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精神分析私人词典》是“六点私人词典”系列中一种，围绕89个关键词，剖解与精神分析相关的人物、城市、文学、电影、文化现象、政治风潮，带领读者在意识镜像的彼岸遨游。秉承“私人词典”的一贯风格，《精神分析私人词典》文风轻快，笔法活泼不失严谨，兼具知识性、批判性与趣味性，每个词条都是一篇漂亮的批评文章。 诞生于20世纪的精神分析曾大胆挑战人类的理性世界，展现出强劲的阐释能力，也因此遭到猛烈攻讦。如今，这门奇特的学科却藏进学术的水晶宫，变得日益衰弱，但精神分析的影响已渗透进文化、文学、艺术、政治的方方面面，构成现代人隐秘的精神原点。卢迪内斯库出生于精神分析世家，也曾师从德勒兹、福柯，她挣脱专业化的学科束缚，力图将精神分析恢复为一种具有活力的灵魂医学、一把依然锐利的批判武器。
作者介绍
伊丽莎白·卢迪内斯库（Élisabeth Roudinesco, 1944—），法国思想家、精神分析师、巴黎七大的历史研究学者。曾先后师从德勒兹、福柯等学者，并于1969年加入拉康创办的巴黎弗洛伊德学派，成为拉康核心圈子的成员之一。卢迪内斯库曾参与撰写鸿篇巨制《法国精神分析学史》（Histoire de la psychanalyse en France），为弗洛伊德和拉康写过传记，并在2013年获得法国荣誉军团骑士勋章，2014年荣获法国“十二月奖”，其作品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
部分摘录：
安提戈涅（Antigone） 不顾一切
人们经常责备我，在叙述精神分析的历史时，或重现了古希腊的英雄王朝和伊丽莎白时代的戏剧，或批评建立在摧毁父亲形象之上的资产阶级家庭的理想，这一切都导致了女性和儿童的解放。根据这个观点，19世纪末的历史联系在弗洛伊德主义（改变主体）、社会主义（改变社会）和女性主义（改变男人）之间建立。在我看来，这种假设非常适合解释精神分析这门奇特的学科，它诞生于1895至1897年，它的首要的任务是在弗洛伊德的话语中恢复先辈的神话，赋予心理现象（Psyché）全新的表现。回顾历史、更好描述当下，这就是弗洛伊德主义的任务。
19世纪末，弗洛伊德放弃学习大脑和神经学，发明了一门全新的学科，它并非科学，亦非真正的心理学，而是一种神话学：他建议运用神话、梦想和传说解释无意识的语言，试图使用亲族关系结构解释人类行为，这种方法显然脱离了现代性，比起科学和真相的价值，作家、诗人和剧作家更善于揭示这种结构。因此，弗洛伊德将精神分析铭刻在时间中，并非在活跃的意识里，而是在永恒不变中：意识之上，一个记忆之所始终运行。在亲属家谱模型中，弗洛伊德选择了两个重要的人物：俄狄浦斯和哈姆雷特。在他眼中，前者体现了不为主体所知的无意识的戏剧，后者指向有罪的意识：从中世纪到文艺复兴——古希腊的索福克勒斯[52]，基督教文化的莎士比亚。西方历史的两个时刻。两座城市，忒拜和赫尔辛格，两段关于父亲之死和儿子继承的故事，一为污点，一为罪行。两段英雄王朝的形象充斥着我们的想象。
况且，如果说弗洛伊德在古希腊悲剧中选择了拉布达科斯家族被诅咒的故事，这不是一种偶然，它揭示了一种双重的不可能性：不可能将女性置于正确的位置、不可能解决世代延续。况且，代与代之间的顺序和性行为始终不平衡。这种不协调导致了乱伦，引发种族灭绝，使各种形式的至高无上的父权变得不合规则。
在弗洛伊德的心理学中，父权的缺失与种族、国家或者生理器官有关，这解释了它为何遭到实证知识的反对。然而，这种缺失却有详细的历史情境的原因。
安提戈涅是索福克勒斯（公元前442年）的拉布达科斯家族悲剧三部曲的首部，而按时间顺序它却是第三部，前两部分别是《俄狄浦斯》和《科罗诺斯的俄狄浦斯》。
俄狄浦斯的长子厄特克勒斯与次子玻吕尼刻斯争夺王位，（他们与俄狄浦斯既是父子又是兄弟），遭到父亲诅咒，自相残杀，同归于尽。母亲伊俄卡斯忒的兄弟克瑞翁成为忒拜国王，厄特克勒斯归顺克瑞翁，玻吕尼刻斯反对新国王，被曝尸荒野。俄狄浦斯和伊俄卡斯忒之女安提戈涅，违抗叔叔的命令，一心想要厚葬兄长，哪怕是付出生命的代价。
比起三部曲中的前两部，这部悲剧一直以来被反复评论，它更容易在舞台上演出，更适合各种方式的阐述，它比俄狄浦斯更政治，毕竟后者发生在神话时代：一个记忆中的时代，而非历史中的时代。比起命中注定的悲剧，安提戈涅的悲剧由谵妄造成，它包含了疯狂和性的分离，这部悲剧以女性质疑君权和父权为核心——尤其是一位女性的质疑。
这就是为什么弗洛伊德会兴致阑珊，教授本人萦绕着儿子反抗父亲的主题。况且在他眼里，安提戈涅是忠诚的女儿，家庭价值的守护者，在年迈的父亲身体衰败之际，陪伴在旁，直至父亲被命运杀害。他毫不犹豫地将自己的女儿安娜比作安提戈涅，实际上后者从来都不曾是。不经意之下，弗洛伊德的观点建立在对一部戏剧的阐述上，这部戏剧直至16世纪前都占有主导地位，宣称安提戈涅体现了子女对父母的忠诚，对他人的爱以及基督教家庭的价值：“我生来不是为了仇恨，而是为了爱。”
在18世纪末，出现了“另一个安提戈涅”，反抗君权的政治女英雄。荷尔德林[53]将她描述为一种“肉食动物”，是一种混沌的出路，以升华的方式承担各种亵渎神明的言语，直至疯狂。
至于黑格尔[54]，他借用这部悲剧阐释说明国家法律（克瑞翁）和家庭规则（安提戈涅）之间的辩证对立关系：两位主人公必须死，因为精神要发展。由此产生一种新的观点，安提戈涅的悲剧不在于少女反抗暴君滥用职权，而是两种真理的冲突，两者具有同等的价值，但是一者必须凌驾于另一者之上（即法律的价值）。一场冲突导致两位主角死亡。在一段超越他们的历史中，安提戈涅和克瑞翁都是真正的英雄。黑格尔认为这就是现代人类存在的悲剧：大革命带来了国家的降临。在这方面，从这个角度而言，政治取代了命运的位置。
我们知道，正如乔治·斯坦纳[55]在1986年所说，19世纪的哲学体系建立于悲剧模型之上（《安提戈涅们》，Les Antigones）。因此，比起俄狄浦斯，黑格尔更关注安提戈涅。
在精神分析历史上，对安提戈涅这个人物做出最惊人阐述的当属雅克·拉康：在1954至1964的十年间，他曾多次进行探讨。如果说弗洛伊德偏爱俄狄浦斯，将他与希腊意义的命运概念相连，拉康却截然相反，他试图继承德国哲学，有别于黑格尔辩证法的德国哲学。
事实上，在拉康眼里，安提戈涅是绝对的殉难者，使刽子手比受害者更有人情味。拉康的安提戈涅远非对抗权威的反叛者，她承受了一个死亡，这个死亡导致另一个死亡。为了埋葬去世的兄长，她被囚禁在山洞中，最后自缢身亡。在死亡之前，她已经不属于活着的世界，但也不属于死亡，她存在于“两次死亡”之间，体现了拉布达科斯家族的杀戮冲动。她牺牲了过去，也牺牲了将来，她认为在家庭中，比起孩子或者配偶，兄弟才是不可替代的。这就是安提戈涅的“不近人情”。执拗、不屈，她坚持“不顾一切”的欲望，直至为此付出生命。在这个事件中，拉康认为埋葬和葬礼大相径庭：唯有葬礼才是一种仪式，超越死亡，保存作为主体的人，而埋葬远未及此，他说，我们不应该像“丢弃不需要的东西”那般那样埋葬亡者。
我始终认为通过思考安提戈涅，拉康再一次将弗洛伊德思想与20世纪后半叶的悲剧相融合。他想到了奥斯威辛的罪行，这是一种割裂。他认为拉布达科斯家族固有的毁灭意图在屠杀犹太人中得到了极端的体现。弗洛伊德发明了死亡驱动的概念，并且预感到这种冲动；而拉康从中得出在家族谱系中的每个主体都曾经历灾难。
在我读到拉康阐述索福克洛斯的悲剧之前，1967年朱利安·贝克和朱迪丝·马利纳[56]在生活剧场（living theater）将贝托尔特·布莱希特[57]的安提戈涅搬上舞台，我被这种阐述方式所震惊，它将悲剧转变为真正的恐惧、纯净的反叛、神圣的庆祝：演员裸露身体，在观众席中穿行，身体在一种极端的暴力中展开，表现出反抗暴政的胜利。这是伟大的戏剧时刻，从某些方面看，拉康重新提出弗洛伊德视角下的死亡驱动观点，相比之下两者并非毫不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