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20世纪70年代，日本刚刚结束汹涌激荡的战后重建。此前的十多年间，日本人口激增，经济起飞，制造业繁荣发达，文学、电影等艺术文化领域一片欣欣向荣。而若是稍往后看，彼时的日本又处在经济泡沫时代的前夜，即将被卷入全球化的旋涡中。夹在其间、看似不怎么起眼的70年代，实则继承了战后之初的辉煌发展成果，又昭示了日本文化大繁荣、走向世界的进步潮流，拥有承前启后的地位。
1975年，20岁出头的伊恩·布鲁玛来到了日本。他凭借过人的嗅觉，迅速发掘出70年代异彩纷呈却不为世界所知的日本前卫文化，深入到深层的角落、前沿的现场和核心的文化艺术圈：东京浅草的杂乱小巷和破败剧院、下町的文身工作室、京都的真人色情秀，还有黑泽明的电影拍摄现场、寺山修司的实验剧团、唐十郎的巡演帐篷。他以一个“外人”的身份，游离于戏剧、电影、摄影等领域和东京地下文化生活的边缘，好奇而冷静地观察和接触身边的一切。
离开日本数十年后，布鲁玛基于对这段亲身经历的回忆，结合长期的研究思考，敏锐犀利地捕捉到日本怀念传统又敢于革新、迷恋异邦又封闭排外、注重秩序又崇尚暴力的复杂文化气质，从时代与民族的外部描摹出一副迷人独特的日本面貌。
作者介绍
伊恩·布鲁玛（Ian Buruma），生于荷兰海牙。曾担任《远东经济评论》和《旁观者》杂志记者與《纽约书评》主编，为《纽约时报》《新闻周刊》等报刊撰写关于亚洲的政治和文化评论，并曾任教于牛津、哈佛、普林斯顿、格罗宁根等大学。现为纽约巴德学院保罗·威廉斯教席之民主、人权和新闻学教授。出版的著作有《零年：1945现代世界诞生的时刻》《罪孽的报应：德国和日本的战争记忆》《创造日本：1853—1964》等。2008年被授予“伊拉斯谟奖”以表彰他“在欧洲对文化、社会或社会科学做出的重要贡献”，同年因其以卓越的著作帮助美国读者理解亚洲的复杂性而获得“肖伦斯特新闻奖”。2008年和2010年被《外交政策》杂志选为“全球顶尖思想家”。
部分摘录：
他在阿姆斯特丹（Amsterdam）有套顶层公寓，装修得很漂亮。在我关上公寓的门之前，他对我交代的最后一件事，是离唐纳德·里奇（Donald Richie）那群人远点儿。那是1975年的夏天，我已经不记得给我这个建议的人姓甚名谁，但还能模模糊糊想起他的模样：短短的灰白头发，有点鹰钩鼻，穿着讲究的棉质或亚麻质的外套。我猜他年纪65岁上下，好像是个设计师，或者是个退休的广告经理。到阿姆斯特丹颐养天年之前，他在日本住过多年。
唐纳德·里奇将日本电影介绍给了西方，这就是我当时对他的全部了解。至于他还是位小说家，写了一本关于环游日本内海的著名作品，被克里斯托弗·伊舍伍德 [1] 大加赞赏；还导演了一系列电影短片，都是20世纪60年代日本先锋派的经典作品——这些我都一无所知。但我读过他写日本电影的两本书，一读之下即被文风吸引：诙谐风趣，又带着揶揄和超然；语言优美，又不炫耀卖弄或吹毛求疵。读了里奇的书，我就想见他本人；这对书迷来说是很冒险的一步，很可能遭遇强烈幻灭的结局。他的书封上并无多少关于个人经历的信息，但他1971年为《日本电影》（Japanese Cinema ）所作的引言是在纽约写的，所以我想他应该是在美国。
不管怎么说，我仍然身在阿姆斯特丹，而就我的推断，里奇人在美国，也有可能在日本。过一两个月，我将前往日本，这可是生平头一次。巴基斯坦国际航空公司的机票已经订好。日本大学艺术学院电影系也给我留好了位置，将作为我生活费的日本政府奖学金也已经尘埃落定。一想到要移居日本，待上几年，叫人特别兴奋，但也忧心忡忡。我会孤单一人，思乡心切，大部分时间都在给6,000英里（约9,600公里）之外的人写信吗？我会因为在那里德行有亏而蒙羞，短短几个月之后就回来吗？我有个日本女朋友叫澄江，她也会搬去日本，但这阻止不了我的担忧。
里奇那两本写日本电影的书，最引人入胜的特色之一，是他通过电影描绘了日本生活的很多其他方面。你能从书中鲜明地感知到，那里的人是什么样子，他们坠入爱河或心怀怒火时会如何行事，他们面对不可避免的大限时那苦乐参半的听天由命，他们的幽默感，他们对万物无常的敏感，个人欲望与社会义务之间的矛盾拉扯，如此种种。
里奇通过日本电影，深情描绘了那个国度的图景，说来也不算特别富于异域风情，但反正那时候异域情调从来不是日本吸引我的主要原因。我对佛家禅修、茶道之类的传统文化不感兴趣，更不用说酷烈的东方武术了。里奇描绘的电影里的那些虚构人物，看上去是有鲜明人性的，说句实话，比大部分我看过的美国甚至欧洲电影里的人物都更为真实丰满。也可能是故事发生在我不熟悉的背景下，各种人物形成了共同的人性，才造成了这种印象。也许这就是我对日本最感兴奋期待之处。而那时这个国家在我心中仍然不过是一个概念、一个印象：文化上的陌生感与从电影中感受到的原始人性混合在一起。这些电影，有的我在阿姆斯特丹和伦敦的艺术馆里看过，有的在巴黎的法国电影资料馆看过，有的只在唐纳德·里奇的书中读到过。
其实，我与日本结缘，完全是个意外。我的童年在荷兰度过，在那期间对亚洲文化毫无接触，尽管在我的家乡海牙（The Hague），人们仍然对“东方”有着一丝丝旧日情怀，因为从荷属东印度殖民地 [2] 回来的人们，总是把海牙作为退养之地，住在海边的19世纪大宅子里，对湿冷的气候牢骚满腹，想念殖民地安逸闲适的生活、俱乐部、热带风光和周到的仆人们。我挺喜欢印尼菜，这算是尚且不算遥远的殖民时代硕果仅存的回忆之一；我也喜欢奇特的印尼——荷兰版中国菜：肥硕的春卷，油乎乎的炒粗面，配上用辣椒和蒜做成的印尼辣椒酱，火辣辣的；本来原汁原味是非常好吃的，但因为北欧人过于贪吃，这些菜也日趋粗糙。我父亲的姐姐时运不济，在二战前夕被送往荷属东印度做保姆，最终，她的大部分时光都是在一个特别阴森恐怖的日本战俘营度过的。这就没有什么可怀旧的了。
亚洲对我，意义极小。但自打记事起，我就梦想着能摆脱自己上层中产阶级的童年那种安全又略微无趣的环境，那个世界里充满了花园喷灌器、社团关系、桥牌聚会和夏日里人们打网球的声音。孩提时代的我，对阿拉丁神灯的故事颇为着迷，也许那故事里的魔幻旅途与遥远异域（他住在某个没有明确说明的中国城市）在我心中留下了某种印记。无论如何，我可不愿意一辈子待在海牙。
也许我从小就被植入了对自己祖国的偏见。我的母亲是英国人，出生于伦敦，是一个德裔犹太高知家庭的长女；在我粗浅的见识中，母亲的家人极其精致优雅。我崇拜的舅舅约翰·施莱辛格（John Schlesinger）是一位著名的电影导演。他还是公然出柜的同性恋，再加上他结交的演员、艺术家和乐手，所有这些都让我通过他间接吸收的那种文雅之气风味剧增。和很多艺术家一样，约翰既固执己见，又总是怀着开放之心去感受新事物，只要能激发他的想象力就好。他希望能被逗笑、被惊诧、被刺激。所以我也总是急切地想去打动他，进行各种各样的表演，模仿一些我觉得可能会引发他兴趣的怪癖、穿衣风格或观点。当然，尽管总是那样装腔作势，我却从来没觉得自己足够有趣。现在回想起我那时候的种种努力，真是无比尴尬。
然而，其实表演对我来说是很自然的事情。我在两种文化的伴随下长大：我父亲那边是日渐式微的荷兰新教徒文化，母亲那边是经过融合与同化的英国犹太文化。我在两种文化中都算是“过客”，从未真正在哪一种中感到自由自在。我的命运就是一半在内，一半在外——几乎事事如此。“过客”就是我的默认设定。与此同时，我心中总是坚信，那迷人的魅力就在某个别处，在伦敦，尤其是在我舅舅的家宅之中。那时我还住在荷兰，却向往着某个远处的地方，在那里我不必做出选择。
等我终于从学业中解放，动身前往伦敦开始一年的旅居生涯时，“进入亚洲”已经成为一种时髦的生活态度：人们会坐着大众的小型巴士去印度进行嬉皮之旅，和拉维·香卡 [3] 用西塔尔琴演奏的音乐来个肤浅的“点头之交”，茶馆里还会卖各种杂七杂八的随身物品和西藏的小饰品，飘着过于浓重的线香味。我在英国认识了一些印度嬉皮士，他们非常充分地利用了自己神秘的东方出身，在吸引敏感脆弱的欧洲女性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这是我想都不敢想的。其中一个是出身于班加罗尔（Bangalore）的阿萨姆基督徒，名叫迈克尔（Michael），他的表演欲和我差不多，把自己身上那种富有异域情调的吸引力利用到了极致。
我见过的第一个日本人甚至都不是真的日本人。1971年，在进入大学安心学习之前，我没有坐着大众小巴一路向东，而是向西去了美国加州。那年我19岁。我住在舅舅在洛杉矶的一个朋友家中，这位朋友是个酗酒的脑外科医生（听说他做手术的时候双手还是很稳的），他介绍我认识了一个情绪比较容易激动的年轻男子诺曼·米本（Norman Yonemoto）——瘦高的个子，一双大大的近视眼在兴奋的时候会鼓胀到令人担忧的程度。诺曼有点像德国演员彼得·洛尔（Peter Lorre）饰演的那位具有日本血统的侦探摩多先生（Mr. Moto）。和很多漂到洛杉矶的年轻人一样，诺曼怀揣着热切的电影梦。当时他暂时在拍男同色情片。收入不错。但诺曼是以认真严肃的态度在拍男同色情片的。他是个艺术家。
诺曼是第三代日裔美国人，他长大的地方就是今天的硅谷，而他的父母曾在那里侍弄花草。诺曼做了我的洛杉矶向导，我们开着他那辆银色的大众甲壳虫，在高速公路上疾驰，通常诺曼那个长得很像北欧人的男朋友尼克（Nick）也会作陪。但在这些路途中，我们并未有只言片语涉及日本。我们的车巡航一般地畅游过圣莫尼卡大道，年轻貌美却未能如愿出演电影的街头混混们悠闲地倚在车边，看着街上的车水马龙，想找个目标下手。晚上，我们去了闹市区，那里有人付钱让墨西哥姑娘们在霓虹灯坏掉的昏暗舞厅里跳舞。曾经风光一时的装饰艺术电影院后面藏了很多阴森森的小酒吧，异装癖们在里面勾引醉醺醺的卡车司机。那位酒鬼外科医生把我们带到一个微型西部小镇，算是某种色情主题公园，名叫“花花世界”，打开转门就能进入一个个酒吧，穿着牛仔靴的裸体小伙们站在吧台上跳舞。一个穿着白色T恤、有着橄榄色皮肤的年轻男子在我的双唇上留下了一个吻。外科医生窃笑着悄声说，他是台湾人。
这就是诺曼的世界，看上去和日本相隔十万八千里。我当时被这种文化冲击搞得神魂颠倒：南加州是我去过的最具异域情调的地方，当时如此，甚至在之后的多年也是如此；在一个欧洲人眼里，这里自有属于它的独特，比加尔各答（Calcutta）、上海或东京有过之而无不及。不管诺曼在圣克拉拉县（Santa Clara County） [4] 的花园里接受的那种脱节的“日式教养”在他身上残留了什么样的痕迹，都早已隐没在他关于狂野性爱和拍电影的加州梦中。他全身心地接受了加州那俗丽的魅惑。
但狂野性爱不是我的菜。在“花花世界”，我最出格的行为也就是接受台湾人的那个吻。到那时为止，我有过的性经历就是与一些女孩子和几个男孩子笨手笨脚地做过。我在那方面的大部分所知习自一个德国斯图加特（Stuttgart）的女孩，她比我经验丰富，留着一头长长的金发，是北欧神话中女武神一般的人物。在伦敦，她以无比的老练和温柔，把我管教得服服帖帖。我虽然没怎么吃过猪肉，但也见过猪跑，算是见多识广。我认为，在同性恋酒吧里消磨时光，在洛杉矶闹市区兜风，让我更接近自己认知中的舅舅和他的朋友们的那种成熟练达。而这种生活也离海牙的花园喷灌器很远，这可能是最重要的。
有一天，诺曼的弟弟布鲁斯（Bruce）从伯克利（Berkeley）来与我们同游，他在那里学艺术。布鲁斯是很不一样的人。他如我一般还在探索自己的性取向，比他哥哥更注重政治，更容易和人起争论。他比较迷那些法国理论家，虽然巴黎只是他心中的一个概念，但也比洛杉矶对他的吸引力更大，是他崇尚的知识分子聚集中心。和诺曼不同的是，布鲁斯对日本也很有兴趣——他表现出这一点，是在某天晚上，我们仨做了件在当时来说相当循规蹈矩的事情：我们分享了一颗迷幻药，然后一起去了奥兰治县（Orange County）的迪士尼乐园。
我对那天晚上记忆犹新，虽然当时脑子迷迷糊糊的，导致回忆有点错乱：“至高无上”女子合唱团在一个金碧辉煌的舞台上表演，每唱完一首歌就换一套闪闪发光的演出服——反正，在我记忆中就是如此。我们在乐园的“小小世界”景区坐游乐船，诺曼指着岸边展示的来自不同文化的卡通孩童人偶，滔滔不绝地讲着南加州，双眼放光。我当时情绪高涨，一直在想这一切意味着什么，结果又使得大家热烈讨论起“这”到底指的是什么。
诺曼双目圆睁，表情活泛，与之相比，布鲁斯那略肖日本佛像画的柔和圆脸可谓不动声色。我们当时在加州的梦幻乐园，再加上药物刺激，不知怎么的，大家就开始了关于身份问题的争论，跟“这”的含义关系不大，更多的是关于我们到底是谁、来自哪里。“我们是美国人！”诺曼非常煽情地叫喊道，“我们改造了自己。我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做我们想做的人。”就在此时，布鲁斯开了口：“那么数千年的日本文化算什么？那一切不可能就这么消失了。无论如何，白人看我们的时候，看到的不是美国人，而是亚洲人。不管愿不愿意，我们就是亚洲人。”
我无法为这场讨论贡献什么高见。也许对这些定义自我的认真尝试也不用做太多的解读。但我愿意认为，正是在那天晚上，就在迪士尼乐园的“加勒比海盗”和“森林河流之旅”之间的某个地方，播下了我未来向往日本的种子。因为那之后不久，我回到荷兰，就得决定在大学究竟学什么专业了。我试着学了一两个月的法学，认定自己不合适。我之前已经稍微涉猎过艺术史，是在伦敦的考陶尔德艺术学院，我在那里的图像图书馆工作，也去听了艺术史学家、苏联前间谍安东尼·布伦特（Anthony Blunt）讲毕加索的课。一天，我研究着一幅胡安·米罗 [5] 的画作，感觉有人在我背后，向前斜着身子，发出陈腐的呼吸，同时惊叹道：“那是艺术吗？”此人壮硕魁梧，穿着粗花呢外套，是研究中世纪英国教会的专家。我认定自己也不适合艺术史。
于是我选择学习中文。中文与众不同，听起来魅力无限，也许有一天会很有用；我喜欢中国菜，也许在潜意识中还盘踞着关于阿拉丁、迪士尼乐园或“花花世界”那个台湾小帅哥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