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伊扬•蒂赫去参加第八届未来学大会，讨论如何解决人类面临的种种难题，不料却误服致幻药物，穿越到一个未来幻象中。那里的人们消灭了贫穷与疾病，平安喜乐地生活着，可蒂赫却始终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劲……
作者介绍
斯坦尼斯瓦夫•莱姆，波兰著名作家、哲学家。当过汽车技工，终获医学博士学位，创立波兰宇航协会。代表作有《索拉里斯星》《未来学大会》《惨败》等。作品多聚焦哲学主题，探讨科技对人类的影响、智慧的本质、外星交流，以及人类认知的局限等。1996年被授予波兰国家☆高奖章“白鹰勋章”，波兰第一颗人造卫星以他的名字命名。 莱姆是20世纪欧洲☆多才多艺的作家之一，安东尼•伯吉斯称赞他是“当今活跃的作家中☆智慧、☆博学、☆幽默的一位”，库尔特•冯内古特赞扬他“无论是语言的驾驭、想象力还是塑造悲剧角色的手法，都非常优秀，无人能出其右”。被译成52种语言，全球畅销4000余万册。
部分摘录：
第八届世界未来学大会在哥斯达黎加举行。说实话，要不是塔兰托加教授明确指示我必须参加这个会议，我根本不会去纽纳斯[1]那种地方。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这年头，太空航行只不过是逃避地球上各种问题的手段。换句话说，你飞往群星的时候，暗地里会希望在你离开的这段时间里，地球上最坏的事情已经发生并且结束了。我确实无法否认，不止一次，尤其是从漫长的旅程返回时，我焦虑地往舷窗外张望，只是想看看我们的星球有没有变成一个烤焦的土豆。所以我没有跟塔兰托加争辩这一点。我只是提到，其实我算不上未来学的专家。他回答说，其实没什么人知道水泵怎么操作，但我们一听到有人吼“把住水泵”，就绝不会袖手旁观。
未来学协会的理事们早已选定哥斯达黎加作为他们每年大会的举办地，而今年的大会专门讨论人口爆炸问题，以及怎样有效控制人口爆炸。哥斯达黎加目前号称人口增长率全球最高；也许光是面对这个现实，就能迫使我们激活思维，得出些高妙的结论。当然，有些愤青注意到，只有纽纳斯这家新建的希尔顿酒店有足够空房来接待所有这些未来学家，以及数量两倍于此的记者们。鉴于这家酒店在我们会议期间被彻底摧毁，我说一声此处服务绝对一流，应该没人会觉得我是个托儿。作为彻头彻尾的享乐主义者，我的评价还是很有分量的。因为说真的，要不是责任感驱使，我才不会离开温暖舒适的家，到外太空去受那种煎熬。
哥斯达黎加的这家希尔顿酒店扶摇直上106层楼，下方是四层楼高的平坦底座。底座附楼的平顶上，有网球场、游泳池、日光浴室、赛车道、旋转木马（兼作轮盘赌的大转盘之用）。还有画廊射击场，你在那里端起枪，想打谁就可以打谁——的肖像，只要提前24小时预约就行。还有个露天剧场，装备了催泪喷雾龙头，以防音乐会的现场观众失控。我分到的房间在100层，往下只能看到带蓝色调的褐色雾霾，盘旋在整座城市的上空。房间里有些设施让我困惑，比如说那个碧玉翡翠铺成的浴室，角落里居然斜靠着一根十英尺长的撬棍；还有衣柜里那件卡其布迷彩斗篷，以及床底下那袋压缩饼干。在浴盆那一头，浴巾边上挂着好大一盘标准登山索。我走到门前，给那个超级耶鲁锁加上三重锁的时候才注意到，门上还有张卡片，说的是：“本房间保证无炸弹。酒店经理留。”
众所周知，当今有两种学者，一种静如处子，另一种动若脱兔。前者遵循老传统，只会伏案研究；后者到处溜达，参加所有你能想象到的国际会议或论坛。后面这种学者很容易就可以辨认：西装翻领上总是别着一张名片，列出他的名字、职称和所属大学；口袋里总是塞着往返航程表；皮带扣和手提箱搭扣总是塑料制品，绝不会是金属，以免在安检时触发警报。这些动若脱兔的学者们为了跟上本领域的最新进展，总是在公交车、候机室、飞机上和旅店酒吧里苦读。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我不熟悉地球上最近的习俗，在曼谷、雅典和目的地哥斯达黎加机场先后触发了警报，因为我口腔里有六处合金填料。我曾计划在纽纳斯把合金填料换成陶瓷，但接下来发生的一系列出乎意料的事件，让这计划泡了汤。至于那些登山索、撬棍、压缩饼干、迷彩斗篷之类的东西，有位美国未来学家代表团的成员耐心地跟我解释说，如今的酒店在安保方面所用的心思，是史无前例的。上面说的每一样东西，只要放在房间里，就能显著增加房客的生存机会。我当时没把这些话当回事，多么愚蠢。
大会的正式议程，要第一天的下午才开始。当天上午我们都收到了完整的会议日程表。日程表印刷精美，装订优雅，满是各色各样的图表。特别让我好奇的是其中一本天蓝色的压纹票券，每一页上面都敲了个“性交一次有效”的印章。
当今的科学会议，显然同样受到人口爆炸的困扰。既然未来学家数量的增长与全人类人口的量级成正比，未来学大会的最大特点就是拥挤和混乱。口头宣读论文已经没戏了，大家得事先通读论文。当然，当天上午本来就没时间读什么东西，因为酒店招待我们免费酒精饮料。这个小典礼总体还算顺利，除了有人向美国代表团扔了几个烂番茄。我一边啜着马提尼，一边听合众社[2]知名记者吉姆·斯坦特说道，美国驻哥斯达黎加大使馆的一名领事和一名三等专员今天凌晨被绑架了。绑架者要求当局释放所有政治犯，来交换那两位外交官。为了表明他们是认真的，那些极端分子已经给大使馆和各政府部门送去了人质的一些牙齿，还威胁要升级解剖部位。然而，这些不和谐音并没有破坏上午这场聚会和谐友好的气氛。美国大使本人就在场，还发表了一段关于我们需要国际合作的简短演讲。演讲很短，而且有六名壮实的便衣特工护在他周围，始终拿枪指着我们。这让我很不安，尤其是我身边那位皮肤黝黑的印度代表为了擦鼻子，伸手去后裤袋里掏手绢的时候。事后未来学协会的官方发言人向我保证，当时的措施是必要且人道的。现在的保镖装备的都是大口径、低穿透力的武器，也就是民航飞机上的安保人员配备的那种，以免伤及无辜。早些年曾有许多次，打倒刺客的子弹随后又打穿了五六个人，而那些人与刺客无关，只是凑巧位于刺客身后。只不过，突然看到身边的人被重火力撂倒在地，实在是不怎么愉快，何况这事完全出于误会。当然，最后的结局是双方交换外交照会，并且在官面上表达了歉意。
不过，与其琢磨人道主义弹道学的棘手问题，还不如解释一下我为什么一整天都没机会熟悉会议材料。当时匆匆换过溅了血的衬衣后，我前往酒店的餐厅吃早餐。我通常不会特地出门吃早餐，但我的习惯是早上要吃一个半熟鸡蛋，而按这酒店建造的格局，要把半熟鸡蛋送到这里来，那鸡蛋已经凉得令人作呕了。毫无疑问，这要归罪于大都市酒店不断扩张的规模。要是厨房距离你的房间一英里半，那蛋黄无论如何也没法保温。就我所知，希尔顿的专家们确实曾研究过这个问题，结论是：唯一的解决方法是弄个超音速移动的机器侍者，但这种密闭空间里的超音速声爆，显然会震破所有人的耳膜。当然，也可以让自动厨师把生鸡蛋送过来，然后让自动侍者在你房间里把鸡蛋煮到半熟，但那最终会导致旅客自带鸡笼出入这个酒店。所以，我还是出门前往餐厅了。
这种酒店95%的住客都是来开会的。如果是自己来玩的游客——翻领上不会别着名片，手里也不会拎着塞满会议日程和备忘录的手提箱——那和沙漠里的珍珠一样稀罕。除了我们这个会以外，同时在哥斯达黎加举行的会议还有学生抗议活动资深组织者全会、自由文学出版大会，以及火柴盒收集者大会。按规矩，同一个组织的会员一般会分到同一层房间，但酒店方面看来是为了向我致敬，给了我一个100层的房间。这一层楼自带棕榈树林，林间有个女子乐队一边演奏巴赫，一边表演精妙绝伦的脱衣舞。本来我也不是很在乎这些福利，但不幸的是，没有别的空房间了，我也只能客随主便，他们安排哪儿就住哪儿了。我在那一层的餐厅刚落座，就有一个肩膀宽厚的家伙从肩上取下一把厚重的双管猎枪，把枪管顶到我鼻子下，嘎嘎笑着问我，这把“教皇杀手”怎么样。这家伙一脸乌黑发亮的络腮大胡子，从胡子上简直可以读出他最近一周的菜单。我没明白他的问题是什么意思，但也知道最好不要多嘴。这种情况下最安全的做法就是保持安静。果然，随后他就向我坦白，他那把强力双管枪安装了激光寻的瞄准镜、三连发扳机和自动填弹器，是为刺杀教皇而定制的。他一边嘴上滔滔不绝，一边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折叠的照片，照片上他正在向一个戴小白帽的人像认真瞄准。他说他已经练出了一手好枪法，准备好了前往罗马的朝圣之旅，去圣彼得大教堂枪杀圣父[3]。我一个字也不信，可是，他一边唠叨，一边一样一样地给我看他的机票、酒店订单、游客专用弥撒经书、美国天主教会朝圣团行程表，还有一袋弹夹，每颗子弹头上都刻着十字。为了省钱，他只买了单程机票，因为他完全能预料到愤怒的信徒们会当场把他撕得粉碎，而这种预期似乎更让他兴高采烈。我当即假设他要么是个疯子，要么是个职业的极端主义分子（这些日子并不缺这种人），但我还是错了。虽然他不得不反复爬下高凳，因为那把枪一次又一次滑到地上，但他还是滔滔不绝，向我坦白他其实是个忠实虔诚的天主教徒。他悉心策划的这次行动——他称之为P计划——是个绝佳的牺牲，因为他想激发世界的良知，还有什么比这种极端行为更能激发良知呢？他的行为，正是《圣经》中亚伯拉罕受命对以撒[4]所做的事，只是反过来，不是要杀子，而是要杀“父”，而且是个圣父。与此同时，他跟我解释说，他将达成一名基督徒所能达成的终极殉道，因为他的身体将遭受惨烈的酷刑，他的灵魂将永久堕入地狱——而这一切，只是为了打开世人的双眼。“真的，”我心想，“让我们大开眼界的狂热分子，实在是太多了。”我没有被他的雄辩说服，道了个歉离开了，去拯救教皇——其实是去找人披露这个阴谋。但我在77层的餐厅撞见了斯坦特，没等我说完，他就告诉我哈德良十一世[5]上次接见美国旅游团，收到的礼物中就有两个定时炸弹，还有一桶液体——不是圣酒[6]，而是硝化甘油。直到听到最近本地游击队邮寄了一只不知是谁的脚到美国大使馆，我才有点理解斯坦特的无动于衷。我们聊到一半，他被人叫去听电话，好像是有人在罗曼纳大街点火自焚了，不知是在抗议什么。77层的餐厅和我们楼的气氛完全不一样：许多赤足姑娘身着及腰渔网装，有的腰间佩剑，有些姑娘的长辫按最新时尚，系在项圈上，有的项圈还带刺。我不太确定她们是女火柴盒收藏家，还是自由出版协会的秘书——看到她们分发的一些彩色传单，我感觉更有可能是后者。我又往下走了九层，来到我们未来学家所在的楼层，在餐厅跟法新社的阿尔方索·莫万喝了两杯酒。我做了最后一次努力，试图拯救教皇，但莫万对我的故事泰然处之。他提到上个月刚刚有个澳大利亚朝圣者在梵蒂冈开枪，虽说是出于完全不同的意识形态原因。莫万正在等待采访某个叫作曼纽尔·皮尔胡罗的人。这位皮尔胡罗被美国联邦调查局、法国保安局、国际刑警，还有一堆其他警察机构通缉。看来他有一门新生意，向公众提供一种新服务，作为一名专业咨询师，专门指导怎样用爆炸来实现革命（他通常化名为更为人所知的“轰隆博士”）。皮尔胡罗为自己的工作绝无政治偏向而自豪。这时有位漂亮的红发女孩来到我们桌前，她的衣服看起来像一袭睡袍，只是布满了弹孔。她是游击队派来的，任务是把一名记者带回他们总部。莫万起身跟她走的时候，递给我一张皮尔胡罗的传单。我看了传单才了解到，以前的那些笨蛋实在太业余了，既分不清甘油炸药和麦林炸药，也分不清雷酸汞和最简单的比福德引线；想要革命的话，到了另寻高明的时候了。这份广告说，在当今专业分工高度精细化的时代，谁也不该自行其是，而是应该委托那些最具资质的专业人士，充分信任他们的特长和诚信。传单背面列出许多服务，标价用的都是世界上最发达开化的那些国家的货币。
这时未来学家们纷纷来到餐厅集合，但其中一位，麦什肯纳瑟斯教授，冲进来时脸色苍白，浑身发抖。他说他房间里有个定时炸弹。酒保显然早已习惯类似情形，下意识喊了一声：“卧倒！”立即扑倒在柜台下面。不过酒店侦探很快发现这只是某个同事跟教授开玩笑，把一个普通的定时闹钟放进了他的饼干盒。也许是个英国人，因为只有他们喜欢开这种幼稚的玩笑。这事很快就被大家抛到脑后，因为斯坦特和另一名合众社记者J. G. 豪勒带着美国政府发给哥斯达黎加政府的文件进来了。这份文件是关于被绑架的外交官的，文字就像其他这类官方公报，完全没提牙齿或脚是谁的。吉姆告诉我，当地政府可能要诉诸严厉措施了。目前的掌权者阿波伦·迪亚兹将军倾向于鹰派立场，主张以牙还牙。已经向国会提交了反击提案（国会永远都在召开紧急会议）：绑架者要求释放的那些政治犯，每人拔双倍的牙齿，寄到邮局去留局待取，因为不知道游击队总部的地址。《纽约时报（国际版）》发表了一篇舒尔茨伯格[7]的社论，呼吁常识回归，呼吁全人类团结一致、共克时艰。斯坦特私下又悄悄告诉我，政府已经征用了一列满载秘密军用物资的火车——都是美国政府财产——那火车前往秘鲁，正好路过哥斯达黎加领土。不知为啥，游击队还没想到要绑架未来学家，虽说从他们的角度来说，那肯定是个更好的主意，因为现在这个国家的未来学家比外交官多得多。
100多层的高楼本身就像个巨大的生物，简直是个与世隔绝的温柔乡。楼外面的新闻层层过滤之后才得以进来，就像是地球另一边的新闻。到目前为止，这些未来学家还没有慌乱，希尔顿的订票柜台还没有围满房客要订机票飞回美国或其他什么地方。大会的开幕式和招待会定于两点开始，我赶回房间，换好睡衣，搭电梯下楼来到46层的紫厅。门厅里有两名让我惊艳的女孩，穿着上空的宽袍，胸脯上的刺青是勿忘我和雪花。她们走过来，递给我一个亮闪闪的文件夹。我没打开文件夹，直接走进大厅，一看桌面，不由得倒抽一口凉气——不是因为那些豪华的蘸料，而是因为那一盘盘的开胃菜、堆成山的肥鹅肝、那些现场制作甜点的模具，甚至那些色拉碗，所有东西都安排成了确凿无疑的生殖器形状。一瞬间我以为是幻觉，但不知道什么地方有喇叭正在放一首歌，似乎是在某些圈子里很流行的歌，歌词开头是：“想要创造艺术，就请暴露私处！”
第一批赴宴者缓缓拥了进来，虽然都很年轻，但个个一脸浓厚蓬松的络腮胡子，有的穿睡衣，有的什么也没穿。六名侍者抬进来一个大蛋糕，我看了眼那个下流至极的甜点，终于再无疑问：我走错地方，溜达到自由文学招待会里来了。我借口找不着秘书，匆匆告退，搭电梯又下了一层楼，来到真正的紫厅（刚才去的是浅紫厅）。这里已经人满为患。看到这个寒酸的招待会，我只好尽力掩饰失望。这是个冷自助餐，而且没地方坐，所有椅子都被移除了。想吃上东西，就得表现出最灵活的身手，尤其是那几道硬菜，周围总是挤得水泄不通。未来学会哥斯达黎加分会的奎利翁先生在一边，带着迷死人的微笑解释说，考虑到这次大会的一个重要议题就是人类即将面临的世界性饥荒，奢侈浪费并不合时宜。但有些怀疑论者认为，学会的拨款肯定被削减了，这才能解释这种近乎悲壮的节俭。那些记者早已习惯这些场合，对食物毫不在意，忙着在人群中寻找各路外来的预言大师做现场采访。美国大使没有来，只有大使馆三秘来了，身边带着一名魁梧的保镖。他是唯一穿了燕尾服的人，也许是因为睡衣下难以掩藏防弹背心。我听说本地人进入酒店大堂会被搜身，据传已经搜出了一大堆武器。会议本身要五点才开始，这意味着我们还有时间休息，于是我又回到了100层自己的房间。刚吃的卷心菜色拉太咸，我渴得厉害，但因为一帮活力四射的学生抗议者和女伴们已经占领了我那层楼的餐厅——而且那个大胡子教皇党人（还是反教皇党人）的一席话早已让我兴味索然——我干脆从浴室水龙头接了一杯水解渴了事。然后一转眼，所有灯都熄了；而电话呢，不管我拨什么号码，总是接到一个自动应答机，说着长发公主[8]的故事。我试图搭电梯下楼，但电梯也坏了。那帮学生在齐声合唱什么，一边随着音乐节奏开枪伴奏——我只希望是往另一个方向开枪。即使是最好的酒店，这类事也难以避免，当然，还是一样可恶；但最令我困惑的，是我自己的反应。自从跟那位教皇杀手交谈后，我的心情就很郁闷，但现在似乎每一分钟都越来越开心。在房间里摸索的时候，我碰翻了什么家具，然后肆无忌惮地吃吃笑起来。就连我膝盖撞上行李箱的时候，我对全人类的善意也没有稍减。我在床头柜上找着了先前剩下来的早午餐，又取出一个大会文件夹，卷起来，插进剩下的黄油里，然后用火柴点燃：这样就做出了火炬——这玩意噼啪作响，还冒烟，但至少能照明。毕竟我有两个多钟头时间要打发，而且走楼梯下去需要至少一个钟头，因为电梯动弹不得。我在一把扶手椅里舒舒服服坐好，饶有兴味地开始体察自己内心的起伏动荡。我很开心，从来没有这么开心过。这么美好的状态是怎么来的，我脑中涌现出无穷无尽的解释。说真的，这个房间像地狱般阴森黑暗，充满土造火炬散发的恶臭和飞灰，彻底与世隔绝，电话那头还总是讲童话故事——却是地球上最美好的地方。而且，我有个抑制不住的冲动，想要拍拍谁的脑袋，或者至少要紧紧握住一只手，含情脉脉地久久凝视一双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