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受影视、动漫等的影响，阴阳师和阴阳道备受瞩目，操纵式神、与怪搏斗的阴阳师形象深入人心。真实的阴阳道究竟如何？ 在山下克明笔下，阴阳道是与佛教、神道教并列的日本三大宗教之一，他客观地还原了其祭祀和咒术的实际情况，展现了律令官员阴阳师的日常生活及其与平安时期贵族们的交往。针对广为流传的各种关于安倍晴明的传说，山下克明探讨了其形成的背景和过程，还原了历史上真实的晴明形象。
作者介绍
山下克明，1952年生，毕业于青山学院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史学博士，现任大东文化大学东洋研究所兼职研究员。出版了《阴阳道丛书》（合编，全四卷，名著出版）、《平安时代的宗教文化与阴阳道》（岩田书院）、《图说 安倍晴明与阴阳道》（监修，河出书房新社）、《<若杉家文书>中国天文、五行占资料的研究》（合编，大东文化大学东洋研究所）等。
部分摘录：
桓武天皇于延历三年（公元784年）将首都由平城京迁往长冈京，而在延历十三年（公元794年）又放弃了长冈京而迁都平安京，这就是平安时代的开幕。位于奈良的首都曾经是律令国家的中枢与天平文化的中心，被视为是圣武天皇等天武系天皇的根据地，而桓武天皇放弃了这里，将全部精力投入新都城的建设与对陆奥虾夷的征讨。可以说，桓武天皇实际上是一位新王朝的创始人。
桓武天皇的生母是出身百济的高野新笠，因此他有着渡来系氏族的血统。在他还被称为山部王的青年时代，他被任命为大学头，因此对儒学与中国文化也颇为了解。即位后不久，他为了确立自身皇统的权威而积极导入唐王朝的文化与制度，例如在诏书中引用《春秋公羊传》与《礼记》等儒学经典，或是在延历四年与延历六年时在河内国交野郡举办中国式的祭天大典。他的这些政策也被其后继者——平城、嵯峨、淳和这三位天皇所继承。
嵯峨天皇在位期间的弘仁元年（公元810年）发生了药子之变，这是平城上皇的宠妃藤原药子以及药子的兄长藤原仲成图谋让上皇重祚而引发的政变，在这次政变之后的弘仁、天长、承和的约三十年间，嵯峨天皇（上皇）作为皇室的族长，凭借其权威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维持了政局的稳定。在这期间完善律令政治体制的《弘仁格》《弘仁式》和规定宫内年中行事[1]细则的《内里式》得以编纂，在弘仁九年（公元818年）礼法、服色与宫殿、宫门的名称都被改为唐朝风格。基于儒学的德治理念，在这一时代里官僚即使出身低微，只要有才能就能得到提拔，儒学者与文人辈出，《凌云集》《文华秀丽集》《经国集》等敕撰汉诗集成书，同时“文章经国”的思想兴盛，文学被认为具有振兴国家的高度政治性作用。此外，为了培育人才，在大同元年（公元806年）与天长元年（公元824年），五位以上贵族的子孙按规定都要进入大学寮学习。此时是汉文化的全盛期，此时的文化被称为弘仁文化。
然而，与表面上的繁花锦簇相反，对地方百姓的统治不当，尤其是庸调税物滞纳导致的律令财政危机使得朝廷的支配开始动摇，律令国家一步一步走向解体。苦思对策的贵族们的意识与政治理念也开始出现变化，最终导致儒家合理主义的后退，处于摄关时期的贵族政权迎来了倾向于保守，以纤细的感性与美意识为特征的国风文化的时代。这一变化的政治节点是承和之变，它发生在嵯峨上皇驾崩两天后的承和九年（公元842年）七月十七日。
承和之变 承和之变的政治背景如下：嵯峨天皇指定自己的弟弟大伴亲王（淳和天皇）为继承人，立他为皇太子；而淳和天皇即位之后则将嵯峨上皇的皇子正良亲王（仁明天皇）立为皇太子，让他继承了皇位；仁明天皇也将淳和上皇的皇子恒贞亲王立为皇太子。这种禅让行为展示出将皇位让与有德之士的儒家圣世之景。然而，这一禅让行为使得皇统分为嵯峨与淳和两系，由此导致官员内部也偷偷形成了相互对立的两派。嵯峨上皇在世期间，他的个人权威维持了政局的平稳，但是公卿之内形成了两派，一派是与嵯峨、仁明有外戚关系的藤原良房、橘氏公等人，另一派是与淳和、恒贞更亲近的藤原爱发、藤原吉野、文室秋津等人。一旦恒贞亲王即位，藤原良房等人毫无疑问会在政局上陷入不利境地。
承和七年（公元840年）淳和上皇撒手人寰，两年后的承和九年七月十五日嵯峨上皇也与世长辞，两派之间的对立瞬间激化。有人密告春宫坊带刀舍人伴健岑与但马权守橘逸势等人试图奉皇太子恒贞亲王为首起兵谋叛，因此皇太子被废黜，伴健岑、橘逸势等人都被流放，藤原爱发被免官，藤原吉野也遭左迁，共有六十余人受到连坐。在接下来的八月四日，仁明天皇的皇子道康亲王（文德天皇）被立为皇太子，他是藤原良房的妹妹顺子与仁明天皇所生的皇子，因此可以想象这一事变其实是藤原良房的阴谋，他以此实现了立道康亲王为太子并清除对立势力的目的。这次事件之后，中央政权由藤原良房一派掌控，对立势力被一扫而空。同时，在此之前，文人、良吏即使出身卑微，只要能力得到天皇的认可就能够晋身官界；在这次事变之后文人官僚的晋升之路变得困难，上级官职逐渐由贵族世袭，最终迎来了由藤原氏一家独掌政权的时代。因此可以说，承和之变也是律令政治变为摄关政治的转折点。
阴阳道的形成背景，也与这种以儒家合理主义理念为背景的律令政治向以“大和心”为基调的摄关政治和国风文化的转变有关。本书将阴阳道定义为形成于九世纪后半期至十世纪、以阴阳寮为母体的咒术宗教，阴阳寮官员原本只负责术数，但逐渐开始进行以祛除灾祸为目的的祭祀与祈祷等宗教活动。由于这种变化是基于朝廷与贵族的命令而形成的，说得极端一点，阴阳道就是为响应以藤原良房为首的贵族政权的要求而形成的。
因此，本章将主要探讨贵族统治阶层内部产生了怎样的认识变化，使得阴阳道从阴阳寮的职务内容演变为一种咒术宗教。为了探讨这一问题，需要对当时的贵族阶级对灾害与占卜的认知进行分析，因为这对于他们来说一直都是一项政治性课题。因此，虽然接下来讨论的话题似乎有些偏离主题，但是我们首先仍然要探讨古代对于灾害的认知方式。
古代的灾害观 灾害在日语中读为“わざわい”（災い、禍），从语源上分析“わざ”指的是鬼神之所为（わざ=業），“はひ”[2]则是表现其结果的词尾，指代范围小至某个人受到的伤害、疾病、坏事等以个人为单位的事件，大至影响到社会的灾难与祸患。古代人如何认知各种各样的灾害？接下来从风土记与记纪[3]中的故事来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
风土记中出现了众多神明，他们一方面为人民带来种种福利，另一方面也会因为震怒而给人民带来危害。《出云国风土记》中对楯缝郡的记载提到在神名樋山顶上的石神“当旱祈雨时，必令零也”，也就是说，他被视为能够回应祈雨、掌管降雨的神明；而《肥前国风土记》基肄郡的记载中则提到，在姬社乡里有“荒神”多次杀害行人，占卜之后得到的结果是让筑前国宗像郡一位名为珂是古的人为神明修建神社进行祭祀，在珂是古受命建设神社之后，这一灾祸也就消失不见了。
《山城国风土记》轶文中提到，在钦明天皇在位时，全国强风暴雨不断，人们为此忧虑，天皇命令卜部伊吉若日子就此进行占卜，占卜的结果是贺茂神作祟，在四月里择吉日祭祀了贺茂神，于是五谷丰登，国家富饶。
《古事记》中关于崇神天皇的记事中提到，由于突然发生的疫病，人民多有病死，这时大物主神出现在天皇的梦中，告诉他这场疫病是自己引起的，只要让名为意富多多泥古的人进行祭祀，那么“神之气”就能平息，国内也就能恢复安稳。此后天皇在河内国找到了大物主神的后裔意富多多泥古，让他担任神官在御诸山上祭祀大物主神，同时为天神地祇都安置了神社。疫病终于平息，国家恢复了安泰。同样的故事在《日本书纪》的《崇神纪》中也有记载。
这些都是神明为了要求祭祀而兴起灾祸的事例，同样也有因为人民冒渎神明而招致灾难的例子。在《播磨国风土记》中记载了应神天皇在位时来朝的新罗客因为盗掘神岛上的五色神玉而受到神明报复的故事，书中说他所挖掘的五彩玉其实是石神的眼珠，石神因此震怒引发暴风破坏了新罗人的船，使得所有人死于船难。《常陆国风土记》则提到久慈郡的天神立速男命时常作祟，周围的人只要面向神明大小便就会引发灾祸，因此周围的人多受困于疾病，于是向朝廷请求祭祀这一神明，将净所转移到贺毗礼的高山上。
这些灾祸都被认为是神明表现自己需求的方式，或是神明对人类某些行为的愤怒。至于具体是哪位神明作祟，则通过降神或是占卜来确定。这一认识很好地反映了当时的人们对灾害起因的认知，即人类与自然的秩序是基于神的意志维持的，人类的行为与信仰也会对神明产生影响。
律令制下的天皇与灾异 在古人的观念中，神明通过作祟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意思，表现在个人身上就是意外受伤或是生病，严重者甚至死亡，而在地域或共同体社会内则表现为疫病、干旱、风水灾害等。这些灾害严重时会让当地社会瞬间崩溃，为了应对这样的灾害，各地域的首长与王担负着以共同体代表的身份祭祀神明，祈求神明平和怒气，不要降下灾害的责任。随着大和政权演变为律令国家，统治权实现了一元化，天皇与朝廷则承担起这一责任，负责应对国内发生的灾害，祈祷自然秩序的恢复。
律令《神祇令》中有关于在不同季节内举办神祇祭祀的规定，例如二月里向天神地祇祈求一年丰登的祈年祭，三月里在大神神社举办将疫病神分镇四方以求遏制疫病发生的镇花祭，四月与七月里为求五谷丰登、风调雨顺而举办的广濑神社大忌祭与龙田大社风神祭，六月与十二月里举办的遏制火灾的镇火祭，同样在六月与十二月里举办的道飨祭则是为了防止带来疫病的“鬼魅”进入京内，等等。这些祭祀有的祈求防止灾害的发生，有的祈求寒暑风雨等自然恩惠以求五谷丰润，最终都是为了祈求以天皇为中心的国家的安泰。
然而，统治阶层一方面具有这种传统的神祇观念与自然观念，另一方面也接受了中国的灾害观念。在奈良时代，伴随着律令制度的导入，儒学帝王观念也风靡一时。根据这一观念，天皇也是接受天帝委任进行统治的有德之君，灾害与怪异则是上天对天皇失德或是恶政的警示，因此当频繁发生灾异之时，天皇与中国的皇帝一样都会颁布罪己诏。换言之，当时传统观念与儒学政治理念同时存在：传统观念认为灾害是神明作祟，因此不能疏忽祭祀；而儒学观念则认为灾害是上天对天皇失政的警示，因此要勤行善政。
通读《日本书纪》与《续日本纪》的灾害记录会发现，七世纪末的天武朝之后虽然多见因为干旱等灾害向诸社奉币的记载，却几乎不见通过占卜推定这些灾害究竟是哪些神明在作祟的记录。当然，根据风土记与记纪所载的传说可知，人们遇到作祟时多是通过降神与占卜来推定具体是哪位神明在作祟的，因此当时当然也进行了由神祇官负责的占卜。但是这些占卜及其结果之所以没有在国史中留下记载，是因为儒家将灾害视为统治者的不德引发的上天警示，对此进行占卜则是对天意的怀疑。在律令政治鼎盛期，儒学观念与神祇信仰之间一直保持着这样的平衡。
但是这种多重关系最终出现了破绽，以律令制度开始崩溃解体的八世纪末为开端，发生灾异时让神祇官与阴阳寮进行占卜的记载开始频繁出现，对于灾异的解释也开始偏重于神明与怨灵的活动。宝龟三年（公元772年）西大寺的塔发生震动之时，通过占卜得知这是采伐小野社的树木造塔而导致的神明作祟；延历元年（公元782年）则因为灾异与妖怪活动的征兆频发而让神祇官与阴阳寮进行占卜，其结果是伊势神宫与诸社的神明作祟；大同元年（公元806年）针对太阳发红而无光，同时京郊大井地区及比睿山等地发生了山火的现象进行了占卜，结果将原因归结于贺茂社的神明作祟；天长九年（公元832年）五月则通过占卜认为当时的旱灾是伊豆国的神明作祟。如此这般，从这一时期开始，每当灾异发生时就进行占卜，将灾异解释为个别神明作祟的倾向逐渐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