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被统治的艺术》
以明代沿海卫所为背景，剖析在明朝世袭军户制度下军户家庭与官府的互动，着重描述和总结了承担兵役义务的军户如何趋利避害，制订出种种策略以优化自身处境。
《五四运动史》
本书细致地描述了五四运动的成因、社会支持力量和发展经过，厘清了由学生发动的“五四”事件如何一步步扩展为一场全国性的政治爱国运动；析了五四运动对政治、社会、文学和思想领域的影响，全面而系统地论述了新文化运动、文学革命以及当时的各种社会政治思潮。
《多极亚洲中的唐朝》
这部著作旁征博引，将“多极”亚洲中唐与突厥、回鹘、朝鲜、南诏、吐蕃等周边政权的“互利”与“相互依存”的复杂多变的关系娓娓道来。
《九品官人法研究》
以突破传统的研究模式，准确描摹了九品官人法这一贯穿魏晋南北朝、下迄隋唐的选官制度在300多年间的发展、演变。
《北京的城墙与城门》
本书真实还原了20世纪 20 年代时遗存的北京城墙与城门。作者通过实地走访考察，被这些宏伟古迹的壮美所折服，也因其衰败的现状而叹息。
作者介绍
《被统治的艺术》
【著者】
宋怡明（Michael Szonyi），哈佛大学东亚语言文明系中国历史学教授，费正清研究中心主任，明清及中国近代社会史学家。
【译者】
钟逸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本科就读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硕士就读于牛津大学圣十字学院。研究兴趣包括中国现代史和华人华侨史。
《五四运动史》
周策纵（1916—2007）著名历史学家。抗战时期在中央政治大学获得学士学位，战后赴美国，获密歇根大学硕士、博士学位，美国威斯康星大学东亚系终身教授。
《多极亚洲中的唐朝》
【作者】王贞平，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系博士，曾任日本关西大学COE客座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访问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访问教授，现为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教授。
【译者】贾永会，华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北京语言大学学士、硕士，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历史学博士。
《九品官人法研究》
宫崎市定（1901—1995），日本知名历史学家、京都学派代表人物和集大成者。
《北京的城墙与城门》
喜仁龙,瑞典艺术史学家。曾供职于瑞典斯德哥尔摩国家博物馆、斯德哥尔摩大学等机构，美国耶鲁大学、哈佛大学访问学者。
部分摘录：
凡是国家，必有军队，用以保卫国土、攘外安内。很遗憾，这一历史规律，古今中外概莫能外。1军事制度普遍存在，从这里入手做研究往往卓有成效。我们不仅能通过该制度了解国家如何运作、如何动员和分配资源，而且能以之探索国家与其人民如何互相作用、互相影响。这是因为，国家拥有军队，自然意味着拥有士兵。动员民众参军是国家不得不面对的最常见的挑战之一。在历史上的几乎每个国家中，都有一部分人或自愿、或不自愿地以当兵的方式为国家服务。如何动员民众参军？国家的抉择，对军队的方方面面——从指挥结构到军事战略，从筹措军费到后勤补给——均意义重大，2亦深刻地影响着在伍服役的士兵。
本书讨论的是：在明代（1368—1644）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国家的军事动员决策所带来的影响。重点不在于相关决策造成的军事、后勤或财政后果，而是其社会影响，即军事制度如何形塑普通百姓的生活。我将在本书中讲述一个个明代平凡家庭与国家机构之间互动的故事，并考察这种互动如何作用于其他社会关系。明代百姓如何因应兵役之责？他们的行为引发了哪些更广泛的后果？这两个简单的问题，占据着本书的核心位置。
万历年间（16世纪晚期）生活于泉州近郊的颜魁槐，为我们留下了一段翔实的记述，从中可以看到他的家族是如何回答上述两个问题的。“伤哉！”他以哀叹开篇，接着写道：
勾伍之毒人也，猛于虎。我祖观田公六子，三死于是焉。弟故，兄代。兄终，弟及。在留守卫者一，毙于滇南者二。今朱家自嘉靖六年着役，抵今垂八十载，每回家取贴，万里崎岖，子姓待之若平（凭）空开骗局者。然曾不稍加怜恤，窃恐意叵测，我家未得晏然安寝也。故纪伍籍谱末，俾后人有所据，稽考从戎之繇、勾清之苦，与二姓合同均贴始末，得先事预为之备焉。
洪武九年抽军，本户颜师吉户内六丁，六都朱必茂户三丁，共合当南京留守卫军一名。先将正户颜丁应祖应役，乃观田公第四子，时年一十四岁，南京当军病故。勾次兄应安补役，逃回，称作病故。勾长兄应乾补役。洪武十四年，调征云南，拨守楚雄卫，百户袁纪下分屯种军。在卫二十八年卒，今有坟墩在。生子颜关、颜保。永乐八年勾军，推乾第五弟应崇起解补，在途不知日月病故。
至宣德三年，称作沉迷，将户丁颜良兴寄操泉州卫，至正统三年戊午故。勾朱必茂户丁细苟补操。至景泰三年，将细苟起解楚雄，本户贴盘缠银二十二两五钱、棉布三十匹。细苟到卫逃回，册勾将朱末初起解，本户又贴银二十二两五钱、棉布九匹，到卫逃。册勾将朱真璇起解，又贴银一十两。至弘治间逃回，仍拘起解，又贴银十两。正德十一年，又逃。嘉靖六年，册勾逃军。本府清理，审将朱尚忠起解，颜继户内津贴盘费银三十八两。二家议立合同：“颜家四丁当军百余年，俱各在伍身故。朱尚忠此去，务要在伍身故。发册清勾，颜家愿替朱家依例津贴盘费银两。”
至嘉靖廿一年，尚忠回籍取贴布匹银两，本家每丁科银一钱，计三十四两，余设酒呈戏，备银送行。至戊午，尚忠称伊行年六十有余，退军与长男，代我家当军焉。立合同，再年每丁约贴银三分。尚忠回卫，父子继殁。
至万历壬午，孙朱邦彬回籍取贴。计二十五年，每丁依原谣出银七钱五分，除贫乏、病故、新娶，实只有银四十二两。彬嫌少，欲告状退役，又欲勒借盘费。故会众与立合同，每丁年还银六分。癸巳，朱仰泉取贴，本族还银不上四十两。朱家以代我当军不理，除往来费用，所得无几。大约朱邦彬既长，子孙在卫，退役虽非本心，无利亦岂甘代我家？若一解顶，买军妻、备盘缠，所费难量。若再来取贴，处之以礼，待之以厚利，庶无后患。3
颜魁槐笔下的悲惨故事，要从颜家在明代户籍制度中的身份讲起。颜家被朝廷编为军户。在明代大部分时间里，人口中的这一特殊群体构成了军队的核心力量。后文将对军户制度进行更加深入的探讨。目前，我们只需要知道，军户必须世世代代为军队提供军人。并不是说军户中的每一个人——准确地说，每个男丁——都要当兵，而是说他们有义务为军队提供一定数目的人员。通常而言，每户一丁。颜家的情况有些复杂。他们和朱家——当地的另一个家族——共同承役。换句话说，两家须联合派出一名士兵，其中颜家负主要责任。颜朱两家组成了所谓的“正贴军户”。4洪武九年（1376），颜朱两家被征入伍，颜氏家长颜观田率先出丁，以确保两家履行义务。他选择让第四子颜应祖服役。应祖当时不过是个十四岁的男孩，就被遣往远方的南京戍卫。他在伍时间很短，到京师后不久便因病身故。颜家随后派出另一名幼子接替应祖。这个孩子也没服役多长时间，就当了逃兵，不知所终。颜观田别无选择，只得继续出丁。这次他态度一变，命令六个儿子中的老大应役。
洪武十四年（1381），颜家长子被调往千里迢遥的西南边疆，戍守云南楚雄卫。他在那里终身服役，再未回乡，于永乐八年（1410）去世。勾军官吏第四次登门。颜观田已是风烛残年，却不得不再择子顶补。新兵甚至连驻地都没见着，就在长途跋涉中不幸病故。颜观田去世时，他六个儿子中的四个服过兵役。三人入伍不久即离世或逃亡；唯一的“幸存者”，则远离家乡，在西南丛林卫所里度过余生（图1）。
之后的十多年，颜朱军户没有再派人当兵。这可能要感谢负责相关文书的书吏粗心大意，未及追查。到了宣德三年（1428），明军兵力严重短缺，朝廷重新清理军伍，勾补逃军，力图填满缺额。部分官员认为，士兵驻地远离本乡是军队失额的原因之一。有些新兵在漫漫长途中患病、死亡，颜观田的两个儿子就是如此；有些则如同颜家的另一个儿子，宁作逃兵，也不肯和家人天各一方、永难再见。军队的对策，可被称为“自首政策”：若负有补伍之责的男丁主动向官府自首，他将得到清勾官吏的保证，不会被送回本户原来服役的远方卫所，而是在家乡附近就地安排。5颜良兴，这名年轻的颜氏族人于是借机向朝廷自首，成功改编到不远的泉州卫服役。他于十年后去世。至此，颜家已经服了六十多年的兵役。
颜良兴身故后，颜家再无役龄男丁。于是乎，替补军役的责任转移到了“正贴军户”的另一家人身上。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朱家先后派出四名族人参军。
随着边防所需兵员有增无已，“自首政策”最终破产。朱家的第一名士兵又被遣回颜朱军户原本的驻地——西南丛林中的楚雄卫。两家人都十分希望他能恪尽职守。逃兵屡禁不止，是明朝军队的大问题。对军户而言也是个大麻烦，因为他们必须找人顶补。为了阻止本户士兵逃亡，颜朱两家精心安排，为每位新兵准备银两和棉布。表面上，这是“军装盘缠”；实际上，两家希望以此说服新兵留在军队。这个如意算盘落空了。在役士兵一次又一次地逃亡，官吏便一次又一次地上门，勾取两家的替役者。
时至嘉靖六年（1527），颜朱军户服役已超过一个半世纪，对其中的不确定性深恶痛绝，想要找到长远的解决方案。他们共同拟订了一份简明的合同，其内容迄今仍留在颜氏族谱之中。当时正在服役的朱氏族人是朱尚忠，他同意毕生服役。（合同赫然写道：“务要在伍身故。”）颜家为求放心，同意替朱家支付朱尚忠的军装盘缠，以确保他坚持履行两家的共同义务。
事与愿违，该方案未能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嘉靖三十七年（1558），朱尚忠自云南归来，提出一个新方案。他已经六十多岁了，想要退役，并希望达成一笔交易：朱尚忠承诺，自己的直系亲属和后代子孙会永世承担兵役，作为交换，两家人须定期支付银两。尚忠的儿子和孙子相继补伍，这将使颜家免于世代当兵，转而以金钱代役。只要持续付钱，颜家就再也不必担心会有官吏将颜氏族人推上战场。
颜朱两家起草的新合同比旧合同细致得多。其条文——同样被录入族谱——不仅包括两家的族际安排，还包括颜氏自家的内部协议，即如何筹钱给付朱尚忠及其后代。近两百年前，颜家被征入伍；而此时，颜观田的后代子孙很可能已有数百人之多。他们构成了所谓的“宗族”。合同明文规定，宗族中的每名男丁须逐年缴付一小笔款项，组成累积基金。准确地说，就是按丁摊派的人头费。而远在西南边疆的正军，将会定期收到来自本基金的报酬。
终于解决了一个旷日持久的难题，两家成员肯定如释重负。但故事尚未结束。新合同订立二十五年后，朱尚忠之孙回到家乡，抱怨酬劳太少，要求重修条款。颜家自度别无他法，不得不答应。他们提高了人头费，以应付新的、更多的军装开销。
颜魁槐的记述止于万历二十一年（1593），他呼吁族人凡事要通情达理，满足朱家后人的全部要求。如果正军回来索取更多盘缠，族人务必“处之以礼，待之以厚利，庶无后患”。颜氏族人也许没什么机会遵行颜魁槐的嘱咐，因为半个世纪后，明朝土崩瓦解。取而代之的清王朝，在军队动员问题上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方针。
颜魁槐受过良好的教育，科举及第，仕途得意。6但是，他的记述不是站在学者或官僚的角度写下的。它既非哲学沉思，亦非政策分析，只是一份家族内部的文书，被录入族谱，主要供族人浏览（我们将在后文的讨论中发现，颜魁槐也意识到，有朝一日，这份内部文书可能会作为呈堂证供交由判官过目）。它阐明了颜家为满足朝廷要求而做出的各项安排，并证实着这些安排的合理性。它的时间跨度逾两百年，几乎与明王朝相始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