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历史上没有哪个皇帝，像崇祯这样，尽管丢了国却迎来普遍的同情，因为从本质上来说，他根本算不上昏君，比起他的先祖甚至可以算是兢兢业业的明君。可是，为什么到他这里，君臣关系一坏再坏甚至到了决裂的地步，以至于亡国之后，崇祯发下“吾不是亡国之君，汝皆亡国之臣”的感叹。难道崇祯真的不必负一点责任？每颁布一次“罪己诏”必杀大臣当替罪羊，每失一座城池必杀守将，这种恶性循环究竟是沟通不畅的体制问题还是利益纠纷？本书的作者正是透过大明帝国最残酷的帝王与文官集团的拉锯战，打入大明帝国的内部，走进历史发生的现场，去探究是谁将大明帝国折腾完了的。
作者介绍
夏维中，历史学博士，现为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致力于宋元明清社会经济与人文历史研究，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明清江南农村基层组织研究”等多项，在《历史研究》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
部分摘录：
爱美人不爱江山,三十年不出宫 万历帝选择的办法就是消极对抗,不与文官进行合作。
他从万历十三年(1585)起,就再也没有踏出皇宫一步,直到他驾崩后被抬着去定陵,前后达三十余年之久。
他虽是这个帝国的皇帝,却不大想承担他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他宁愿待在宫中,与宫女、太监们厮混,喝酒作乐,醉生梦死,用自己的方式享受人生,也懒得理会宫外的文官,几乎到了天塌下来他也可以不管的地步。
他几乎不见朝臣,即使像首辅之类的文官首领也很难见到他。大臣的奏章大多“留中”,不做任何处理。甚至连帝国最神圣庄严的庙祀,万历帝也不亲祭,而是派员代祭。帝国的政治中枢机构实际上处于半停顿状态。
他的这种做法,自然引起了大臣的不满,他们纷纷提出批评。万历十八年(1590)春正月,有一位名叫雒于仁的大理寺评判,上了一个措辞激烈的奏章,痛斥万历帝“圣体违和”的病因,就是酒色财气:我在朝做官已一年有余,仅朝见过皇上三次。此外只听说圣体违和,一切皆免。郊祀庙享,遣官代行,政事不亲自处理,讲筵也停止了很久。我知道陛下之病,是有病因的。我听说嗜酒则腐肠,恋色则伐性,贪财则丧志,尚气则戕生……
接着,这位大理寺评判一一列出万历帝嗜酒、恋色、贪财、尚气的事实,毫无遮拦,淋漓尽致,把万历帝骂得是体无完肤,也骂出了当时不少大臣的心里话。万历帝自然十分震怒,要严办这位胆大妄为的评判。幸亏有申时行从中全力调和,这位评判才保住了性命。
首辅申时行的日子已越来越难过。尽管他竭力调停皇帝与文官之间的紧张关系,竭力维护文官间的信赖和团结,但这种做法已越来越不起作用。至万历十九年(1591),申时行最终因立储问题而不得不离开相位。
本来,在万历十八年(1590)春,申时行已与万历帝就立储问题达成了默契。万历帝当时曾表示,假如朝臣能不再就此事继续打扰他的话,他准备在两年后册立常洛为太子,否则,就要继续推迟。申时行认为皇帝能做这样的让步,也算是有了交代,因此他要求朝臣不要再在这件事上刺激皇帝,以免弄巧成拙。没想到第二年就有一位叫张有德的工部主事,又旧话重提,惹得万历帝十分生气。而大学士许国、王家屏竟也顺势举疏,要求皇帝兑现前诺。可能是为了增加分量,他们竟然把申时行的大名列在首位,而申时行本人对此并不太知情。在得知皇帝的态度后,申时行给皇帝上了密疏,说明情况。不想此举引起了轩然大波。激进的文官指责申时行表面上佯附群臣请立之议,暗中却又和皇帝勾勾搭搭,极不诚实。申时行有口难辩,终于在万历十九年(1591)秋九月致仕。
申时行的下台,给朝廷造成的后果是相当严重的。申时行在任之时,朝野几乎一致认为他过于听从皇帝,而不能大有作为。很少有人能真正体会到申时行的良苦用心。申时行所起的微妙作用,直到他罢职之后,才逐渐为人所知。申时行的继任者,已根本无法像申时行那样,左右逢源,维持朝廷的基本局面了。
申时行下台前,文官之间的矛盾已开始尖锐。申时行下台后,更是愈演愈烈。到万历二十一年(1593)春天,王锡爵被重新任命为首辅。当时万历帝计划同时册封常洛、常洵两子为王,表面上不偏不倚,实际上还是不想立长子常洛为太子。这一做法引起大哗,许多文官纷纷反对,新任首辅的王锡爵夹在中间,备受攻击。最后,尽管万历帝暂时放弃了这样的念头,但文官的分裂已不可避免。
在这一年的京察中,当时已掌握相当权力的吏部员外郎顾宪成,与吏部尚书孙鑨、考功郎中赵南星一起,操纵吏部,把那些与内阁成员关系密切的官员尽量罢免。顾宪成等人的做法,实际是对阁臣不满的体现,弄得刚刚回朝的首辅王锡爵很是下不了台。这种水火不相容的做法,挑起了党争,结果是王锡爵罢职,而顾宪成之流也被撤职,朝廷从此不得安宁,再也没有申时行时代的那种局面了。
朝鲜战争的爆发,也加速了明帝国的衰落。万历二十年(1592),日本的丰臣秀吉悍然发动对朝鲜的侵略战争。明朝作为宗主国,自然出兵援助。至万历二十二年(1594)九月,中日双方签订了第一次停战和议。但至万历二十五年(1597),丰臣秀吉又重启战火,明朝则再次出兵增援,但起初打得并不顺手。幸亏丰臣秀吉于次年七月病死,战局才开始有利于明朝。到年底,日军基本上被击退。朝鲜战争前后长达七年,明朝丧师数十万,糜饷数百万,大大消耗了本已不强的国力。
其他如播州杨应龙之乱、宁夏哱拜之乱,也给明朝带来了不少麻烦。而当时尚不太受朝廷重视的努尔哈赤,也已在东北迅速崛起。
边疆的安定与否,历来是中原王朝政局的晴雨表。大明朝的乱象,由此而渐见端倪。
财政匮乏的压力,也越来越沉重。张居正死时,曾给朝廷留下一笔不小的国库积累,国家财政尚能应付。但至万历亲政后,朝廷开支日增,而收入却不见增。像宁夏用兵,耗费一百八十万两白银;朝鲜之役,军费开支七百八十余万;播州用兵,也用掉近二百万两。这还仅仅是军费开支。除此之外,皇室及宗藩的开支也是相当惊人的。万历帝为自己修建陵墓,花掉了朝廷一大笔银两。皇长子常洛及诸王子册封、冠婚用掉了九百多万两,另加袍服之费二百七十余万两。此外,宗室人口的激增(至万历四十年已达六十余万),使朝廷每年要耗费大量禄米和开支。像这样的巨额开支,朝廷是无论如何难以承担的,国家财政也必然难以为继了。
不知出于何种原因,万历帝似乎不太把这种事情放在心上。他依旧出手不凡,照用不误。如万历二十七年(1599),他以诸皇子婚娶为由,要求从太仓银库(国库)取用白银两千四百万两。这对于当时的朝廷财政而言,几乎就是一个天文数字。户部自然难以满足。万历帝见此,竟尽遣宦官到各省核查积银,颇有点不刮尽天下财物决不罢休的架势。此前,万历帝向全国派遣税监、矿使,搜括财物的做法,就已经闹得沸沸扬扬。至此,他竟又变本加厉,最终导致了全国范围内的大动荡。更令人不解的是,万历帝把这些钱财敛于内廷,不肯与朝廷分享丝毫。对朝廷的财政危机,他简直就是视而不见,似乎与他毫无关系!
皇帝既然如此,大臣们也自然要为自己的生计考虑。万历后期的吏治,败坏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这一时期的各级官员,似乎很少有不谋私利的。有些官员所积下的巨额财富,令人瞠目结舌,很难与他们每年几十两或至多几百两的俸禄联系起来。像出身贫寒且在当时甚至在今天,都可以被认为是清廉之至的东林党魁顾宪成,在其兄弟分家时,尚获得数千亩的田产。世风日下的程度由此可见。既然皇帝、大臣们的日子是如此好过,那么,天下百姓日子的难过,也就可想而知了。
皇帝与大臣之间、大臣与大臣之间的冲突仍在继续进行,而且愈演愈烈。
万历皇帝仍然是我行我素。除了拼命用钱同时拼命捞钱之外,他似乎对朝政越来越没有兴趣,借口当然还是“圣体违和”。可仍有一些大臣,不思体恤,不知深浅,竟然还喋喋不休,说些皇帝绝不想再听的事情。万历二十八年(1600)十月,给事中赵德完就给万历帝上了一疏,煞有其事地说什么郑贵妃预谋在多病的皇后驾崩后,自立为后,并立其子常洵为太子等等。万历帝最不愿意听的就是这件事,自然不免龙颜大怒,命下诏狱,廷杖一百,开除官职,永不录用。
大概是因为群臣十余年的不懈斗争,再加上赵德完挨的一百大棍,万历帝终于在万历二十九年(1601)的十月进行了正式册封。皇长子常洛最终被立为了皇太子,同日被封的还有福王常洵(封地洛阳)、瑞王常浩(封地汉中)、慧王常润(封地汉中)、桂王常瀛(封地衡州)。既然是册封这样的盛典,而且还要成婚,万历帝自然不会过分精打细算,他早就提前向户部提出了两千四百万两白银的预算作为开支。可惜户部拿不出这笔款项,所以最后还算节俭,只用了一千多万。为这事皇帝还对户部有点意见,并派宦官到各地查账,看看是否真的是没钱。大概是万历帝对户部官员的敛财能力不太满意,所以他不得不加派税监、矿使分赴各地,开辟财源,弄得十分不成体统。
或许万历帝是看透了朝廷这帮人物,而一心想在自己活着的时候多为子孙,尤其是他最宠爱的福王谋点产业,免得在他死后受苦。没想到他的这种做法,恰恰是动摇了大明朝的根基,最后祸及子孙。那位受他百般宠爱的福王常洵,后来在洛阳成为李自成的刀下鬼时,不知能否想通其中的因果关系。
伤透了心的万历帝,在此以后更是心灰意懒,不理朝政。就连朝廷最重要的人事安排,他也懒得过问。而部院主管大臣之类的任命,又非要皇帝钦命不可,否则,也只能空缺。到万历三十四年(1606),大学士沈鲤等就向皇帝诉苦说,吏部尚书已缺三年,左都御史亦缺一年,刑部、工部只有一位侍郎兼理,兵部则尚书、侍郎全缺,礼部仅存一侍郎,户部也只有一位尚书。总计部院堂上官三十一位,竟缺了二十四个。如果去掉那些在职不谋事的,几乎就是无人理政。对此,万历帝仍是不闻不问。到最后几年,像内阁这样最重要的机构,竟也只有首辅方从哲一人,成了光杆司令。这样的朝廷,怎么还能指望它有什么作为。
朝廷的统治能力下降,还不仅如此。更严重的是,朝廷官员之间的派系斗争至此也越演越烈,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
东林党是万历后期党争的主角。在张居正统治期间,后来成为东林党魁的青年官员邹元标,就上疏攻击张居正,说他不丁父忧,名为夺情,实则贪位。张居正以后,又有一批年轻官员,像顾宪成、顾允成、高攀龙等等,在朝中互相呼应,干预朝政,并小成气候。在万历二十一年(1593)的京察中,顾宪成等人操纵吏部,罢免了一大批与内阁关系密切的官员,激化了矛盾,并最终导致了自己的下台。
此后,朝中大权被浙江人沈一贯、方从哲等掌握,人称“浙党”。但顾宪成等人也不甘寂寞。他们以无锡东林书院为中心,以讲学求道为名,裁量人物,讽议朝政,以天下清流自居,名动天下。顾宪成之流及其后继者,后来被魏忠贤扣上了“东林党”这一大名。
起初,东林党人大多尚能称得上正人君子。他们希望重建道德权威并通过道德手段解决当时的一系列危机。这种激进的道德主义旗帜,加上东林党人本身的人格魅力,在开始时犹如一阵新风,给人带来了希望。但道德的力量,并非无限,它需要有一套合理而有效的制度与之相配套。而且,任何个人或集团都有双重性格,在道德和利益之间摇摆不定。只有实现了相对的利益,才能谈得上道德。除了极少数圣人,绝对的道德主义是注定要失败的。道德还常常会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党同伐异的武器。许多人借道德之名,谋自身利益,并以道德去约束别人,放纵自己。至于他们自己到底相信多少,又去做了多少,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了。
开始的东林党人,就是一些绝对的道德理想主义者。但当他们的组织一旦成为有影响力的政治团体时,其性质就开始发生了变化。东林党的许多行为,实际上就是党争行为,其动机也未必像他们自己当初所标榜的那样堂皇,更多时候党派利益要显得重要得多。他们在野时,对当权者样样看不顺眼,动辄口诛笔伐;而当他们得势时,也同样拿不出切实有效的治国手段来。更严重的是,东林党到后来虽声势浩大,实则鱼目混珠,不仅招忌,而且也为其对手提供了不少口实。后来的血光之灾,其实已于此时埋下了因果。
东林党的主要对手是浙党,以及依附于浙党的齐党、楚党、宣党。两派在一切问题上似乎都要针锋相对,并互相倾轧。浙党沈一贯任首辅时,东林党虽居下风,但顾宪成等人仍团结一大批志同道合者,影响朝廷,甚至出位论政。至万历三十九年(1611),东林党人借京察之名,联合吏部尚书孙丕扬,逐斥浙党诸人,掌握了主动。但不久浙党方从哲入阁,浙党又进入反攻状态。到万历四十五年(1617)京察时,方从哲已居首辅,浙党势力进一步加强,东林党人被纷纷罢免。虽然不久后东林党人又在天启初期占了绝对优势,可是,魏忠贤及其党羽的屠刀,很快就要架到他们的脖子上了。
大明朝就是在这样的吵闹声中被动摇了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