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是国内高校规模最大的专门日本研究机构，为纪念南开大学成立100周年，特汇聚南开日本研究院百年来的日本研究论著精华！ 全书共18卷组成，皇皇巨著超过700万字，作者全部是南开大学教授，包含了吴廷璆、杨栋梁、俞辛焞等国内日本史研究大家！从儒学史到社会史、从日本现代外交到经济转型、从近现代教育到中日文化交流，全书系统研究了日本历史与现今的方方面面。 中国学者研究日本的顶尖学术成果，一部书深入研究全面而真实的日本。
作者介绍
吴廷璆（1910-2003）：
新中国亚洲史及日本史学科开拓者之一。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日本史学会首任会长、《历史教学》首任总编。 1949-1985年任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先后担任历史系主任、校总务长、历史研究所所长等职。发表百万字《日本史》等著述。
俞辛焞： 南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学博士（日本早稻田大学）。长期从事中日关系史、日本外交史研究。1988年创办南开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并任首任主任。曾任中国日本史学会副会长、顾问以及中国史学会理事。 主要著作有：《九一八事变事变时期中日外交史研究》、《辛亥革命时期的中日外交史研究》、《孙中山与日本关系研究》、《俞辛焞著作集》（全十卷）等。
刘岳兵： 现任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教授、院长，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教授。 著有：《日本近代儒学研究》、《中日近现代思想与儒学》、《日本近现代思想史》、《近代以来日本的中国观 第三卷（1840-1895）》等。
武安隆： 曾任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及日本研究中心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日本文化史和中日文化交流史。主要著作有《遣唐使》、《中国人の日本研究史》等。
米庆余： 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华日本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日本史学会学术顾问。著作有：《日本近代外交史》、《琉球历史研究》、《近代日本的东亚战略和政策》等。
王家骅（1941-2000）： 著名日本思想文化史学者、儒学研究家。曾任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日本史研究室教授。著有：《日中儒学の比較》）、《儒家思想与日本文化》等。
王振锁： 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日本史研究室主任，中国日本史学会常务理事。主要研究方向：日本政治史，战后日本史，日本农业政策。 主要著作：《日本战后五十年》、《战后日本政党政治》、《自民党的兴衰》等。
杨栋梁： 历史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历任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院长和历史学院院长，中国日本史学会会长。主要从事日本近现代史、日本经济史、中日关系史的研究和教学。 著有：《近代以来日本的中国观》、《日本现代化历程研究》、《近代以来日本对华认识及其行动选择研究》等。
李卓： 历史学博士，现任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日本史学会副会长。主要从事日本社会史研究与教学。 著有：《家族制度与日本的近代化》《中日家族制度比较研究》《儒教国家日本的实像——社会史视野的文化考察》等。
赵德宇： 历史学博士，现任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和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日本史学会常务理事、思想文化史专业委员会会长。研究领域：日本文化史、日本近世史、中日早期西学研究等。 著有：《西学东渐与中日两国的对应——中日西学比较研究》、《日本南蛮时代探析》等。
卢盛江： 南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常务理事。 著有：《文镜秘府论汇校汇考》、《文镜秘府论研究》、《魏晋玄学与中国文学》等。
李凡： 现任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世界史学系国际关系史教研室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现代国际关系史，侧重于日本外交史方向。 著有：《日本对中东政策研究》、《日苏关系史》、《日本“北方领土”问题政策研究》等。
刘雨珍： 现任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为中日比较文学、中日文化交流史。 著有：《日本政法考察记》、《万叶集与中国文化》、《日本的公与私》等。
温娟： 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副教授。著有：《明治初期政府的权力机制及其近代化政策的实施——以地租改正事业的推行为主线》、《解析日本明治初期农业补助政策》等。
刘轩： 现任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日本史学会理事，全国日本经济学会理事。主要从事日本经济、日本近代史研究。 著有：《日本电信产业规制》等。
张玉来： 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成员，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副院长。研究方向日本经济史、日本经济。 著有：《丰田公司企业创新研究》、《黑色3•11——日本大地震与危机应对》等。
臧佩红： 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副教授，历史学博士，中国日本史学会理事。研究方向为日本近现代史、日本近现代教育史、中外教育比较。 著有：《日本近现代教育史》等。
尹晓亮： 现任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副教授，中国日本史学会理事、全国日本经济学会理事。主要研究方向为东亚国际关系史、日本核政策史、能源环境政策史等。
部分摘录：
巴黎和会与五四运动 中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召开的巴黎和会上遭到的屈辱和失败，是五四运动的直接导火线。这个事实，鲜明地揭示了这个伟大运动的反帝反封建性质。有关这些问题，许多学者已做过深入的论述，有了明确的答案，无须赘述。本节只是根据近几年日本等国公布的外交文书和档案材料，对巴黎和会的内幕，帝国主义列强相互勾结、相互争夺以及中国北洋政府的外交等问题进行一些揭露。这对于进一步了解五四运动爆发的历史必然性不是没有益处的。
1.关于山东问题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帝国主义国家瓜分殖民地和重新划分势力范围的战争。大战爆发伊始，日本便侵占德国所霸占的中国胶州湾和胶济铁路，它夺取了德国人在山东的权益。但这并不等于日本就把山东牢牢地窃取到手。日本要想牢牢地占据山东，就必须在战后的和会中重新同列强争夺并得到它们的最后承认。于是，日本政府于1915年8月成立以币原喜重郎为主席的和会准备调查委员会。1917年1月12日，日本政府又通过了本野外相所提出的《帝国政府在战争中应执行的外交方针》。为了达到最后攫取山东的目的，日本政府决定事前同英国、法国和俄国进行秘密交易，以保证实现它在和会中的目标。
当时，英国在欧洲战场上顾此失彼，力不从心。早在1914年欧战爆发伊始，英国外交大臣和海军大臣借日英同盟条约，曾多次请求日本派军舰赴欧参战。可是，日本拒绝了这一请求。当日本占领山东后，目睹英、法、俄等国瓜分君士坦丁堡和达达尼尔海峡的协议成交，感到在战后和会角逐中需要英国的支持，于是1917年1月答应英国的请求，并趁机要英国在战后和会中支持日本攫取山东。1月26日，本野外相召见驻日英国大使，说“帝国政府就帝国政府具有最大利害关系的山东中省及现在占领中的赤道以北德国诸岛向敌国政府提出要求时，期待英国政府的支持。希望英国政府现在予以保证”[1]。对此，英国外交大臣格雷于2月14日正式复函日本：“对于在和会之际日本提出对德国在山东省的诸权利和德属赤道以北诸岛屿的要求时希望得到[英国]支持的保证，英国政府在此表示欣然应诺之意”；同时，“英国政府要求日本政府在和会召开时，也以同样精神欢迎英国对赤道以南德属岛屿的要求”。[2]对此，日本政府于21日便向英国政府表示：“贵国政府在和会中就德属赤道以南诸岛屿提出要求时，帝国政府也欣然以同样的精神，慨然予以支持。”[3]
接着，日本和法国、俄国及意大利也进行了同样的秘密交易。2月19日，本野外相召见法、俄驻日大使，要求两国政府效法英国，在战后和会上支持日本对山东的要求。[4]对此，法国政府于3月1日、俄国政府于3月5日分别复函保证支持日本。意大利政府也在3月28日表示了同样的态度。
同年9月，日本政府又派前外相石井东渡赴美，就中国问题和美国国务卿蓝辛进行交易。在双方谈判时，石井一再强调日本在中国的特殊利益；而蓝辛则强调对中国的门户开放和机会均等。经两个月的舌战，双方达成妥协。11月2日以换文的形式发表了“蓝辛—石井协定”。协定规定：“合众国承认日本国于中国有特殊之利益”；“两国政府声明，在中国支持所谓的门户开放和对工商业的机会均等主义”。[5]这就是说，日本承认了美国在中国的机会均等的原则。协定虽然没有具体涉及山东问题，但美国以日本承认美国在华的机会均等为交换条件，默认了日本在山东的既得权益。
这样，大战尚未结束、和会尚未召开之时，就瓜分山东问题，日本和欧美列强已达成了肮脏的秘密交易。
1919年1月18日，巴黎和会在法国外交部会议厅正式开幕。帝国主义列强都野心勃勃地力图按照自己的贪欲来瓜分战后的世界。它们在争夺和勾结中，血淋淋地宰割了约有一千三百万居民和三百万平方公里的殖民地和战败国的领土。最后，它们竟悍然践踏国际法，瓜分战胜国中国的领土山东。
巴黎和会关于山东问题，除在1月27、28日两日的第十、十一次的“十人会议”上进行讨论之外，主要是在4月22、29、30日的三次“四人会议”上决定的。“四人会议”由美国总统威尔逊、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法国总理克里孟梭和意大利总理奥尔朗多组成。日本全权代表列席会议，而主权国家中国的代表却被拒之于会议大门之外，连会议记录也无权参阅。
在会议上，英国和法国按照战时诺言，支持日本对山东的要求，反对将山东归还中国。4月22日，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在会议上公然表示：“关于本问题，英国政府有支持日本的公约”，并提醒在座的法国总理克里孟梭，“记得法国、意大利也订了同样的公约”。[6]他私下也对日本全权代表牧野斩钉截铁地表示：“约定终究是约定，英国是遵守约定的。”[7]在会议上当日本和美国唇枪舌剑争夺山东时，他不是貌似公正居中调解，就是公然偏袒日本。英国的这种态度是日本在和会上胜过美国，攫取山东的重要因素。1月29日，法国总理克里孟梭对日本全权代表松井表示，关于山东问题“政府间已有约定，因此当然照此履行”[8]。3月4日，克里孟梭和日本首席全权代表西园寺密谈山东问题，克里孟梭再次表示，他作为日本的老朋友，当尽力帮助日本攫取山东。
美国是在“一战”中获万利而无一损的唯一国家，它通过战争获得了巨大的利润，从欠债国变成拥有达一百多亿美元的债权国。美国凭借膨胀的经济势力，到处伸手，妄图实现争霸世界的野心。在中国问题上，美国企图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殖民权益，从而削弱远东的竞争者日本而加强自己的力量。甚而连“蓝辛—石井协定”也不顾，反过来又和日本争夺山东。4月15日举行五国外长会议时，美国国务卿蓝辛提议，德国的一切殖民地应先归属于即将成立的国际联盟，然后由它处理，山东也包括在其内。4月21日，美国总统威尔逊再次对日本全权代表牧野和珍田重申：“对德国所放弃的领土，按着蓝辛的方案，先把它让渡给即将成立的国际联盟，然后由国际联盟商议决定其所属。”[9]
日本当然不甘心吐出山东，甚至以不参加国际联盟相威胁。4月21日，日本外相内田训令日本全权代表：“若不彻底贯彻我方上述主张，则拒签国际联盟章程。”[10]这也就意味着拒签和约。在翌日的会议上，日本全权代表的态度异常强硬，宣称“鉴于本国训令，对于不包括满意地解决[山东]问题内容的条约草案，不能签字”[11]，同时提出了草拟写入和约的两条山东条款。
威尔逊在日本全权代表的讹诈下，立即表示退让，态度变得更加温和。从此他不再提国际联盟对山东的委任统治，而把斗争目标限制于日本在山东的权益不得超过德国的权益上。德国霸占胶济铁路时，未明文规定聘用德国人当铁路警察的教官。但1918年9月24日订立的《关于山东问题换文》却规定：“巡察本部及枢要驿并巡警养成所内，应聘用日本国人。”[12]警察掌握在日人手里，就是确认日本垄断胶济铁路。因此，威尔逊力图限制日本的警察权，表示对于“承认日本超越德国既得权益的要求”[13]有困难。弦外之音是可以承认日本攫取山东，但其权益不得超过德国的既得权益。
威尔逊态度的转变，事实上是接受了劳合·乔治和克里孟梭的意见。4月22日，三国首脑召见中国全权代表时，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曾问道：“拟将胶州问题分两层办法：一、添中日协定凭据；二、使日本继承德国权利。中国于两法中何者为愿？”克里孟梭也同意劳合·乔治的意见，并说“此层固可虑”[14]。中国全权代表对于有损于中国主权的两项办法均拒绝接受。威尔逊倾向于英、法的意见，指令顾问专家们去研究。顾问专家们于4月29日第二次山东问题会议前就呈报其意见：“与其履行1915年中日‘二十一条’内有条件交还中国之约文，毋宁将山东移交日本，以酬劳之为有利。”于是在4月29日会议上三国首脑决定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同意把日本提出的山东问题条款写入和约。但是，作为交换条件，日本必须发表由威尔逊起草的一则声明：“日本的政策是将山东半岛归还中国主权之下，仅保留许以德国的经济特权和一般所实行的条件下设置青岛居留地的权利”“铁路所有者仅为保障运输安全使用特别警察，不得为除此之外的目的而使用”“警察队以中国人组成，中国政府任命铁路公司董事所选的日本教官”。[15]
日本政府自从占领山东以来，从未表示愿将山东归还给中国。这时日本表面上同意发表此声明，不过是敷衍美国。早在1914年8月，即日本占领山东前夕，加藤外相致小幡驻华代理公使的电文中就曾明确指出：“鉴于各种关系，帝国政府不能做将胶州同意归还给中国之保证。”[16]这就是说，日本要永远霸占山东。至于警察，名为由中国人组成，实为日人掌管。劳合·乔治也说，胶济铁路的董事，华人无力承管，只能由日人担任。由日人董事选日人教官，其结果“实质上日本掌管铁路警察，而中国的地位也没有毁损”[17]。由此可见，美国和日本以伪善的外交辞令，牺牲中国，达到了妥协。
美国和日本何以妥协？
日本当时属于第二流的帝国主义国家，仰承欧美列强的鼻息，况且和会大权由英、法、美首脑掌管。日本深恐三国首脑最后否决日本的要求，因此不得不同意发表口是心非的上述声明。[18]
美国屈从日本的主要原因是：首先，它怕日本退出和会，拒绝加入国际联盟。当时意大利由于瓜分殖民地的贪欲未得满足，业已退出和会。如果日本再行退出，国际联盟便要夭折，美国通过国际联盟争霸世界的希望也会变成泡影。4月29日晚，威尔逊彻夜未眠。第二天，他对其新闻秘书巴克尔说，“唯一的希望在于把世界集合在一起，让日本加入国际联盟”[19]，倘若“日本退出会议，不仅会议破裂，而且会毁掉国际联盟”[20]。美国舆论也承认：“总统过于想成立国际联盟，因此屈服于日本的强硬态度。”[21]牧野对天皇的奏文中也认为，威尔逊之所以同意日本的要求，原因在于“把此事（指国际联盟——笔者注）放在考虑之中”[22]。
其次，美国希望和英、法、日等帝国主义国家结成一条共同对付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联合战线，这是其在山东问题上的又一个重要考虑。这时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匈牙利等国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先后爆发了革命和罢工。这使“威尔逊对欧洲局势感到忧虑。弥漫全欧的工人运动可能推翻法国和意大利，布尔什维克主义在全欧洲的影响更使威尔逊伤脑筋，而威尔逊要盟国在这个威胁面前保持坚强的团结一致”[23]。为了保证日美共同出兵西伯利亚干涉苏俄，也有必要满足日本的要求。
最后，美国在中国的利益也从这种妥协中得到了保证。威尔逊迫使日本发表的声明中有“一般实行的条件下设置青岛居留地”的内容，而“一般实行的条件”一词究竟是什么意思？他在4月29日起草的声明草案中曾写道：日本拥有“在青岛设置不垄断的居留地的特权”[24]。所谓“不垄断”者，即美国也在胶州湾同日本机会均等之意。
在决定山东问题后，三国首脑和日本以威逼利诱的手段迫使中国代表签字。5月1日，英国外交大臣白尔福对中国全权代表说：“政治权交还中国，经济权给予日本，谅中国必可满意”[25]，要中国代表无条件签字。但中国代表在国内人民的压力下，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对山东条款持保留态度。中国代表“最初主张（把保留意见）注入约内，不允；改附约后，又不允；改在约外，又不允；改为仅用声明不用保留字，又不允；不得已改为临时分函声明，不能因签字而有妨将来之提请重议云云，又完全被拒”[26]。6月28日上午，中国代表终于决定不签字，并派代表将拒签的文件送给三国首脑。对此，号称“老虎”总理的克里孟梭怒气冲冲地斥责道，“在首相会议决定不许保留签字的今天，没有考虑的余地”[27]，不仅拒绝会见中国代表，而且连中国代表交付的文件也不屑一顾。下午，和约签字后，克里孟梭还对西园寺说，“中国人终于没签字，但我却感觉不到何等的痛痒”[28]，一语道破了把中国作为分赃会议上的牺牲品的嘴脸。
列宁曾经指出，帝国主义战争只能导致帝国主义和约，也就是说，“只能巩固、扩大和加重财政资本对弱小民族和国家的压迫”[29]。中国虽然以战胜国的名义参加了和会，但是和约不仅没有把山东的权益归还中国，反而更加扩大和加重了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欺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