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成年人的谎言生活》（2019）是意大利作家埃莱娜·费兰特继“那不勒斯四部曲”之后的最新一部作品，聚焦于出身那不勒斯中产家庭的女孩乔瓦娜的青春和成长。 在她父亲离家两年前，十二岁的乔瓦娜偶然听到父亲对母亲说自己很丑，越来越像他一直嫌恶的妹妹维多利亚，这句话驱使乔瓦娜第一次走向那不勒斯下城，面对父亲抛在身后的卑贱过往。 乔瓦娜见证了姑姑维多利亚和恩佐昔日荒诞而悲剧的爱情，也和恩佐的遗孤托尼诺、库拉多和朱莉安娜缔结了古怪的友谊。那片粗鄙和鲁莽的低等社区，逐渐成了乔瓦娜反叛上城的中产阶级伪善生活的工具。她以一种自虐般的激情观察并模仿成人世界的谎言：父母虚伪的婚姻、维多利亚烂俗的情感故事、父亲和姑姑争夺的那只手镯的真相… 某一次跟随姑姑去教堂时，乔瓦娜邂逅了虔敬而博学的罗伯特，并暗暗介入到朱莉安娜与罗伯特的恋情中间。在对罗伯特的暧昧想象破灭后，乔瓦娜以一种利落而残酷的方式终结了自己的处子之身。在去威尼斯的火车上，十六岁的乔瓦娜和好友互相许诺，要以独一无二的方式进入成年。
作者介绍
埃莱娜·费兰特是一个笔名，作者真实身份至今是谜。埃莱娜·费兰特1992年发表第一部长篇小说《烦人的爱》，1995年被意大利导演马里奥·马尔托内改编为同名电影；此后相继出版小说《被遗弃的日子》(2002)，与出版社的通信集《碎片》（2003），小说《暗处的女儿》（2006）以及儿童小说《夜晚的海滩》（2007）。 2011年至2014年，费兰特以每年一本的频率出版《我的天才女友》《新名字的故事》《离开的，留下的》和《失踪的孩子》，这四部情节相关的小说被称为“那不勒斯四部曲”。它们以史诗般的体例，描述了两个在那不勒斯穷困社区出生的女孩持续半个多世纪的友谊，尖锐又细腻地探讨了女性命运的复杂性和深度。 2015年，费兰特被《金融时报》评为“年度女性”。2016年，《时代》周刊将埃莱娜·费兰特选入“最具影响力的100人”。2017年3月，《我的天才女友》被改编成话剧在伦敦上演。2017年，HBO宣布将那不勒斯四部曲改编成系列电视剧。
部分摘录：
松，好像大一个码，但在我眼里，这让他无与伦比，非常优雅。他面孔俊朗，眼窝很深，睫毛很长，鼻子挺拔完美，嘴唇丰满，脸上的线条没有任何不和谐的地方。在我面前，他总是很愉快，他一直在读书，他把自己关进书房之前，不管心情如何，不管我状态怎么样，他总是会逗我开心。他特别喜欢我的头发，他是什么时候开始赞美我的头发的呢？我现在很难说清楚，可能我当时只有两三岁。在我小时候，我们常常会有这样对话：
“多漂亮的头发啊！发质真好，油亮油亮的，送给我好吗？”
“不给，这是我的头发。”
“别这么小气嘛！”
“你想要的话，我可以借给你。”
“好呀！反正我不会还给你了。”
“你自己有头发啊！”
“那是从你那儿偷的。”
“才不是呢，你骗人！”
“不信你检查一下，你的头发太好看了，是我偷你的。”
我会检查自己的头发，那也只是为了好玩儿，我知道他绝不会偷我的头发。我哈哈大笑起来，很快乐，我和父亲在一起远比和母亲在一起开心。父亲总是想要我身上的某样东西：耳朵、鼻子、下巴，他说它们太完美了，他太喜欢了。我特别爱听他的语气，这不断向我证明，他是多么离不开我。
当然，父亲不是对谁都这样。有时遇到一些事情，他也会很激动，会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他振振有词，长篇大论一通；有时他也会简明扼要说一些短句，一针见血，让人无力反驳。这两个父亲和我爱的父亲不一样，我到七八岁才发现了这种差别。那时，父亲的朋友和熟人会来家里做客，他们会激动地谈论一些我一点也不懂的问题，讨论通常很激烈。我会和母亲待在厨房里，很少注意在几米之外的他们争执得有多激烈。但有时母亲也要忙自己的事情，她会把房门关起来，我就一个人待在走廊里玩儿，或者看书。我父亲博览群书，母亲也一样，我也想像他们一样。我不会留心听他们讨论的事情，只有当他们突然安静下来，我父亲慷慨陈词，他的声音忽然变得很陌生，我才会放下手中的书或玩具。从那时候开始，我就盼着聚会快点结束，我想知道讨论结束后，父亲会不会变回原来的样子，语气又会温柔有爱。
在他说出我很丑这句话之前，那个晚上，他刚得知我在学校成绩退步了。这对我父母来说是一件不同寻常的事。从小学一年级开始，我就一直成绩优异，只是最近两个月我的状态直线下降。我父母特别在意我在学校的成绩，尤其是我母亲，一看到我糟糕的分数，她马上就警惕起来了。
“这是怎么回事？”
“我不知道。”
“你得认真学习才行啊。”
“我学了呀。”
“那怎么考成这样呢？”
“有些东西记得住，有些东西我记不住。”
“那你就认真学，直到全都记住为止。”
其实我已经竭尽全力在学习了，结果还是不尽人意。那天下午，我母亲去和我的任课老师谈了，结果怏怏不乐地回来，她没有责怪我，我父母从不会责怪我。她只说了一句：“对你最不满意的是数学老师。但她说，只要你愿意，你还是可以学好的。”说完她就进厨房做晚饭去了，这时我父亲回来了。我在自己的房里，听见母亲在跟父亲讲老师对我的抱怨，我知道，为了帮我开脱，母亲说我刚进入青春期，状态有些不稳定，这很正常。而我父亲打断她，用一种很陌生的语气，甚至还用了在我们家里严禁使用的方言，脱口而出说：
“关青春期什么事，她跟维多利亚越来越像了。”
我觉得如果他慎重考虑一下，一定不会说出这样的话。假如他知道我在偷听，他一定不会用那种语气，这和他平常轻松幽默的语气差别太大了。他俩都以为我房门紧闭着，因为我总是会关上房门，但他们没察觉到，那天我母亲离开我房间时没关门。就这样，在我十二岁那年，我从父亲故意压低的声音中得知：我越来越像他妹妹了，从我记事起就听他多次谈起那个又丑又坏的女人。
这时可能会有人站出来反驳：你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了？你父亲并没有明确地说：乔瓦娜很丑。事情确实是这样，他生性不会说出那么直接粗暴的话。但当时我处于很脆弱的时期，我来月经已经快一年了，胸部发育越来越明显，这让我很难为情。我担心自己身上散发出异味，所以不断清洗身体。晚上我总是很不情愿地睡去，早上垂头丧气地醒来。那段时间我唯一确定的是：父亲喜欢我的一切。这也是唯一能带给我安慰的事。所以，他把我和姑姑相提并论，这比他直接说“乔瓦娜以前很漂亮，但现在变丑了”更糟糕。在我家维多利亚就像一头怪兽，这个名字会玷污和腐蚀所有相关的人。我对她所知甚少，我们见面的次数也寥寥无几，关键在于，我每次见到她总是感到厌烦和恐惧。并不是她这个人让我反感和恐惧，其实我对她没多少印象，让我感到害怕的是我父母谈及她时传递出的情绪。我父亲谈起他妹妹时很隐晦，仿佛她做了见不得人的事，不但玷污了自己的声誉，也玷污了所有相关的人的声誉。而我母亲呢，她对维多利亚只字不提，甚至还会在丈夫滔滔不绝发泄对妹妹的不满时打断他，想让他别说了。好像母亲也特别怕她，好像无论姑姑在哪里，她都能听到我父亲的坏话，无论道路多么漫长险峻，她也会像老鹰一样，飞到圣贾科莫牧羊山，会把医院所有疾病带在身上，一下子飞到我们家里，进入七楼的房子里，她黑色的眼睛发出闪电，会把家里的家具劈个稀巴烂。谁要是敢反抗，她就扇谁耳光。
当然，我的直觉告诉我，这种抵触情绪背后一定有些恩恩怨怨，但那时我对家里的事情不太了解，尤其是我并没把那个可怕的姑姑当作家里的一员。她就是我童年的噩梦，一个干巴巴的身影，像被魔鬼附身了，是夜幕降临时潜伏在阴暗角落里的可怕影子。没有任何征兆，我忽然跟她长得很像，怎么会这样呢？我像她吗？以前我一直以为自己很漂亮，因为父亲一直在夸奖我，我以为我会永远这么美。因为他的赞美，我以为自己拥有一头漂亮无比的头发；因为他对我的宠爱，我以为自己一直很可爱；我习惯了他的赞美，也确信他说的是真的。现在我父母忽然对我很不满，这让我备受煎熬，是不是他们的不满给我带来了负面影响，让一切变得黯淡？
我在等着我母亲说话，但她的反应并没给我带来一丝安慰。虽然她很讨厌父亲的所有亲戚，她憎恶这个小姑子，就像讨厌一只趴在她腿上的蜥蜴。但她并没大声反驳：你疯了吗？我女儿和你妹妹哪里像啦？她只轻轻叹了口气：“你说什么，才不是呢。”我愣在那里，赶紧跑去把房门关上，不愿听接下来的话。我默默啜泣，直到父亲过来叫我，我才停止哭泣。这时他像往常一样，用好听的声音说：“晚饭好啦。”
我两眼通红地走进了厨房，我盯着餐盘，他们给我提了一大堆有用的建议，教我如何提高学习成绩，我默默忍受着。晚饭后我回到房间假装学习，他们在电视机前坐下了。我感到一种难以遏制的痛苦，丝毫没有减轻的意思。我父亲为什么说出了那句话，我母亲为什么没有竭力反驳他？他们的表现究竟是出于对我分数的不满，还是和学校没关系，只是源于早已潜伏在他们内心的忧虑？尤其是我父亲，他说出那句过分的话，难道就因为我的成绩让他一时不快？还是他犀利的目光已经洞察了一切？他早已看到了我糟糕的未来？也就是说，我已经一步一步开始走向堕落，他觉得很难过，却不知道如何是好？我一整晚都很难过，第二天早晨我确信：如果我要拯救自己，就得亲眼看看那个叫维多利亚的姑姑到底长什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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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是一件很难办到的事。在那不勒斯这座城市，许多大家庭把很多人连接在一起，即使是尖锐的矛盾和争吵也很难彻底断绝彼此的联系。而我父亲恰恰相反，他完全独立地生活在这座城市，就好像没有任何近亲，就像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一样。因此我只和外公外婆还有一个舅舅有来往。母亲那边的亲戚一直对我很好，会送我很多礼物，我们关系一直很密切。但外公外婆去世了，舅舅去了很远的地方工作，一切就变了。外公先走了，后来是外婆，他们的突然离世让我很不安，我母亲哭得很伤心，像一个受伤的小女孩。而我父亲那边的亲戚，我基本上都不认识，他们出现的场合屈指可数，要么是婚礼，要么是葬礼，总是表面上的接触。我不得不向他们打招呼，向爷爷问好，亲亲你的姑姑，这让我很不自在。对于这些亲戚，我一直都没什么兴趣，另一个原因是，在那些聚会结束后，我父母的心情通常很不好。他们会很快把这事儿忘掉，基本不会再提起，就好像只是尽义务，参加了一场很没意义的聚会。
如果说母亲那边的亲戚生活在一个特定的空间里，那地方还拥有一个诱人的名字——博物馆，他们是住在博物馆旁边的外公外婆；我父亲那边的亲戚就住在一个没名字、不确定的空间里。我只确定一点：如果要去拜访他们，就要不断往下走，走到最下面，一直到那不勒斯的最底部，而且旅途特别漫长，以至于我觉得我们生活在两个完全不同的城市。有很长时间，我真以为是这样。我们家住在那不勒斯最高处，不论去哪里都得往下走。我父母只愿意下到沃美罗区，最多下到博物馆那里，也就是外公外婆家。他们的朋友大多住在苏阿雷兹大街、艺术家广场、卢卡·乔尔达诺街、斯卡尔拉蒂街和奇马罗萨街这些地方。这些街道我都很熟悉，因为我也有很多同学住在那里。更何况，这些街道都通向浮罗里迪阿娜公园，那是我最爱去的地方，自我出生起，我母亲就爱把我带到那儿去透气、晒太阳，我和童年的两个好朋友——安吉拉和伊达在那儿度过了很多好时光，玩得很开心。经过这草木葱郁、花团锦簇、人们举止优雅、欢声笑语、能看见大海的地方，我们才真正开始下坡，我父母很讨厌去下城。因为工作或购物，尤其是我父亲要做研究，与人见面，开研讨会，他们每天都得下山，大多时候乘坐缆车，坐到齐亚雅、托雷多，然后又转乘到平民广场、国家图书馆、阿尔巴城门、温达耶里大道，最远会到查理三世广场，那是我母亲教书的地方。其实这些地名我也很熟悉，我经常听父母说起。但他们不经常带我出去，所以那些地方并没有让我得到什么乐趣。沃美罗以外的地方，我就没那么熟悉了，越往平地走，我就越觉得陌生。因此我父亲的亲戚居住的地方，对我而言自然是很荒芜、有待探索的地方。在我眼里，这些地方不仅没有名字，也很难抵达。每次要去那些地方时，我父母一改通常活力四射、兴致勃勃的样子，他们会看起来很疲惫、分外焦灼。虽然那时我还小，但那种紧张感，他们之间的谈话都让我印象很深刻。
“安德烈！”我母亲发出微弱的呼喊，“快穿衣服，我们得走了。”
但我父亲岿然不动，还在继续读书，用铅笔在书上勾勾画画，记笔记。
“安德烈，我们要迟到了，大家会不高兴的。”
“你收拾好啦？”
“我好了。”
“女儿呢？”
“也收拾好了。”
这时我父亲才放下书本，笔记本摊开放在写字台上，他穿上一件干净衬衫，套上外套。但他沉默不语，绷着脸，仿佛在心里默念为那场无法逃避的聚会准备的台词。而我母亲呢，其实她压根儿没准备好，她一个劲儿检查我们一家人的仪表，好像只有穿上得体的衣服，才能保证我们一家三口安然无恙回家。总之，每到这种场合，他们很明显会小心提防那个地方和那些人。为了不让我受到影响，他们从没对我说过什么，但我能感受到一种反常的焦虑。我可以肯定，这种焦虑真实存在，那可能是我快乐童年里唯一痛苦的记忆。我最怕听到他们类似下面的对话，尤其是用一种含糊的、我说不上来哪里奇怪的意大利语说出来：
“千万记住，如果维多利亚说了什么，你就假装没听见。”
“你是说，如果她胡说八道，我就不吭声？”
“是的，你要记得，乔瓦娜在跟前呢。”
“好吧。”
“答应我的事一定要做到呀。也不用太费劲，我们待半小时就回家。”
我几乎一点儿也不记得那些家庭聚会了，只记得闷热的天气、嘈杂声、漫不经心的吻面礼、方言的声音，可能因为害怕，我觉得大家都散发出难闻的气味。在那些年里，那种气氛让我确信，我父亲的亲戚就是一种潜在威胁。虽然我很难明白危险在哪里，但我感觉他们都很不得体，让人讨厌，尤其是维多利亚姑姑，一个最阴险、最没规矩的人。他们住的地方也很危险吗？是只有维多利亚姑姑危险，还是我的爷爷奶奶、伯伯婶婶、兄弟姐妹都很危险呢？看来唯一知情的只有我父母了，现在我迫切想知道我姑姑长什么样，是什么样的人，我得问问他们才能知道。可即便我问他们，我又能听到什么回答呢？他们会不会婉言拒绝我？你想看你姑姑？你想去找她？有这个必要吗？或者他们会不会有所警惕，从此不再提起她？所以我想，我可以先找一张她的照片看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