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牛津拜占庭史》：西罗马帝国灭亡后，独留拜占庭在东部苦苦支撑。波斯人、阿拉伯人相继兵临君士坦丁堡城下，十字军更是直接破城而入，但拜占庭帝国始终屹立不倒。最终，在土耳其大炮的轰鸣声中，拜占庭帝国残存千年的躯壳终于轰然倒塌…… 《牛津维京海盗史》：公元8世纪，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冒出了一群被称为“维京人”的海盗。他们驾驶长船有组织地入侵欧洲各国。从英国、法国到俄罗斯，维京海盗的身影随处可见…… 《牛津中世纪欧洲史》：分裂让欧洲各地都可以自由探索不同的政治制度。英格兰的贵族与乡绅推动了议会的建立；法兰西的国王为了与教廷抗争而设立三级会议；威尼斯通过公民大会选举产生执政官……
作者介绍
西里尔·曼戈（Cyril Mango） 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历任伦敦国王学院拜占庭史教授、哈佛大学拜占庭考古学教授、牛津大学拜占庭史教授。
彼得·索耶（Peter Sawyer） 英国历史学家，利兹大学中世纪历史学荣誉退休教授，在维京人研究领域影响力极大。
乔治·霍尔姆斯（George Holmes） 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牛津大学圣凯瑟琳学院创始人之一，曾任牛津大学圣凯瑟琳学院副院长、牛津大学中世纪史教授。
部分摘录：
“李锡尼(Licinius)被君士坦丁包围在了尼科米底亚，随后，他放弃了希望，意识到自己没有足够的战士来进行一场战斗。因此，他走出了城市，匍匐在君士坦丁身前苦苦哀求。他为后者披上紫袍，承认他是皇帝和主人……君士坦丁将李锡尼送到了塞萨洛尼基，仿佛能让他就此安度余生，但是不久他就一如既往地背弃了自己的誓言，将李锡尼送上了绞刑台。现在，整个帝国都掌握在君士坦丁一人手中了。”这就是多神教历史学家左西莫斯(Zosimus)在公元500年前后的一段记载，他描述了罗马皇帝君士坦丁于324年对皇位的最后一位竞争者所取得的决定性胜利。这场胜利让君士坦丁成为罗马帝国东部行省无可争议的主人，这也是整个罗马世界最为富庶和人口最密集的地区。
君士坦丁将这些新占领的领土与西部省区合而为一，后者是他在公元306年之后那段动荡冲突的漫长岁月中逐渐掌控的。尽管有时在一些基督徒留下的史料中，这会被看作某种神示天命的结果，但是如左西莫斯所说，君士坦丁霸业的背景，应被理解为一群雄心勃勃的男人残忍血腥而又斗智斗勇的较量，这也正是晚期罗马帝国的政治特征。
尽管还能勾勒出它的大致脉络，但我们已经很难准确无误地重现这一权力斗争的细枝末节。从293年到305年，在皇帝戴克里先的安排下，也就是历史学家所谓“四帝共治”制度下，罗马帝国被两个头衔为“奥古斯都”的皇帝统治着。二者中地位稍高者统治东部，而另一位则驻扎在西部。每位奥古斯都下设一“恺撒”，这是奥古斯都的副职，并有权继承他的权位。305年，已明显年老体衰的东部帝国奥古斯都戴克里先和西部帝国的共治者马克西米安(Maximian)宣布退位。相应地，他们各自的恺撒继承了他们的位置：伽勒里乌斯(Galerius)得到了东部帝国，而君士坦提乌斯则得到了西部帝国。在东部，伽勒里乌斯任命他最年长的外甥马克西明(Maximin)为恺撒。而在西部，他把属下一位叫作塞维鲁(Severus)的军官强加给了君士坦提乌斯，让其成为后者的恺撒。
306年，君士坦提乌斯在征伐皮克特人(the Picts)的途中，于约克去世。尽管他的“太上皇”宣布塞维鲁为继任者，但君士坦提乌斯在不列颠的军队却拥立了他的儿子——君士坦丁为帝。这一篡位行为引发其他人的效仿，罗马军队支持西部帝国先帝马克西米安之子马克辛提乌斯(Maxentius)登上皇位，后者随后有效地控制了意大利和阿非利加。
作为地位更高的奥古斯都，伽勒里乌斯徒劳地尝试重新控制局面。他没有顾及马克辛提乌斯在中地中海地区的实力，在放弃了对塞维鲁的支持之后，任命一位先前在军队中的同袍为新的西部皇帝，这个人叫作李锡尼。帝国此时就有了5位君主：东部的伽勒里乌斯和马克西明，以及西部的李锡尼、君士坦丁和篡位者马克辛提乌斯。戴克里先皇帝在法律和政治上引入的这一制度只存在了不到二十年即告瓦解作废。
310年，伽勒里乌斯做了最后的试图挽救危局的努力，他发动了一场战争，期望能够将罗马从马克辛提乌斯的手中夺回，但是却遭受了可耻的失败。311年，伽勒里乌斯去世，他在小亚细亚和东部地区的权力被全部移交给马克西明，而李锡尼控制着先前隶属于东部奥古斯都管辖的欧洲行省。伽勒里乌斯之死开启了一个新的进程，自此之后，剩余的统治者彼此攻伐，直至消灭所有对手为止。
君士坦丁于312年取得了伽勒里乌斯没能企及的成功，于米尔万桥(Milvian bridge)之战击败了他在帝国西部的主要对手、篡位者马克辛提乌斯。这一令人震惊的胜利让君士坦丁控制了罗马城。君士坦丁稍后将他的胜利归因于在这场战争之前他放弃祖先的宗教而皈依基督教这件事。确实，从312年之后，我们可以发现君士坦丁公开表达对基督教会的支持，并且给予它最为慷慨的馈赠。313年，李锡尼也取得了相应的胜利，他在色雷斯击败了马克西明，并使自己成为东部帝国的统治者。接下来，这两个坚持到最后的奥古斯都之间产生了一系列的军事摩擦。然而，直到323年，君士坦丁和李锡尼才不约而同地发动了战争，君士坦丁先于亚得里亚堡，之后又在尼科米底亚附近的克里索波利斯(Chrysopolis)击败了李锡尼。
为了褒奖这场胜利，君士坦丁命令将位于尼科米底亚邻近地区，也就是博斯普鲁斯海峡欧洲一侧的希腊古城拜占庭重新敬献给自己，并将其命名为君士坦丁堡。此后他更颁布敕令，要求将这座城市建设得富丽堂皇，以符合帝都的身份。大约过了五年，这项工作初始阶段的大部分工程胜利竣工，而“君士坦丁之城”于330年5月11日正式祝圣。君士坦丁在这里新建了一个元老院，并在这座城市度过了他余生绝大部分时光，直到337年去世。
我们所谓拜占庭文明的历史，不可避免地和君士坦丁皇帝联系在一起。正是君士坦丁的城市成为中世纪拜占庭帝国的首都和防御堡垒。正是君士坦丁选择皈依基督教，将他的新信仰作为罗马人国家中受到优待的宗教，并将他的统治扩展到希腊文化居于主导地位的罗马世界的东半部，才使得基督教、罗马帝国的传统以及希腊的知识文化融合到一起，缔造了之后特征明显的拜占庭理念世界。
然而，我们必须稍作停顿，以便在最开始就牢记，君士坦丁并没有认为自己建立了一个新的帝国，遑论缔造了一个新的文明。君士坦丁是一个讲拉丁语的人，他是以外来者的身份来到东部地区的。他恢复而非破坏了那种统一，即由一个被视作“世界之主”(dominus orbis terrarum)的人来统治罗马帝国的传统。皈依基督教之后，君士坦丁似乎只对信仰的本质问题做出过很模糊的表述。至少在最初，在他公开的形象和宣传中，君士坦丁继续使用的那些表现形式、措辞和主题，即使不能完全归于多神教范畴，也足以吸引一个多神教的听众。至少直到323年，君士坦丁的官员依然在铸造敬献给多神教崇拜偶像——“无敌的太阳神”的货币。君士坦丁小心谨慎地避免冒犯帝国统治阶层中那些拥有强大势力的多神教分子，这些人的合作与支持是他迫切需求的。
尽管如此，我们将拜占庭历史的开端定于君士坦丁战胜李锡尼之时是合乎情理的。因为不仅是君士坦丁的军事天才为拜占庭世界的诞生提供了文化和思想意识上的先决条件，同时他在东部的统治进一步催生了一系列的社会进程，这导致了一个崭新的社会形态的产生。
从324年开始，君士坦丁统治着一个庞大的帝国，疆域包括从东方的美索不达米亚、叙利亚、埃及到西方的不列颠行省，从南方的北非地区到北方的多瑙河与莱茵河沿岸的广大地区。在北部和南部的边境上，帝国面临的对手主要是相当原始的部族，如莱茵河外的诸日耳曼部落，以及北非和阿拉伯地区的柏柏尔人和阿拉伯人等。在东方，帝国遇到的是一股更令人畏惧的力量，即拥有古老文明的波斯人。大体看来，4世纪和2世纪的情形的确非常相似。然而，在基本结构上，君士坦丁的帝国和他2世纪的先辈所统治的大相径庭。更确切地说，罗马世界在最近经历了一个显著的转型阶段。
1—2世纪的罗马帝国是以城市为基础的。也就是说，帝国地方上的精英居住在那些重要的城市中心，这些地区在拉丁语中被称为civitates，在希腊语中则被写为poleis。这些精英被纳入城市议会，后者被称为curiae或bulai。皇帝主要通过城市议会来进行统治——他的意愿通过其任命的总督传达给城市议会的成员，而总督则将省区的情况反馈给皇帝和元老院。这种相对意义上的委任统治体系有利于治理一片如此广大的区域。如果从省区层面来说，地方社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国家的最高机构则旨在维护一种植根于意大利地区并以罗马为中心的、服从于元老院且相当保守的秩序。
这一延续下来的统治系统在3世纪中晚期遭遇到极大的压力。罗马与多瑙河、莱茵河之外诸多蛮族在经济和文化方面的交流已经损害到了这些人原有的传统，像平等主义、社会习俗等，进而促使某些规模更为庞大的部落与部落联盟形成。相对而言，北部诸部落在此之前给罗马造成的军事威胁是零碎分散的，而到了3世纪时，一些更加难以对付的群体开始出现。
同时在2世纪晚期，罗马帝国用入侵波斯人领土的方式，将自己的边境继续向东推进。帕提亚王朝败于罗马人之手，其统治因此覆灭，贵族之间爆发争权夺利的斗争。在205—206年，一位叫作帕帕克(Papak)的贵族领导发动了一场大叛乱。帕帕克在208年左右的某个时间去世，但是他的儿子阿尔达希尔(Ardashir)于224年将波斯世界归于一统，并确立了自己的领袖地位。226年9月，阿尔达希尔在泰西封(Ctesiphon)的皇宫里加冕为萨珊王朝(Sasanian dynasty)的第一位国王(shah)。很快，阿尔达希尔通过对罗马人发动的一系列进攻获取了声望，并以此寻求将波斯贵族团结起来支持自己。这一侵略政策被他的儿子，也是他的继任者沙普尔一世(Shapur Ⅰ)延续，后者在260年发动了一场深入叙利亚北部的冒险战役，洗劫了安条克，并俘虏、羞辱了罗马皇帝瓦勒良(Valerian)。
对于罗马人来说，极大的不幸在于这一时期波斯人的入侵与北部蛮族的袭击相伴而来。这样一种局面，无论是罗马的军队、皇帝还是元老院都始料未及，根本没有任何准备，自然也就无力应对。连续几位皇帝在军事危机时的无能表现都引发了政治上的不稳定，一位接一位的皇帝被自己的士兵废黜或杀害；地方社会也逐渐开始依靠自己的资源，这导致一系列分离(尽管未必是分离主义者)政权的出现——258—274年，高卢人在西部建立了政权，而在东部的帕尔米拉，一个分离政权也存在多年，直到272年为止。
为了应对这场危机，罗马爆发了一场社会革命。此前，皇帝都是由元老院任命的，现在却逐渐由军队指定，并且军队通常从自己的同袍中推举候选人。结果是，一批出身卑微并从军队中产生的皇帝为了帝国的理想而竭尽全力，但却难以承受任何失败。这一过程在284年达到了顶峰，戴克里先战胜了他的竞争者，当上了皇帝，并对国内外的对手发动了一系列成功的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