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理查德•艾尔曼是美国著名学者、文学批评家，凭借三部重磅传记《叶芝：真人与假面》《乔伊斯传》和《王尔德传》跻身二十世纪现代主义文学研究巨擘之列。其中，初版于1948年的《叶芝：真人与假面》是其成名作，材料丰富，功力十足，字里行间更透着一股可贵的学术朝气，是为其学问生涯奠定基调的作品，也是关于叶芝的传记类作品中获得学界一致认可的权威之作。
在这本广受赞誉的文学研究经典中，艾尔曼以挥洒的文笔、广博的眼界和深厚的学养探索了大诗人叶芝的精神世界与艺术世界，揭开了他的一张张假面——神秘学者叶芝，爱尔兰自由邦参议员叶芝，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叶芝，耽于感官享受的老年叶芝。
中译本根据1979年修订新版译出。
作者介绍
理查德·艾尔曼（Richard Ellmann，1918—1987） 二十世纪现代主义文学权威，尤其在爱尔兰文学研究方面堪称一代学术巨匠。他曾就学于耶鲁大学和都柏林大学圣三一学院，后在哈佛、耶鲁、牛津等名校任教与讲学。
从1970年起，担任牛津大学哥德史密斯英语文学教授，直至1984年荣休。艾尔曼一生治学严谨，著述精益求精，代表作有传记《叶芝：真人与假面》《乔伊斯传》和《王尔德传》，其中《乔伊斯传》获得1959年美国国家图书奖，《王尔德传》获得1989年普利策传记奖，在西方学界备受推崇。他的其他作品还有文学评论集《川流复始》《都柏林文学四杰》等，并编有《乔伊斯书信集》《诺顿现代诗选》等。
部分摘录：
神秘主义所研究的，是太过深奥危险、无法放心交给普通人的秘密，它本身就是一个有魔力的词。尽管驱使叶芝离开父亲的怀疑立场的是一些个人原因，但若非一场神秘主义运动正在发生的话，他也不太可能转向神秘主义探索。在欧洲和美洲，到处都有年轻人像他一样坠入半秘契思想的诡谲旋涡，而这些人通常还缺乏他的谨慎。他们拒绝接受那些信奉科学主义、唯物主义、理性主义和往往伪装虔诚的长辈想要交给他们的宇宙。科学已经否定了关于世界和人的创生的传统观念，也意味着一种对一切传统立场的威胁。达尔文剥夺了世界的意义，而很少有人能像萧伯纳那样坚信拉马克（Jean-Baptiste Lamarck）的观点——长颈鹿之所以有长脖子，是因为它想要。马修·阿诺德内敛而又绝望地向人们保证基督教可以改变，却没有激起多少热情。
基督教看起来已经分崩离析，而科学展示给西方人的，无非他们本性卑微可鄙的证据。于是，一种自称历史悠久并且来自欧洲之外的新信条由一个古怪的俄罗斯贵妇发展起来。这个新潮流自称神智学，宣扬一种与其三个组成部分的当前状况截然不同的“科学、宗教和哲学的结合体”(2)。其发起者是布拉瓦茨基夫人(3)。她遍涉各种新的进化理论，然后坚定地声称人类从来不曾有过猿的阶段。“现代科学只是一种遭到扭曲的古老思想，别无一物”，她宣告说。(4)同时，她也对所有现存的宗教——尤其是基督教——发起攻击，并指控教士们应当为现代的唯物主义负责。“身穿黑袍的牧师”歪曲了原本正确的信条，只留下它们的空壳，用来喂食那些因为灵魂的饥饿而两眼深陷的人。现代宗教同样只是对古老思想的扭曲，别无一物。哲学并非她的主要靶子，但布拉瓦茨基夫人与赫伯特·斯宾塞之间也有漫长的斗争。
为了找到被扭曲之前的古老思想，她支持比较神话学这种新学科所使用的类比方法。从1860年前后开始，宗教神话史研究大量涌现。马克斯·穆勒（Max Müller）对东方智慧文学的翻译作品在这一时期问世；达尔布瓦·德·朱班维尔（Marie Henri d’Arbois de Jubainville）对凯尔特人文献的研究正在进行；詹姆斯·弗雷泽爵士（Sir James Frazer）不久就会出版他的《金枝》（The Golden Bough，1890）。布拉瓦茨基夫人早早地被卷入这股潮流之中。她的第一本书《揭开面纱的伊西斯》（Isis Unveiled，1877）肯定了各种宗教的基础信念之间的相似之处，并将这种相似归于一种秘密的信条，视之为各种宗教的共同来源。与穆勒、朱班维尔和弗雷泽不同，她并不需要依赖书面文献为自己提供知识。她自称自己了解一种口头传统，因为真正的、秘密的教义从来不会完全消失，哪怕世界已经堕落。在更早的时代，总有一个精英群体了解这种传统。例如，波墨（Jakob Boehme）和帕拉塞尔苏斯（Paracelsus）甚至已经揭示了这奥秘的一角。她声称：在西藏的高山堡垒中，如今仍有一个古老的僧团（brotherhood）保护着这种秘密的智慧。常被她称为“上师”的这些僧团成员对宣传自己的教义没有兴趣。对他们来说，能保护已有的知识，或能让它增长，就已经足够了。只要他们愿意，就可以震惊整个世界，因为他们的精神力量已经极为强大，远远超过那些使用所谓新“通灵术”的人所能想象的程度。事实上，他们也多次计划向外界揭示一点秘密。当布拉瓦茨基夫人在西藏跟随他们学习时，他们就向她展示了一些东西，后来又通过通灵术继续向她呈现。其中两位上师——库－呼米（Koot-Hoomi）和摩尔雅（Morya）——尤为慷慨地表示他们愿意通过神智学会的良善工作将一部分秘密教义交给世人。随着这些奥义的逐渐揭示，世界将会慢慢朝向早有预言的更高灵性前进。
布拉瓦茨基夫人在向世界宣示她多方拼凑起来的教义的同时，还掺入了各种虚妄的神话，让神智学的影响力进一步加强。若是这种体系不那么虚妄，便不会激起那样大的热情。要想吸引新信徒，就必须有从西奈山搬来的法版（Tables of the Law）。这股混合了奇异与古老两种特征的潮流变得越来越强，原因在于：它抨击无神论，同时又支持反教权主义；它抨击科学，又在一切可能的时候小心地将科学语言和定论当做自己的武器，并且只在谨慎挑选的战场上作战；它坚守宿命论，却又兜售进步的希望；它像马克斯·诺尔道（Max Nordau）那样猛烈谴责现代人类，却又向他们许诺一种接近神的可能性。灵性的进化恢复了被自然进化剥夺的希望，唯物主义则受到彻底唾弃。
布拉瓦茨基夫人将她的主要著作称为《秘密教义》，其中的信条之所以值得一提，是因为它们让叶芝第一次接触到一种系统化的宇宙学。无论我们对布拉瓦茨基夫人有什么别的看法，她的确尽力想要将整个世界纳入掌心，对人类和宇宙都加以极大的概括，比教会的教条更容易让叶芝相信，也更有吸引力。布拉瓦茨基夫人的信仰有三条主要原则。第一条：宇宙中有一种“无所不在、永恒不灭、至大无外、绵延不变的法则，关于它的一切思考都不可能”。(5)这与阿诺德博士的个人上帝概念相去甚远，而在实践中神智主义者对神也毫不在意。第二条：布拉瓦茨基夫人确认存在一条关于周期、流动、回流，或者——用她有时会采用的说法——极性（polarity）的原则。根据这一条，世界是由对立面构成的矛盾体；类似摩尼教的看法，善与恶是生命赖以存在的一对矛盾，但它们并非唯一的对立；到处都是敌我交战，有时一方胜出，有时另一方胜出。第三条：她宣称所有灵魂在本质上与普遍的超灵是一体的；这就意味着只要条件合适，任何灵魂都可以分享超灵的力量；此外她还主张“每个灵魂都必须按照循环与因果的法则经历周而复始的转世旅程”。(6)
这最后一条教义需要一些解释。根据神智学著作的说法，灵魂由七种元素构成，或者说具有七重本质，其进化过程需要经历在七颗行星上的存在，每一颗行星上都有不同比例的物质和精神，只有地球上二者比例相等。一共有七个种族、七个支族（branch race）和七个根族（root race），而灵魂需要经历每一个阶段，一共有大约八百次转世，就像“穿在一根线上的珠子”。(7)天堂和地狱都真实存在，但只被视为两种状态，而非两个地方。
神智学的原理难以准确描述，但我们可以借助叶芝的同学查尔斯·约翰斯顿1885年发表在《都柏林大学评论》上的一篇神智学灵魂进化理论概述。(8)他最早宣读这篇文章是在都柏林秘术学会的集会上，叶芝也是在那里听到了他的宣读。根据约翰斯顿的说法，灵魂要经历七个周期，每一个都是一次环绕七大行星、经历所有种族的历程。在第一个周期中，人类多少还是一种虚无缥缈的灵体，“无智无识，却有很高的灵性；在秘传的意义上，灵性指的是直接的或直觉的知识，不同于物理的推论或经由逻辑得来的知识”。第一周期中的人类“栖居于一个广阔却松散的身体中”。
第二个周期里，人的身体更加坚实，他也因此更实体化，“只是其直觉仍高于智力”。到了下一个周期，他变得更像是一只巨猿而非真正的人，然而智力已经增长了不少。在第四个周期，也就是当下我们所处的周期，“他的身量缩小”，智识则“有了巨大的进步”。第五周期，“意识必须将其自身与灵性状态的灵魂相结合；这种结合被称为最终的救赎”。第六周期，“人在肉体和精神上，在灵性和智识上都会发生难以觉察的变化，变得更完美”。第七周期的人“对第四周期的人来说已经太接近于神，其特征不是他们所能描述的”。
如果在第五周期未能与灵性的灵魂结合，会导致一个人回到之前的周期，经历更多次转世，但如果灵魂安全抵达第七周期的终点，便会进入“涅槃，也就是无所不知的高等意识状态”，并成为行星之魂。在每一个周期开始时，都会有一个行星之魂转世，给各个种族带来种种道德观念，“并向一些善于学习的头脑简要教授秘传的智慧，而这种智慧会一代代传承”，直到一个周期终结。与人同形的神的概念便是来自周期之初的这次转世。
约翰斯顿对神智学关于灵魂和历史发展过程的观点的概述并不完整，但为我们提供一个大体的概念。神智主义者们利用来自东方宗教、西方神秘主义、秘契主义、哲学乃至科学（只要能为他们所用）中的例子来支持自己的教义。在英语世界中，他们幸运地找到了A. P.辛尼特这样有能力的宣传者。辛尼特是一名富有的英国编辑，居住在印度。布拉瓦茨基夫人用神秘的敲击(9)、灵铃（astral bell）的鸣响等种种异象征服了他——她声称这一切奇迹都出自她那些无所不知因而无所不能的西藏上师。这些异象微不足道，但在心情迫切的辛尼特眼中足以证明世界上存在可敬的英国人迄今仍一无所知的力量。他将自己的著作题名为《神秘的世界》（The Occult World），并以充沛的精力和“证据”为书名中的暗示辩护。他声称，自己所描述的现象都有可靠的证人保证其真实性，但与西藏僧团所拥有的真实力量相比不值一提——僧团的成员们可以轻易地向印度的深谷和雄伟的喜马拉雅山施展力量。上师们的年事高不可测，有着堕落的西方人难以想象的纯洁。他们致力于保护那些被教士团体腐蚀、被人力建起的教会掩盖的秘密。
叶芝的朋友查尔斯·约翰斯顿在1884年读到《神秘的世界》。这本书对他的想象立即产生了影响。“当我初次读到这本令人赞叹的小书时”，他后来写道，“书中描述的神秘现象在我看来完全是可信的；而且，那些集其灵性传承之大成的人可以掌握普通人称为奇迹的力量，相信这一点对我来说毫无困难。”(10)据说叶芝的另一个同学克劳德·福尔斯·赖特(11)还因为受到启发而在1884年和1885年前去拜访布拉瓦茨基夫人以寻求教诲。她对他说：“回到你的家乡都柏林，在那里建立一处集会所。”(12)都柏林的人们对这场运动谈论得越来越多。有一天，就在1885年复活节前不久，叶芝在爱德华·道登家中听说了辛尼特的第二部作品《秘传佛教》——它为《神秘的世界》中的魔法现象提供了教义上的解释。(13)叶芝深深为《秘传佛教》所激动，把它带给约翰斯顿看。后者几乎立刻就加入了伦敦的神智学会所——此时辛尼特正是那里的主席——又为都柏林的朋友们带回关于会所活动的报告。关于《秘传佛教》这本书，约翰斯顿后来写道：“书中关于生命和灵魂成长的讲述丝丝入理，又与世界历史编织在一起，以令人信服的力量打动了我，让我至今不忘。”(14)约翰斯顿当时十八岁。这些年轻的爱尔兰人在拥抱古怪信仰时所展现出的冲动，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巴黎拥抱古怪罪恶的“德泽桑特派”(15)并无二致。
这一幕夸诞信仰的景象在1885年6月被打破了。1882年成立的心灵研究会（Society for Psychical Research）派遣理查德·霍奇森（Richard Hodgson）前往印度，调查辛尼特关于布拉瓦茨基夫人那些奇迹的讲述的真相。与它派出的这位代表相似，心灵研究会对神秘现象怀着友好态度，其成立就是为了以开放态度调查那些被科学家随意否定的现象。学会承认科学证据和科学步骤的可靠性，但也和威廉·詹姆斯一样坚持认为：无论如何，超自然现象的不可能性尚未得到证明。
霍奇森抵达印度时，正值布拉瓦茨基夫人的两名仆人因为一场争吵而决定背叛女主人的时候。他们向霍奇森透露了她那些暗格和其他花招，于是霍奇森返回伦敦，在向心灵研究会的报告中将布拉瓦茨基夫人斥为江湖骗子。由于查尔斯·约翰斯顿在那段时间与叶芝的亲密关系，我们有幸可以看到他的表现：他当时正是听众之一，并在听到霍奇森的报告时怒意渐炽。当学会的官员迈尔斯（F. W. H. Myers）询问他对报告有何看法时，这个年轻人怀着青春的全部坚定高喊：“整件事情都是如此可耻，如此不公。若非我已经是神智学会的成员，只因为霍奇森先生这场表演的缘故，我也会立即加入它。”(16)奇怪的是，约翰斯顿的忠诚并不孤单。霍奇森的证据之完整正好把布拉瓦茨基夫人从一个阴谋冒险家变成了受迫害的卡珊德拉——因为她向无知庸众吐露智慧之言。
回到都柏林后，约翰斯顿与赖特和其他几个人决定与那位遭遇不公的夫人祸福与共。1886年4月，他从辛尼特那里取得了在都柏林建立会所的特许状。(17)乔治·拉塞尔也获邀参加，但当时的他似乎反对组织化的秘契主义，拒绝加入。(18)叶芝在被问及时也拒绝了，因为他的信念在霍奇森的攻击下有所动摇，觉得自己的热情无法与朋友们相比。(19)不过，他仍与会所保持紧密联系，并多次在那里发表演说。
当叶芝随家人在1887年5月迁往伦敦时，他仍在犹豫是否要成为一个神智主义者。布拉瓦茨基夫人已在他之前一个月来到伦敦，在到达后两个星期内就成立了一个布拉瓦茨基会所。抵达伦敦不久，叶芝便带着查尔斯·约翰斯顿的介绍信前去拜访她，(20)并立即被说服，抛开疑虑加入了会所。布拉瓦茨基夫人对她的拜访者有一种特别的魔力，而这位诗人正如我们所见，受到敏感自卑和缺乏主动的困扰，又对强大的人格满怀崇敬，尤其为她所倾倒，因为她是如此的完全自我，如此的“不可预见，不从逻辑，无法理解”(21)。正如他在《自传》的未发表初稿中所写，在她身边时，他可以逃离自己头脑中不息的风暴；此外，布拉瓦茨基夫人在向他解说时是那么确信和广博，也让他觉得自己的反唯物主义理论的可靠性得到了验证。
必须承认，他并没有完全被她的神秘力量说服。在他走进她的家时，她的一台坏掉的布谷鸟钟向他啼鸣，他还仔细检查了钟的结构，想要看看里面是否藏着什么花样。(22)此外，他也好奇为何布拉瓦茨基夫人没有反驳霍奇森的指控。(23)但这些问题没有给他带来太多困扰，因为他在布拉瓦茨基夫人身上看到了一个神话式的存在——头脑中充满世界的一切传说(24)和许多智慧。一个年轻而纤弱、满怀热情的爱尔兰人和一个体态丰腴、心怀执念的俄国贵妇找到了彼此间的共同之处。“她给我的印象是慷慨而宽厚，”他后来写道，“我记得，她特别留心不要让她身边的年轻人太过劳累。我还偶然听见她对一些指责我说话太多的粗鲁陌生人说：‘不，不要这么说，他很敏感’。”(25)她轻易就看出了这个年轻人心理中的艰难。有一次，他对神智主义者们宣读了一篇乏味的演讲稿，收到的反响十分冷淡。布拉瓦茨基夫人把他叫过去，对他说：“‘把稿子给我。然后你回去，再把自己想说的说出来。’他遵命而行，获得巨大的成功”(26)，并一直为此心怀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