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当皇帝患病，病痛会让他做出非理性的决定，甚至由此影响一个王朝的走向吗？当诗人患病，他会写下怎样的诗句？当老百姓患病，又会面临怎样的境地，可以采取哪些措施？历史的车轮往往被不经意的小石子改变方向；疾病，或许就是那颗最常遇见的小石子。本书将疾病和应对疾病的手段作为“读史”的窗口，举凡重大瘟疫、防疫措施、古代医疗系统、长生药与政治、性病与青楼文化、神秘而虚无缥缈的蛊毒与瘴气、古代外科手术尤其是华佗事迹的真假、割股疗亲是否真有治病功效……从中不仅要看到疾病对历史进程的影响，还要看到人们为了对抗疾病、追求健康与长生时采取的种种手段对历史进程的影响，以及疾病对古代中国思想的冲击，对许多人人生的改变。
作者介绍
于赓哲，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史及医疗社会史研究，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其中多篇被《人大复印资料》《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等转载。多次获省部级学术奖励，2007年入选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已出版《唐代疾病、医疗史初探》《隋唐人的日常生活》《唐开国》《从疾病到人心——中古医疗社会史再探》等多种著作。
部分摘录：
中国历史上的大瘟疫 正如引言所说，瘟疫的蔓延是人类文明进步、交往频繁的副产品，随着陆上丝绸之路的日渐繁荣，汉代以来外来疾病的进入亦格外引人瞩目。范行准《中国预防医学思想史》：“中国最早发生有毁灭性的传染病，如鼠疫、天花、真性霍乱等，都是外来的。”的确如此，但是事情可能是比较复杂的，新发现也在不断补充或者修正我们的看法。
一、历史上杀人最多的瘟疫：鼠疫 （一）鼠疫的起源和五千年前部落的灭亡 一般认为鼠疫的传入始于秦汉时期，其实不然，鼠疫侵入中国的时间比我们想象得更早，不必晚到此时。
北方和中亚草原地带是鼠疫的策源地，Cell（《细胞》）杂志曾报道生物考古学者的研究，他们在欧亚大陆数个史前遗址中发现了鼠疫的直接证据，鼠疫杆菌至少在大约五千年前就已经存在于内陆草原，并且开始袭扰人类。内蒙古通辽哈民忙哈遗址的发现就很有代表性。哈民忙哈遗址共有房址43座、墓葬6座、灰坑33座、环壕1条，清理面积达4000余平方米，在7座房屋遗迹中发现了完整的房屋顶部木质结构。一些房屋内有大量尸骨，其中一座房子里有97具，体现出集中死亡的迹象，有观点认为死因是战争，还有观点认为是瘟疫。遗址研究者陈胜前即撰文指出：“哈民忙哈先民过着一种以广谱狩猎采集兼营少量农业的生活。他们生活在科尔沁沙地的腹心地带，农业的边缘环境，很容易遇到灾年。可能是某一年的春夏之交时，因为食物不足，人们挖掘穴居动物的洞穴，捕食这些动物，由此感染了瘟疫，最有可能是鼠疫，大量人口死亡，剩下的人仓促埋葬了死者后，迅速撤离。”碳十四测年结果表明该遗址距今约5500年至5000年，相当于红山文化晚期，“哈民忙哈遗址是目前国内发现最早的一处因为瘟疫而废弃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年代较红山文化略晚。除此之外，另一处同样可能因为瘟疫而废弃的遗址是内蒙古乌兰察布的庙子沟遗址……庙子沟遗址使用时间比较长，遭遇瘟疫的庙子沟人似乎受到了惊吓，迅速逃离，因此我们能够看到大量完整的物品。庙子沟与哈民忙哈遗址的年代差不多，环境也类似，遭遇的也可能是同样的瘟疫”（《瘟疫的考古学思考》）。
如果这个结论能得到体质人类学的确认，那无疑是很有意义的。范行准《中国预防医学思想史》认为鼠疫是外来疾病，现在就看怎么定义这个“外”了。按照古人中原与非中原的划分，鼠疫的确可能起源于欧亚内陆尤其是草原地区，算是外，但既然空间距离如此之近，进入中原的时间恐怕也比原先的判断早得多。
（二）汉末瘟疫与建安文学的凋零 中国古代几乎每个朝代都有重大疫情，而且很多属于外来疾病，越是外来疾病，往往就越酷烈，原因是本地人对外来病菌、病毒没有抵抗力，也缺乏应对经验。比如东汉末汉献帝时期爆发了严重的瘟疫，长安、洛阳城外白骨蔽野，到处都是病死之人。曹植《说疫气》记载：“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
这场疫情对建安文学也构成了巨大打击。说到建安文学，我们首先想到的代表人物除了曹家父子（曹操、曹丕、曹植）、蔡琰等人外，就是建安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榦、阮瑀、应玚、刘桢）。而建安七子中至少有四人死于这场瘟疫。邺城等地当时是重疫区，曹丕在《与吴质书》中说：“昔年疾疫，亲故多罹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时在邺下的徐榦、陈琳、应玚、刘桢短时间内均染病去世。
其余三人中，王粲亦疑似死于瘟疫。《三国志》卷二一记载，他于“建安二十一年，从征吴。二十二年春，道病卒，时年四十一”。而卷一五记载司马懿之兄司马朗就是在军中死于疾病：“建安二十二年，与夏侯惇、臧霸等征吴。到居巢，军士大疫，朗躬巡视，致医药。遇疾卒，时年四十七。”当时军中已有大瘟疫，王粲也染疫而去世的可能性不能排除。
不过晋皇甫谧《针灸甲乙经》序言中有另外一个故事：“仲景见侍中王仲宣，时年二十余，谓曰：‘君有病，四十当眉落，眉落半年而死，令服五石汤可免。’仲宣嫌其言忤，受汤勿服。居三日，见仲宣谓曰：‘服汤否？’仲宣曰：‘已服。’仲景曰：‘色候固非服汤之诊，君何轻命也？’仲宣犹不言。后二十年果眉落，后一百八十七日而死，终如其言。”此事又见于《太平御览》卷七三九引《何颙别传》，不过仲宣的年龄变成了十七。王仲宣就是王粲，张仲景在其年轻时就预言中年以后眉毛当脱落，意即王粲身患麻风病，后来果如其言。这两段史料的真实性令人怀疑，尤其是张仲景的生卒年目前尚有争议。学界观点：第一种为仲景生于140—150年，卒于205—220年；第二种为晚期说，即仲景可能接近三国时代；第三种为早期说，即仲景跨越汉桓帝时期（147—167），151—153年已成壮年，则其生年当早于140年，甚至可能至130年。（韩奕、耿建国《张仲景时代与生卒年考》）目前尚无定论，所以张仲景与王粲是否有交集，仍须存疑。
建安七子中另外两人均在早先去世，孔融于建安十三年被杀，阮瑀于建安十七年病死。至建安二十二年大瘟疫过后，建安七子全部凋零。这只是冰山之一角，可见当时疫病死亡率之高。
这场瘟疫究竟是什么病？郭霭春认为是疟疾，但北方应无恶性疟，间日、三日疟危害性较低，似乎无法造成如此巨大的死亡率。符友丰认为是鼠疫。虽然证据比较单薄，但就其惨烈程度和传播速度之快，以及患者有皮下结节这一特征来看，确实极可能是鼠疫。
（三）金朝灭亡与明末死局 可能与鼠疫有关的还有金朝的灭亡。
蒙古曾长期臣服于金朝，备受欺凌。成吉思汗势力壮大后，对外扩张重要的一步就是发动对金战争（包括对西夏的战争）。蒙金战争前后历时24年，1213年，成吉思汗进逼金中都（北京），迫使金宣宗乞和。
第二年，畏惧蒙古兵威的金宣宗迁都南京（今开封）。1215年，蒙古占据中都。随后的战争变得规模更大，更加残酷。蒙古从三个方向展开战略攻势，并且借助中原技术力量强化攻城能力。金则以封九公的方式调动各种力量，划分战区责任，与蒙古在今山西、河北、山东、陕西展开拉锯战，金哀宗完颜守绪即位后，同西夏和好，严守潼关，另派精兵二十万沿黄河分段坚守。
成吉思汗去世后，窝阔台御驾亲征，兵分三路大举围攻金朝。金哀宗紧急征调黄河守军二十万在钧州西南三峰山迎击拖雷，先胜后败，在大雪中被蒙古击溃，金丧失了最后的精锐主力。潼关守军也宣告投降。三月，速不台、塔察儿奉命围攻南京汴梁。
此时的汴京，有以前从中都迁来的大批居民，又有大量从周边逃难入城的难民，城内拥挤、混乱、肮脏，补给渠道也不够通畅。
不久，一场大瘟疫降临，《金史》卷一七记载：“汴京大疫，凡五十日，诸门出死者九十余万人，贫不能葬者不在是数。”
李杲《内外伤辨惑论》：“向者壬辰改元，京师戒严，迨三月下旬，受敌者凡半月，解围之后，都人之不受病者，万无一二。既病而死者，继踵而不绝。都门十有二所，每日各门所送，多者二千，少者不下一千，似此者几三月。”
《蒙兀儿史记》：“夏四月……速别额台乃托言避暑，退驻汝州，掠其粮，欲俟汴京守者饥疲自溃。未几汴京果大疫，五旬之内，诸门出死者九十余万人。”
当时蒙古军使用抛石机数百台攻城，守军则使用火药武器还击，双方均付出较大代价。蒙古军队素来善于疲敌，故速不台等暂时撤退到汝州一带，虎视眈眈，期待汴京爆发饥荒而自溃。结果汴京迎来了大瘟疫。
关于瘟疫爆发时间，各种史料记载不一，王星光、郑言午《也论金末汴京大疫的诱因与性质》认为瘟疫爆发时间是金天兴元年夏四月。持续六十余天。
当时城内的人口总数惊人（因为有迁都移民和临时入城难民），王国维《耶律文正公年谱余记》认为有四五百万，吴松弟认为有二百万，曹树基、李玉尚认为有二百五十万。对比一下的话，南朝建康、盛唐长安鼎盛时期也不过一百万居民，此时汴京城内之拥挤混乱可想而知，这为瘟疫的发生创造了条件。而且城内补给日缺，“汴受围数月，仓库匮乏”，“及大元兵围汴，日久食尽”，皇宫开始杀马充饥。营养条件的下降导致城内军民体质羸弱，免疫力低下。
蒙古军也遭到瘟疫波及。双方暂时议和。但蒙古并未真正撤军，依旧保持虎视眈眈之势。而汴京人则度日如年，惶惶不可终日。六月，飞虎军二百人夺封丘门出逃，九月又发生军人杀害门吏出逃事件。到了年底，金哀宗被迫撤离汴京。第二年正月，汴京投降。
1234年，蒙古灭金。汴京大疫堪称这场历时二十四年战争中压倒金朝的最后一根稻草。至于这场病究竟是什么病，亲历此役的医学家李杲在《脉诀指掌》（一题朱震亨著）中记载：“予目壬辰首乱以来，民中燥热之气者，多发热，痰结咳嗽。医又不识时变，投半夏、南星等，以益其燥热，遂至咳血，肾涎逆涌，咯吐不已，肌肉干枯而死者多矣。”他否认此病为伤寒，认为是内伤脾胃。范行准、符友丰、曹树基等认为这是一场大鼠疫，但是也有学者提出疑问，如马伯英认为李杲的描述“均不见淋巴腺肿、咯血、皮肤出血或瘀血等症状。如果是鼠疫，蛛丝马迹总应当有的”。尤其是1202年李杲曾经治疗过大头天行病（又名大头瘟），这就是鼠疫，假如是同一种病，李杲不至于陌生化描述汴京的这场疫情。马伯英提出是真性伤寒。此外还有传染性肝炎、流感等诸多说法，莫衷一是。
明代晚期也爆发了大鼠疫（电影《大明劫》所展现的就是这场鼠疫），集中爆发于崇祯年间。曹树基、李玉尚《鼠疫：战争与和平——中国的环境与社会变迁（1230—1960年）》一书指出，中国13世纪以来鼠疫就十分频繁，而崇祯年间格外严重，造成大量人口死亡和流离失所。与此同时崇祯还面临着小冰河期气候带来的干旱减产、农民起义、女真入侵，这些因素一起铸成了明末的死局——任何人都无法解开的死局。顺便说一下，这场鼠疫促生了人类第一次对肺鼠疫的认知，医人吴又可在这场灾难中首先提出戾气致病，并且明确提出戾气自口鼻传入，将原先模糊的邪气致病渠道说明确化，超越伤寒、六淫之说，为以后的科学防疫提供了理论支持。当然，他的学说也有进两步退一步的弊端，可参看拙著《从疾病到人心——中古医疗社会史再探》中的第七章《弥漫天地间——气与中国古代瘟疫的“致”与“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