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在只能以冬季天鹅为傲的日本东北小镇，我就读于秉承“质实刚健”的校训、学长学弟制盛行的男子高校。我每天被学长欺负，没有女同学喜欢，连死党也不在同一所学校，北野武的深夜广播是心灵唯一的慰藉。我想组一支摇滚乐队、想离开小镇去东京、想加入“北野武军团”…… 在这看不到尽头的无聊日子里，一个极度迷恋天鹅的大叔成了我的倾诉对象。“天鹅大叔”看似不合群、不靠谱，但总能在我犹豫不决时大力推我一把。在他的陪伴下，我度过了磕磕绊绊、笑料百出、充满烦恼和汗渍味的高中生活。
作者介绍
宫藤官九郎 日本导演、编剧、作家、演员、乐队吉他手。 1970年出生于宫城县栗原市，1989年考上日本大学艺术专业后，以“没什么朋友，很无聊”为由退学，加入剧团“大人计划”。2001年以电影《GO！大暴走》获得第25届日本电影学院奖最佳编剧奖，2005年首部导演作品《真夜中的喜多郎和弥次郎》获得新藤兼人奖金奖。由他担任编剧的《海女》《对不起青春》《池袋西口公园》等电视剧皆获得日剧学院赏最佳剧本奖。他是日本编剧界的鬼才，他以不拘一格的作品成为口碑和话题的保证。 著有《我也还是孩子呢！》《你刚才说啥？》《怎么又来了？》等。
部分摘录：
一九八六年冬。
宫城县和岩手县交界处一座小城镇里，我即将从初三升上高一。
现在说好像晚了点，其实“我”这个第一人称已经让我感觉羞耻了。因为当时的我是拿“俺”来称呼自己的。
伊藤学长也好小野寺学长也好，还有那个名字已经忘记了的、长得像冈田有希子[3]、我还有点喜欢的图书委员也好，大家都说“俺”。如果敢自称“我”，他们就来一声“我？”，然后紧皱着眉，黑眼珠子快速地上下翻动，就像是在评判服装穿搭似的把脸凑上前来，那架势仿佛我不改口说“俺”他们就要亲我一口。回想起那种恐惧，我其实是想改口用“俺”的，但对大部分读者而言，听到“俺”后联想到的，估计要么是“悟空”要么是“蜡笔小新”要么就是“这个村子真讨厌”[4]，所以这里还是统一成“我”吧。
不过希望诸位心中有数，我宫某虽曾以青年人的视角在电视剧里描写过都市小混混的横行抗争，也曾通过落语[5]栩栩如生地重现过江户时期的文化，可是直到十八岁，身处日本东北某乡下小镇的我一直称呼自己为“俺”。
那么，你踩过天鹅尸体吗，穿着木屐？
不好意思有点突兀了。刚才跑题了，所以我有些着急。回答说“有”的人，后面的内容不看也罢。有那个闲工夫我劝你不如去忏悔。这可不是猫或者青蛙的尸体，而是天鹅的。生命不分尊卑，但外表却有差距。
再者说，我出生的小镇可是出了名的天鹅迁徙地，姓白鸟[6]的很多，连地方特产都是名叫“天鹅蛋”的齁甜的点心。说白了，这里是天鹅比人尊贵的地方。
我是看着在冬季的天空里伸展出雪白的羽翼、优雅穿行的天鹅长大的。
当地有个大叔，人称“天鹅大叔”，也没人求他，他却总去喂天鹅。他光是在河岸边的土坡上现身，就能引上百只天鹅嘎嘎叫着，成群地划水前来。那场面神秘而壮观。放学路上站在桥上眺望，仿佛有一张纯白羽毛质的地毯在天鹅大叔面前铺展开来。我感到羡慕，有天鹅崇拜的生活方式也不错。
下桥后步行两三分钟，一条落寞的商店街里有一家文具店，那便是我的家。我走进狭窄憋屈的店内，母亲正一支一支地挑出混在一堆圆珠笔里的自动铅笔，头轻微地摇摆着。
小说里的真话只占两成，但这是真事儿。我妈的体质就那样，一旦精神集中或者紧张就会不停地摇头。“这不是病。”她本人总固执地说。所以她也不去看医生。希望各位想象一下，把电风扇调到摆头模式，然后用手使劲儿摁住，这时风扇就会吓得直抖，这种现象持续发生时的状态就是我妈的状态。“有时候一起拍照，偏偏只有我的脸是糊的。”她说这话也不知道是在烦恼，还是只把它当成个段子。
“回来啦阿俊。小菊和那谁来了。”
小菊是隔壁自行车商店家的孩子，从小学起我们就一起玩儿，也就是所谓的好朋友。
“什么那谁？除了小菊还有一个谁？”
“嗯——嗯——那个……”
我朋友的名字，我妈除了小菊之外都记不住。她就是没打算记。我明知道却故意问她。
“小菊，还有——柴、柴、柴……田？”
“我朋友才没有叫柴田的呢。”
“没有吗？哎呀就那个篮球队的……树、树、俊？”
“俊是我。”
“柴——柴——柴柴——”
摆头的频率猛然加快，就算是肉眼看去我妈的脸都开始模糊了。
“哎哟又摇了！阿俊，妈正摇着呢。你等等我来暂停。”
最近摇头好像还可以控制。
“冰箱里有汽水，你要好好学习。”
说完，妈妈摇摆着头重新开始了圆珠笔和自动铅笔的挑拣。
我家最里面有座单独的屋子，每到周末我妈就拿它做日本舞教学的练功房（跳舞时她好像就不摇头，挺不可思议的）。
平时那间小屋就成了我和朋友们聚会的场所。
台阶下面摆着三双熟悉的鞋，是小菊、阿源和萨萨的。哪儿来的什么“柴”？
“阿俊，听说你要去念一高？”
十二三平米大小的客厅里充满了香烟的云雾，萨萨坐在被炉里问我，台面上的麻将牌被搓得稀里哗啦直响。
麻将的玩儿法我不懂，也从来没人因此嘲笑我。因为我们四个都不懂。大家都是装样子图个气氛，谁都胡不了牌。电视里在播冈田有希子的口红广告，录音机里正放着蛇人秀（Snakeman show）的《我不想死，我害怕。反对战争！》[7]。
“没呢，还没决定。也可能是月高。”
父亲要我去上升学率超高的一高。小菊、阿源和萨萨说是要去藤高。这两所都是男女混校，但难易度却相差很大。月伊达高中正好处于两所学校之间，是一所男校。老师对我说“你努努力就可以进一高”，但是我不想努力。
我想进的是北野武军团[8]。
真要努力，我也宁愿去《努力的人》[9]里努力一把。我更想进的是开水里，而不是什么重点高中。
对于北野武军团的热忱后面我再慢慢详述，而就在几天前，我才刚刚把那些想法告诉了我爸。我爸让我在佛坛前跪好，用他当时碰巧拿在手上的笼屉揍了我一顿。痛倒不痛，就是让我有点恍惚。
“月高那得骑自行车上学，每天早上十二公里呀。”
假如只有我一人去上月高，这个放学后的聚集地也就没了，所以三人都极力强调念月高的坏处。
“而且还是男校，听说学长很凶的。”
“对对，我们可不愿去那种地方。”
“要是被拉进了应援团，那简直就是地狱。”
“对对，藤高最棒了，混一混就行。”
不过这些话我几乎没听进去。他们说归说，我在琢磨的却是另一件事。
为什么大家都对电吉他视而不见！
昨天，我买了一把电吉他。
没错，送了将近两年的报纸，我终于买下了它。我在一本叫作Young Guitar的杂志上看到一句话：“你想成为盖瑞·摩尔还是李·莱特诺[10]？”说实话两个我都不认识，只不过盖瑞·摩尔那张恶鬼一样的脸让我感受到了男子气概，所以就买了。
那是一把橙色的单排式吉他，盖瑞·摩尔款，花了足足六万八千日元。我把它放在最显眼的上座，像对待贵客一样给它垫了蒲团，靠在墙上。升学什么的根本无所谓，那种话题拿到学校讲去。是男生当然该把电吉他摆在首位。这不是我想炫耀，哪怕他们问一句“你买的？”也行，总归要向我说点什么。
小菊终于张开了他那张笨嘴。
“听说在月高排球队里的浅野学长，被强行拉去参加应援团了。”
难道你们就看不见？还是说电吉他放在那里太过自然融入？我试着让麻将牌掉落在吉他附近。谁都不去捡。这下子就很眀显了。
他们有意无视吉他的存在。
不，他们因为吉他而拘谨，他们像怕见陌生人一样怕见吉他。
这也可以理解。这帮初中生既不参加课外活动也不复习备考，又没有勇气堕落到去吸香蕉水，连麻将规则都懒得去记，对于他们来说那橙色的琴体或许过于炫目了。打从刚才开始他们的话就不多，可能也是这个原因。
为了让他们明白电吉他并不可怕，我故意装出毫不在乎的样子，手伸向了吉他。
他们的表情先是“？”，然后是“！”，最后变成“……”，都僵住不动了。
适得其反了。
在这个被农田包围、人口不足一万的小镇上，电吉他是通往“另一边”的工具。另一边，是有或者没有女生喜欢的世界，是残酷的竞争社会。
总而言之，他们都认为我买吉他是为了逃离“这一边”，远离这个受青春痘和小黄书保佑的和平的共产社会。
不是！我只不过想成为一个男人。我想成为盖瑞·摩尔！你们看，这就是证据——我“哗”地拨响琴弦，打击随之而来，仿佛蛋蛋被整整扭了一圈。
并非因为我按不下去F和弦。
琴上居然有划痕？
特别明显，一处大约五厘米长的血淋淋的伤口。被炉桌面的一角也同样有一处五厘米长的划痕，仿佛是与之呼应。再仔细一瞅，琴颈上好像还粘着什么东西。
是鼻屎。
DNA鉴定就没那个必要了，一目了然——在我来之前，这三个人玩电吉他时给摔了，撞在被炉上留下了划痕。
好啊你们几个，居然碰我的盖瑞·摩尔！
“赔偿”两个字在脑海里浮现又消失，我尽量保持着冷静，试图面带温柔地笑，开始问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