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群星灿烂的年代》是俄国作家伊•伊•巴纳耶夫的一部文 学回忆录，巴纳耶夫出生于十九世纪初期，活跃于十九世纪三十至六十年代的俄罗斯文坛，这一时期，正是俄罗斯文学史上星光璀璨的“黄金时代”，普希金、莱蒙托夫、赫尔岑、涅克拉索夫、屠格涅夫、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等文学大师都在这一时期在文坛盛名远扬或崭露头角，别林斯基、杜勃罗留波夫、车尔尼雪夫斯基等先进知识分子也在这一时期确立了革命民主主义观点，倡导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巴纳耶夫处于这一时期的文学圈子中心，同他们关系密切，十分熟悉，通过回忆与这些文学家及知识分子的交往，向我们还原了那个群星璀璨的黄金时代的文坛日常，也记述了这些文学大师们不为人知的生活及创作细节。
作者介绍
伊•伊•巴纳耶夫（И.И.Панаев，1812—1862），俄国作家、文学批评家、出版人，一八一二年出生于俄国一个贵族家庭，但从青年时便醉心文学创作，对官场升迁毫无兴趣。一八三四年开始发表作品，为《莫斯科观察家》《祖国纪事》等杂志撰稿，一八四七年和涅克拉索夫共同接办《现代人》杂志，团结了赫尔岑、屠格涅夫、冈察洛夫等一批优秀作家，取代《祖国纪事》成为俄国进步文学的中心，代表作品有《群星灿烂的年代》《阿克特翁》《酒狂》等。
部分摘录：
在动手写我的文学回忆录时，我也应当讲一讲我自己，讲述的内容必须以叙述的连贯性为限。我将直陈心曲。披露自己比揭露别人更难；我的直爽坦率在一定程度上会给一些办报刊的人提供口实，使他们对我采取某种冷嘲热讽的举动，然而即使想到这一点，我也会努力坚持自己的做法，毫不动摇。他们那种举动对我早已不起任何作用了。我已逐渐摆脱我在其中长大和受教育的那个环境的大部分粗野的观点和偏见，因此我能够毫无愧色地讲述我自己的过去。
我是在彼得堡大学附属贵族寄宿学校（现为第一古典中学）读书的。在此之前我被送进高等专科学校（现为第二古典中学），我在那里只待了两个星期……我央求把我从那里转走，因为我不愿意同非贵族出身的知识分子的孩子和手工匠人的孩子在一块儿学习。当时我十二岁，尽管满身孩子气，但我已是满脑子等级观念和自己的贵族尊严的意识。我想从高等专科学校转走，这种恳求不仅被认为完全合理，而且我有些近亲跟他们的熟人谈到这件事时甚至十分自豪地说：“别看他是个孩子，可是感情多高尚呀！”——于是我在亲人和熟人的心目中赢得了声誉。
我被送进了贵族寄宿学校。
这些贵族寄宿学校是专为特权阶级的孩子们开设的，当时这些孩子的父母觉得，让自己娇生惯养的孩子白费心力，同那些非贵族出身的人和举止粗鲁的中学毕业生一起学习繁重的大学课程是一种无益的重负。贵族寄宿学校的课程几乎比真正的古典中学课程水平都要低，然而这些寄宿学校却享受和大学同等的特权。大学的一些教授和教师对此并不掩饰他们的愤懑，而且言辞十分尖锐，尤其是在考试的时候。他们耸着肩，摇着头，十分公正地指出：把大学享受的特权赐给我们这种不学无术之辈，这是一种不能容忍的不公正的做法。关于这一点，对我们讲得特别多的是拉丁语教师，他同时还在高等专科学校讲授这种语言。他以一种特别激烈的态度非难我们。他的态度不礼貌往往到了极点。如果我们有谁上课回答不出问题，按照背后同学的偷偷提示复述一通，老师往往皱起浓眉，大声说道：
“早知你要听人家提示，就该让你扛上一头蠢驴——笨蛋！”
一见他态度这样粗野，受了凌辱的学生们便从座位上站起身来，齐声说道：
“请您对我们有礼貌一些。这里不是高等专科学校，我们是贵族。”
“哎呀，你们这些笨头笨脑的贵族！”老师反唇相讥，“你们有什么用？在高等专科学校里，随便哪个鞋匠的儿子，我只要揪住他的耳朵，哪怕最差的学生也能一字不差地说出动词amo的变位……”
数学教授在主持我们的考试以后，往往要恶狠狠地重复一句：
“不，你们一点用也没有……了不起当个骠骑兵或是枪骑兵。”
不过，有些教授和教师，哪怕心肠再硬，对人再严厉、再粗暴，只要我们中间有人在考试前请他们业余补课，他们的态度不仅会显得宽厚，甚至十分温和。这一类人中就有那位不讲礼貌的拉丁语教师。
当学生在考试前上他那儿去，请他上业余补习课时，拉丁语教师总是得意扬扬，笑嘻嘻地说：
“我得事先告诉您，我的课收费很贵……每节课二十五卢布。您补六节课就够了。这得破费您一百五十卢布——钱请先付。”
学生付钱给他。教师来上第一节课，告诉学生说，口试时由他本人来问他，余下的五节课不再来上了，推说没有时间或是生了病。
这样的老师我们没法尊敬；再说他们讲授的课程毫无价值，教学方法又墨守成规，鄙俗而又陈旧，不仅不能引起我们学习的兴趣，反而使我们对这种僵死的知识产生厌恶——我们强迫自己去学习，只不过是为了获取某种官阶……我们的智力毫无发展，头脑反而填满了陈规陋习，越来越迟钝。照着书本逐字逐句死记硬背是我们学习的基本原则，因此，那些脑子最笨、记忆力却很好的学生总是名列前茅。
教师的鄙俗、愚笨和种种怪诞举止使我们把他们看作丑角，把他们那些可笑的弱点当成笑料。
历史学教授特·奥·罗戈夫1上起历史课来萎靡不振，老是照搬凯达诺夫的教科书。此人个子矮小，身材肥胖，极爱吃乳酪饼，有一天他给我们讲起了伪德米特里2。有几个学生头一天吃晚饭时留了些小奶渣饼，这一天早晨便放到壁炉里去烤热。奶渣的香味开始吸引教授灵敏的嗅觉，逗得他心头发痒，他一句话还没说完就走下讲台，径直走到炉边，揭开炉盖，把手伸进炉中，大声说道：
“你们这儿好像有乳酪饼吧？”
“特罗菲姆·奥西波维奇，”有个学生说道，“那是伪乳酪饼，因为是些小奶渣饼。”
这句话并无恶意，但教授却觉得这是对他讲授的学科的一种侮辱，是破坏纪律。他恋恋不舍地看了小奶渣饼一眼，把它放回炉子里，然后转身对说那句话的学生严厉地说：
“你的态度很不礼貌、很不妥当，我马上带你去见学监！”他把那个学生吓唬了一顿，随后平静下来，又登上讲台，一边走一边用脚擦掉地板上的几处唾沫，因为他见不得这种东西。但是这样一来，自然更促使学生们在他每次进教室之前唾得满地都是。
特·奥·罗戈夫要我们订购他编的历史教程。他说，这部教程他已经完全写好，只等付印了；但他又天真地补了两句，说他就怕波列沃伊3这个霸道的家伙，说波列沃伊对任何神圣的东西都不放在眼里，也许会责骂他。
数学教员康·安·舍列伊霍夫斯基比历史学教授更有意思。舍列伊霍夫斯基是个诗人，他老是心不在焉，脸色苍白，头发蓬乱，在演算过程中往往停下来，愤愤地扔掉粉笔，用唱歌一样的尖细嗓音喊道：
“先生们，这种干巴巴的东西真叫人腻烦！……拉丁语老师布置什么让你们翻译啦？——让我来给你们译吧。萨卢斯蒂乌4著作中的好些地方我都能背下来……”
学生们自然都高高兴兴地满足他的愿望，于是他当即开始翻译，把他的数学忘在脑后。
学生们的相貌他一个也不认得，只记得一个走路拄拐杖的学生的名字。要是拄拐杖的学生回答不出问题时，别人就拄着拐杖站出来代他回答。老师从来都没有发觉这个把戏。
法学教师安年斯基是个个子瘦小的先生，一对黑油油的小眼睛，一撮竖着的头发向前翘着，讲起话来把“C、З”读得有点像“Ш、Ж”，听上去很可笑。他最受学生们的欺侮，他的话从来都没有人听。他上课时，学生们有的讲话，有的叫喊，有的钻到桌子底下打牌或做猜钱面的游戏，有时干脆一齐顶着长条凳，在他身边围成一块方阵，把他逼到墙边。这时他气极了，一边哭，一边跑出教室，匆匆忙忙把脚伸进套鞋里，却不料里面灌满了克瓦斯5。当他被调往里舍里耶夫贵族高级中学，最后一次来给我们讲课时，跟我们告别的场面十分可笑，但同时也给我们留下了令人难受的印象。
“先生们！”他说，“我完（原）谅诸位经常加在我身上的那奢（些）凌辱。让我们友好地昏（分）手吧……谁知道呢，先生们？唆（说）不定……（这时他眼睛里涌出了泪水）慎（幸）福之星会在黑海上空为我升起6……”
这一次谁也没有笑他。当他走出教室，有一个学生想用指头弹他的后脑勺时，别的学生当即拦住了……他跟所有的学生紧紧握手，他那张忧伤的脸显得极为感动：他感谢我们在最后一次把他当人看了。
所有的教师中，只有一个人因其大胆而自由的思想方式赢得了学生们某种程度的爱戴和赏识，就是俄国文学教师瓦·伊·克列切托夫。他曾出版波多林斯基7的叙事诗《恶魔和仙女》，并写了一篇短序，说“这是我国文学花园里的一朵小花，经过它旁边，就不能不欣赏一番”。克列切托夫毕业于中等师范学校，他三十出头，个子很高，身材结实，长着一只鹰钩鼻子，一个像路易·菲力普8一样的梨形脑袋，一头淡黄色头发，两鬓鬓角各有一绺卷发。他的头发已开始稀少，看来他为此感到不安，因为他有一种意愿，总想显示一下上流社会的风度和精美的服饰。他不断把手指伸进头发里，然后抽出来在眼前抖一抖，拿起一丝脱落的头发，仔细端详一番，然后不无遗恨地把它扯断。他擤鼻涕的姿势也很特别：从口袋里掏出一方干净手帕，把它抖开，把鼻涕擤到手帕最边上，再把它仔细卷起来，然后张口龇牙，使劲地摇摇头……他并不特别善于辞令，但说起话来总要修饰一番、夸张一番，还要用种种手势和动作补充表达未尽之意。他的大胆和自由的思想方式表现在公开直接地称普希金为伟大的诗人，甚至给我们带来普希金的新诗，并为我们朗诵，分析它的美。这在当时确实是一种大胆的举动，因为普希金当时被看作是一个不道德的自由主义作家，学校里连他的名字都不能提。而且克列切托夫对一切所谓诗学和修辞学之类都抱嘲弄的态度，说他给我们讲授这些庸俗的玩意只是出于无奈。他经常讲他同文学界的联系，使我们很感兴趣；他提到巴拉滕斯基9和德尔维格10时，通常都称他们为“我的德尔维格”，“我的巴拉滕斯基”，再不就是“我的叶甫盖尼”11。对一些古代作家，克列切托夫也喜欢显示他对他们十分熟悉，他最为赞赏的是贺拉斯12，对他的称呼也是“我的贺拉斯”。
他喜欢一遇机会就取笑其他教员几句，做出一副鄙夷的鬼脸称他们为愚蠢的老古董；他常常向我们暗示，说他脑子里不断涌出成千上万种思绪，但他的时间太少了，没法儿把这些思绪化为诗的形象。在我们所有的老师中，他是唯一对波列沃伊及其《莫斯科电讯》表示敬重的人。克列切托夫把我们当朋友看待，不像其他教师那样，使人感到有一种老师和上司的权力。他对那些开始酷爱俄国文学的学生表现出特别的好感。一年的讲课期间，他对修辞学几乎只字不提，只是到学年结束、考试之前他才给了我们一个小小的笔记本，里面同时包含修辞学和诗学的内容，让我们背熟……上课时则分析我们的作文，说些俏皮话取笑我们一番，给我们朗诵杰尔查文13、巴丘什科夫14、茹科夫斯基15、科兹洛夫16等人的诗，有时背着当局偷偷给我们读普希金、巴拉滕斯基、雅泽科夫17和德尔维格的诗。他向我们评述了这些诗人，用的形容词多得吓人。他口若悬河，说杰尔查文诗的特点是乐调高雅非凡，说杰尔查文犹如雄鹰一样直冲云霄，高傲地展翅翱翔于天穹之下（说到这里他挥舞起双臂），说他那大胆而鲜明的幻想、那流光溢彩、豪华璀璨的形象和画面与古代斯堪的纳维亚的吟游诗人媲美；他说，巴丘什科夫的诗浸透着古典主义精神，承袭了古希腊罗马作家那种婀娜多姿的风格；他说，茹科夫斯基和科兹洛夫把我们引入一片神秘的新天地，是他们让我们认识了浪漫主义（“浪漫主义”一词的发音克列切托夫通常带着浓重的鼻音），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