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是全国解放战争中的战略决战，是一个经过精密设计和策划的整体。
什么是战略决战？那是指对战争全局有决定意义的战役。这三大战役规模空前，紧密衔接，直接决定中国的命运。像这样规模的战略决战，在世界军事史上也不多见。
在战争史上，双方统帅如何统筹全局、作出判断、布局下子，如何处理战争进程中那些异常复杂而又有关键意义的问题，他们的领导能力究竟怎样，后果又是如何，常常引起人们的特别兴趣，给予人们多方面的启发。这是本书准备着重考察的内容，论述的详略就是根据这个要求来选择的。
事实比任何雄辩都更有说服力。现在，我们就来看看毛泽东和蒋介石是怎样应对辽沈、淮海、平津这三大战略决战的事实吧！
作者介绍
金冲及，1930年出生，上海市人。中共党史和中国近现代史专家，原中国史学会会长。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1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历任复旦大学团委书记、教务部副主任、教学科学部副主任，文物出版社总编辑，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常务副主任、研究员，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成员，第七、八、九届全国政协委员。现任“复兴文库”主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咨询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兼职教授和博士生导师，俄罗斯科学院外籍院士。主编有《毛泽东传》《刘少奇传》《周恩来传》《朱德传》《陈云传》《邓小平传略》等。
部分摘录：
对战争局势变化的不同判断 国共双方军事有生力量的消长是逐步显现的，最初不少人没有立刻意识到，经过一年多时间便显示出颜色来了。
从全面内战爆发后的1946年7月算起，到1947年1月，人民解放军已歼灭国民党正规军五十六个旅，平均每月歼敌八个旅，地方保安部队等还没有计算在内。到这年6月，也就是解放战争满一年的时候，已歼灭国民党正规军九十七个半旅，七十八万人，保安部队等杂牌军三十四万人，共一百一十二万人。国民党军队到处感到兵力不足，难以应付面对的局势了。
正是在这年6月底，刘（伯承）邓（小平）大军开始千里跃进大别山，同相继南下的陈毅、粟裕和陈赓、谢富治两支野战大军，在江淮河汉之间布成“品”字形阵势，互为犄角，牵制吸引了国民党军队南线一百六十多个旅中约九十个旅的兵力回援，把主要在解放区进行的内线作战转变成主要在国民党统治区进行的外线作战，使战线由黄河南北推进到长江北岸，使中原地区由国民党军队进攻解放区的重要后方变成解放军夺取全国胜利的前进基地。
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把战争的主动权转入自己手中。这是对全国解放战争发展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转折。
1947年和1948年交替的时刻，毛泽东和蒋介石对整个战争发展的形势都作过全局性的判断。这个判断，包括政治、军事、经济等各个方面。但在战争时期，军事自然占着突出的地位。他们的判断截然不同，这在很大程度上与他们的战略指导方针不同直接有关。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于1947年12月召开的会议上作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报告一开始就指出：“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他解释道：“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个伟大的事变。”[22]
12月8日，他在会上作结论，再次强调：“我们同蒋介石的力量对比问题直到今年中央发出‘二一’指示时还没有解决，还准备退出延安，并且后来确实退出了，直到现在这个问题才解决了。二十年来没有解决的力量对比的优势问题，今天解决了。”[23]
这是12月会议作出的一个大判断，是对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大判断，是对双方力量对比变化作出的大判断。那时，国内局势中仍有许多不明朗和不确定的因素，并不是很多人都能看清楚这个历史转折点已经到来。即便有这样那样的感觉，也没有得出如此明晰的结论。
对形势的判断，是制定路线、纲领、方针、政策的最基本的依据。不同的判断，就会作出不同的决策。有了12月会议这个大判断作依据，怎样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问题，便提到现实的议事日程上来。如何准备战略决战的问题，也开始有可能要认真考虑了。
蒋介石对当时国内军事局势又是怎样判断的呢？他没有也不愿意认识到战争已达到一个转折点，没有也不愿意承认国共双方力量对比的优势属于哪一方已开始改变。他考虑问题的思路和战略指导方针依然固守着那套老看法，没有根本改变。
中共中央12月会议后只有几天，1948年1月1日，蒋介石发表《告全国军民同胞书》。他对全国局势的判断，读起来简直令人发笑。他虽然也承认“前线国军，一直在被动中作战，也一直在孤立中应战。以致一年之间，屡受损失，将士牺牲，至为惨重”，这是他不能不承认的事实。但接着的一段话，尽管太长，仍不妨摘抄于下：
然而在此种作战条件极端艰困的状况之下，国军在战略上已经达成了他最大的任务：第一是共匪首脑部所在地之延安的占领，第二是沂蒙山区的肃清与烟台海口的收复。大家都知道延安是共匪盘踞十年以上的政治中心，沂蒙山区是共匪军械制造和军需物资储藏的总库，而胶东半岛上的烟台则是共匪海上唯一交通补给线；但是国军凭着忠勇牺牲的精神，达成其在地形上最险阻和在作战上最艰难的目标，终于克复了延安，肃清了沂蒙山区，最后更收复了烟台，对共匪积年所经营的窠穴，所储备的物资，所凭借以号召全部匪军的首脑部次第加以摧毁；从此共匪的所谓政治中心和神经总枢是丧失了，他所借以生存的经济据点是失陷了。他对外交通的最后海口也断绝了。国军所付的代价诚然巨大，但是所预期战略的目的却已如期完成。关内匪军因为根据全失，接济断绝，就只得被迫分窜，成为流寇。刘伯承、陈毅等匪部今日虽仍猖狂窜扰，但他流窜到黄河以南，就成为无窠之蜂、无穴之鼠，前面没有目的，后面没有归路，只有打圈旋磨，盲目行动。国军对此匪部自更易追剿肃清。可以说剿匪全役最困难的工作，在去年一年间，业已完成了。[24]
如果说那是他公开发表的文告，还可能解释为有对外粉饰和对内打气的成分，那么，我们再来看看蒋介石两天后（1月3日）的日记。他在“上星期反省录”和“本星期预定工作课目”中写道：“东北战局至上月底我军已集中完毕向沈阳外围出击以后，卅一日匪乃开始溃退至辽河以北岸，而华北我军亦向北平外围扫荡获胜，则北方战局一时乃可稳定。”“飞武汉召集军事会议，检讨大别山进剿得失与今后剿匪要旨之指示。未知能收效否？”“应以黄河以南、长江以北地带为生命地带。”“保障津浦路与肃清大别山区为急务。”“确定围剿刘伯承与陈毅两股共匪主力之计划。”[25]
可见，蒋介石实在缺乏宏观的战略眼光，不能对战争局势进行全局性的准确分析，更谈不上能洞见它未来发展的趋势，只是忙于应付一个一个地区的战况，认为东北和华北战局“一时乃可稳定”，仍不死心，想集中力量在“黄河以南、长江以北”对刘伯承、陈毅两部进行“围剿”。这从他以后在辽沈和淮海战役中依然多次想同解放军“决战”中也表现出来。他的思考，后人看起来觉得可笑，但他当时还很认真，认为有这种可能，那同实际竟相距如此之远！
被称为蒋介石“文胆”的陈布雷在这年元旦的日记中却显得心情很忧郁。他写道：“阅读京中各日报，觉《中央日报》社评与《新民报》之社评恰恰代表两种相反的意见，可见统一国论之不易。”[26]他已感觉到，就是国民党统治区内的报纸上，也很难用《中央日报》那一套来“统一国论”了，甚至恰恰“相反”。陈布雷没有再讲什么。但对这位敏感的老报人来说，这自然不是什么好兆头。
1月10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又写道：“十六时到沈阳。十八时到行辕会议，听取报告。对于敌情及其行动，行辕全不明了，殊为忧虑。与宜生（注：即傅作义）谈增援东北事，彼反要求增加华北兵力为言，殊出意外。”[27]其实，对解放军的情况和动向“全不明了”的，岂止是东北行辕，蒋介石自己何尝不是如此？但他从来只是责怪别人，不检讨自己。傅作义要求增加兵力，实际上也反映出经过一年多双方有生力量消长发生变化后所处的窘境。其实，国民党军队在各个战场都深感兵力不足，自顾不暇，谁都不愿再抽调兵力支援其他地区，这已是显然的事实。蒋介石却“深感意外”，这只能说明他对实际情况的懵然无知。
但国民党的战局日趋不利，已无可讳言。时任外交部长的王世杰在日记中写道：“我军事戡乱工作实际上今已一年。白崇禧等在去年此时，力称六个月内可以武力解决中共。今则东北之局势固江河日下（安东等处已放弃），山东、苏北之共军依然未消灭，河南已大部为共匪所控制。今则皖北、鄂东、鄂北亦为共匪所侵入。共匪之威胁，实数倍于去年今日。”[28]他一开始说的“白崇禧等”，其实包括蒋介石在内，只是他在日记中也不便明说罢了。
兵力短缺的问题终于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来。2月11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口气稍有变化，写道：“本日对匪扩大窜扰地区，我军兵力不足，防不胜防，此剿彼窜，颇难为计。乃以暂取守势、沉机观变之法，加以深虑。所得结论，应求匪之要害，取而守之，使其不能不被动来攻。待其停攻挫折，而后再予以反击，清剿当易为力也。”[29]这时，蒋介石终于也感到“兵力不足，防不胜防”了，但他“深虑”后得出的“结论”并不高明。解放军连延安、临沂都没有因是“要害”而像蒋介石所想的那样“不能不被动来攻”，怎么会被他牵了鼻子走、便于他“反击”和“清剿”呢？倒是以后在辽沈战役中想对锦州来一个反包围、在淮海战役中想对双堆集来一个反包围，作为“反击”，也许可以多少看到一点这种思路的影响。可是，结果都不是“清剿当易为力”，而是输得精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