灸治要》一书，并参考《难经》等文献加以综合、条理而成。皇甫谧一生以著述为务，并非临床医生，因此该书的理论性、系统性很强，而临床经验略缺。《针灸甲乙经》刊行之后，很快得到了政府的高度重视，在唐代即与《神农本草经》和《脉经》并列被列为太医院医生学习和考试的内容之一，即“医博士一人……掌教授诸生，以《本草》《甲乙》《脉经》分而立业”（《新唐书·百官志》）。
这个时期的医学家中，搜集掇拾古代文献加以荟萃成册，并对后世医学有重大影响者，在隋代有巢元方等人的《诸病源候论》，在唐代当推孙思邈（581—682）的《备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和王焘（670—755）的《外台秘要》。《诸病源候论》全书50卷，分67门、1720论（篇），堪称古代医论之渊薮。该书是隋大业中诸太医奉敕所撰，由巢元方总其成。如果以儒家之书相譬喻，《诸病源候论》则相当于孔颖达义疏之《五经正义》。两者都是奉诏所作，皆以荟萃群说、深研精理为特点，均为科举考试的命题依据。宋代旧制，凡考试医生者以《诸病源候论》与《黄帝内经》《难经》《伤寒论》等一起为命题依据，“医学初隶太常寺，神宗时始置提举判局官及教授一人，学生三百人，设三科以教之，曰方脉科、针科、疡科。凡方脉以《素问》《难经》《脉经》为大经，以巢氏《病源》《龙树论》《千金翼方》为小经。针、疡科则去《脉经》而增三部针灸经”（《宋史·选举志·三》）。《千金》《外台》都以方论为主，前者载方论5300余首，后者计6800多首，两书多有重复。据王焘《外台秘要·自序》中说，该书主要是选集上古至唐代的多本方书而成，包括古方五六十家和新撰者（即当朝方书）近数千百卷，“上自炎昊，迄于盛唐，囊括遗缺，稽考隐秘”，颇费心力。隋唐诸儒是缀集汉儒之说而成义疏之学，孙思邈、王焘等人也是搜葺汉后医家所传而成书，《巢氏病源》《千金》《外台》乃相当于医家义疏之学。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千金》《外台》载方都有所本，与后世根据君、臣、佐、使自制方剂者迥然不同，它们是中国医药文献宝库里基于临床实践形成的诊疗成果的珍贵材料。
中医方剂里“君、臣、佐、使”的说法用的是典官制度名称，但实际上是先秦青铜冶炼工艺传统金属配方比例概念对中医的影响，这也是一种中医文化特色。《周礼·冬官考工记》中记载了“攻金之工”的操作规范要求，通过锡与铜的不同配比可烧制出钟鼎、斧头、兵器和鉴燧等多种性能各异的器具，如“金有六齐（剂），六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钟鼎之齐；五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斧斤之齐；四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戈戟之齐；三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大刃之齐；五分其金而锡居二，谓之削杀矢之齐；金、锡半，谓之鉴燧之齐”。这种工艺配比与烧制器物关系的认知直接影响到中医方剂学的发展。
第四节宋明理学与中医学 宋明理学亦称道学，是宋明时期流行的以理为基本概念的新儒学，由儒、释、道相互融合而产生，其原旨是对汉唐以来章句注疏之学和笃守师说的反对。汉儒治经，偏重考据注疏、名物训诂，唐儒治经则上承汉儒。孔颖达《五经正义》以“疏不破注”为原则，其流弊导致群儒以疑经为背道、以破注为非法，严重桎梏了思想界的活力。宋儒奋起，大破汉唐“传注”，以“舍传求经”到“疑经改经”，松动了思想界的重压，形成了各家异说、学派涌现的新格局。
北宋周敦颐（1017—1073）首先建立了融合儒道的一家之言，史称“濂学”。王安石（1021—1086）编撰《三经新义》，号为“新学”。张载（1020—1077）讲学关中，程颢（1032—1085）、程颐（1033—1107）讲学洛阳，都提出了比较详密的理论体系，于是有了“关”“洛”之学；加上以苏轼（1037—1101）、苏辙（1039—1112）兄弟为代表的“蜀学”，可谓学派聚奎，相得益彰。
南宋以后，理学分为程朱学派和陆王学派。朱熹（1130—1200）是理学的集大成者，他发挥程颐思想，认定“理”先天地而存在，把抽象的“理”（实指封建伦理准则）提到永恒、至高无上的地位，将理学发展成庞大的客观唯心主义体系。南宋陆九渊（1139—1193）和明代王守仁（1472—1529），把“心”看作宇宙万物的本原，用“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陆九渊集》卷22）和“无心外之理，无心外之物”（王守仁《传习录上·语录一》）的命题，否定客观世界的存在，以主观唯心主义与程朱理学相抗衡。因陆九渊提出“圣人之学，心学也”，故后人称此派为“心学”。
宋儒不受汉唐训诂的束缚，从理论上另有新解，开启以己意解经之风，对于先秦儒家义理的领悟实较汉唐诸儒前进一步，但其训诂有时陷于武断，无论朱、陆都比较偏重“道德性命”问题，对于国计民生的实际问题研究较少。于是，此期出现了陈亮（1143—1194）、叶适（1150—1223）的事功之学，对理学有所批评。
经历南宋、元代到明初，朱学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正统学派，定为国是，设科取士非朱熹之说不用。朱学列为官学的同时，陆九渊、王守仁之心学在民间流行。与朱熹、陆王两家不同的，还有推崇张载学说以“气”为最高实体的思想家，如明代罗钦顺（1465—1547）、王廷相（1474—1544）、唐鹤征（1538—1619）等人，形成了比较重视实际的儒家新学派。但宋明理学一直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统治思想和儒学的主要表现形式，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综合发展有积极作用。
总之，宋明理学以恢复所谓儒家道统自诩，融会佛、道，将儒家伦理学说概括、升华为哲学的基本问题，具有较强的思辨性，并吸取当时高度发展的自然科学成果，成为有辩证思维的新儒学。
中医学至北宋以后也新说肇兴。《四库全书总目·医家类》说：“儒之门户分于宋，医之门户分于金元。”此论基于两点考虑，一是医生职业自宋以后，由草泽铃医移于儒家士大夫，故治学风气也随儒学转移，而其变化必与儒学发展错后一步；二是从医家诸学说的发展规模、影响范围而言，就新说出现的契机论，实始自北宋，至金元而大盛。
北宋哲宗时（1086—1100），太医刘温舒据唐代王冰注撰《素问入式运气论奥》，是言运气之始；沈括（1031—1095）在《梦溪笔谈·象数》中也提及“医家有五运六气之术，大则候天地之变，寒暑风雨、水旱螟蝗率皆有法，小则人之众疾亦随气运盛衰，今人不知所用而胶于定法，故其术皆不验”；其后，寇宗奭撰《本草衍义》（1116），始论及运气。使运气真正成为医学新理的一部分者是金代刘完素（1120—1200）。他在《素问玄机原病式·自序》中提出，“儒教存乎三纲五常，医教要乎五运六气”，并倡“六气皆从火化”之理，临床用药多主寒凉，与官纂《太平惠民和剂局方》（1107—1110）用药以温燥为主对峙，后人称之为“寒凉派”。刘完素还在医学界开创疑经和以己意解经之风，对《黄帝内经》的“亢害承制”“病机十九条”等发表独特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