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北爱尔兰冲突中的暴力、猜忌、复仇和沉默不仅折磨着被害者麦康维尔的孩子们，也折磨着共和军的成员们。 暴力、猜忌、复仇和沉默，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
本书是对一桩北爱尔兰骇人听闻的绑架谋杀案的真相追踪，并以这桩谋杀案为切入点，剖析20世纪六七十年代至今的北爱尔兰冲突及其和平进程。本书是基于大量研究、采访、文献数据写作而成的扎实可信的非虚构作品。
作者介绍
帕特里克•拉登•基夫 Patrick Radden Keefe 耶鲁大学法学博士，《纽约客》特约撰稿人。著有《蛇头：一段唐人街地下世界和美国梦的传奇故事》《什么也别说：一桩北爱尔兰谋杀案》《疼痛帝国：萨克勒家族秘史》等。
部分摘录：
艾伯特家的女儿 当杜洛尔丝·普赖斯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她最喜欢的圣徒是殉难者。杜洛尔丝有一位笃信天主教的姑妈[1]，她总是说：“为了上帝和爱尔兰。”对于家里其他人而言，爱尔兰则排在前面。杜洛尔丝成长于20世纪50年代的西贝尔法斯特，她每天都尽职尽责地去教堂。但她留意到父母并未这么做。大概14岁的时候，有一天她宣布：“我再也不去做弥撒了。”[2]
“你必须去。”她的妈妈克丽茜说。
“不，我不去。”杜洛尔丝回应。
“你必须去。”克丽茜再次说道。
“听着，”杜洛尔丝说，“我会出门在那个角落里站半个小时，然后对你说：‘我去做过弥撒了。’但那是骗你的。”
她很固执，小时候也一样，于是事情就这样不了了之。普赖斯一家住在一间半独立式的小廉租房里，位于安德森斯顿一条名叫斯利弗加里恩·德莱福的街上，倾斜的街道井井有条。[3]她的爸爸艾伯特是一名家具商，狭小的客厅里摆放的几张椅子都是他做的。[4]一般人家通常会把家庭假期里拍的喜庆照片放在壁炉上作为装饰，然而普赖斯一家摆放的却是监狱里拍的快照，并且他们对此引以为荣。[5]艾伯特和克丽茜·普赖斯都狂热地投身于爱尔兰共和主义事业。他们相信，数百年以来，英国人一直是爱尔兰岛上的一股入侵势力，而爱尔兰人有责任利用一切必要手段将他们驱逐出境。
杜洛尔丝小时候会坐在艾伯特身上[6]，他会给她讲故事，告诉她自己如何在20世纪30年代以童子军的身份加入了爱尔兰共和军，以及他年少时如何前往英格兰实施了一场炸弹袭击。他没有钱修补破损的鞋底，于是在鞋里垫上硬纸板，即便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仍斗胆向大英帝国发起了挑战。[7]
艾伯特身材矮小，戴着一副金丝边框眼镜，指尖满是烟草熏染的黄渍。[8]他常常讲述那些故去已久的爱国者的英勇传说。杜洛尔丝有一个哥哥达米安和一个姐姐克莱尔，但和杜洛尔丝最亲的是妹妹玛丽安。为了让他们高兴，他们的爸爸会在睡觉前给他们讲述自己曾经在德里越狱的故事。他是和另外20名囚犯一起逃走的，他们事先挖了一条直通监狱外的地道。[9]为了掩盖他们逃跑的动静，有一名囚犯吹起了风笛。[10]
艾伯特会用不容置疑的语气告诫杜洛尔丝和她的兄弟姐妹，调制简易炸药最安全的方式是用木碗和木质器皿。绝对不能用金属材料！因为“一丁点火星就会要了你的命！”[11]他喜欢追忆被英国人处以绞刑的挚爱的战友。成长的过程中，杜洛尔丝以为这是世界上再平常不过的事，她以为每个孩子的父母都有被绞杀的朋友。[12]父亲讲的故事如此扣人心弦，有时她会听得不禁打起寒战，浑身鸡皮疙瘩。[13]
家里的每个人都或长或短地蹲过监狱。克丽茜的妈妈，也就是孩子们的外婆多兰，过去是爱尔兰共和妇女会（Cumann na mBan）的成员。她曾因企图夺取皇家阿尔斯特警队一名警员的执勤武器而在阿马监狱服刑三个月。[14]克丽茜也曾加入爱尔兰共和妇女会，并和三个姐妹一起被关进阿马监狱。之所以被捕，是因为她们身上戴着“被禁的徽章”，即复活节百合——一些橙色、白色和绿色的小纸花。[15]
普赖斯一家人谈论起过去很久以前发生的苦难的时候，总仿佛那就是上个星期的事，这在北爱尔兰很普遍，因此你很难确定英国和爱尔兰之间由来已久的争端最初究竟因何而起。对于普赖斯一家简单提到的“起因”，确实让人很难想象在那之前的爱尔兰究竟是怎样的。故事从哪里开始几乎并不重要，因为它一直在那儿。它早于新教和天主教之间的差异，它先于新教的创立。事实上，你可以回溯到将近一千年前，12世纪的诺曼入侵者为了寻找可攻占的新土地而驾船越过爱尔兰海[16]；或者至16世纪的亨利八世与都铎王朝的统治者，他们宣称英格兰彻底征服了爱尔兰；抑或追溯至17世纪从苏格兰和英格兰北部移民至此的新教徒，他们建立了一套庄园制度，将说盖尔语的当地人在他们自己的土地上变成了佃户和仆人。
但在位于斯利弗加里恩·德莱福街的这户人家，这个长篇故事里对他们影响最为深远的篇章，是1916年的复活节起义。起义中，一群爱尔兰革命者占领了都柏林的邮局，并宣布一个自由独立的爱尔兰共和国成立。杜洛尔丝是听着起义中那些充满魄力的英雄们的传说长大的，其中包括暴动的领导人之一帕特里克·皮尔斯，他是一位敏感的诗人。“爱尔兰人民世世代代维护着他们民族自由的权利。”[17]皮尔斯在邮局的台阶上如是宣称。
皮尔斯是一个无可救药的浪漫主义者。他被血祭的理想深深吸引，甚至在他还是小孩的时候就幻想将自己的生命奉献出去。[18]他开始相信流血是一件有着“净化”作用的事。[19]皮尔斯赞扬过去如耶稣般死去的爱尔兰殉道者[20]，并在起义的几年前写道：“地球衰老的心脏，要用战场的红酒来温热。”[21]
他终于如愿以偿。在短暂的荣耀之后，都柏林的暴动遭到英国政府无情镇压。皮尔斯被送至军事法庭接受审判，最终和14名战友一起被枪决。[22]爱尔兰独立战争导致了爱尔兰的分裂，后来这座岛屿在1921年被一分为二：南部的26个郡作为爱尔兰自由邦取得了一定程度的独立，北部剩余的6个郡则继续由大不列颠统治。正如其他忠诚的共和派一样，提到他们恰巧居住的地方时，普赖斯一家并不称其为“北爱尔兰”（Northern Ireland），而是称之为“爱尔兰北部”（the North of Ireland）。当地人的言谈中充满了各种矛盾和冲突的话题，就连专有名词也可能带有政治色彩。
对殉难的崇拜有其危险性。根据《旗帜和徽章法案》，北爱尔兰的纪念仪式有着严格的规定。[23]北爱政府对于爱尔兰人的民族主义十分担忧，就连民众展示爱尔兰共和国三色国旗的举动都可能招致牢狱之灾。小时候，杜洛尔丝会在复活节穿上最好的白色连衣裙，在胸前别一朵复活节百合，手挎一篮鸡蛋，以此纪念失败的叛乱。对于一个孩子而言，这是一种令人兴奋的仪式，如同加入一个秘密逃犯的联盟。看到有警察过来时，她知道要用手把百合遮住。[24]
但是，她对于献身共和事业可能付出的个人代价丝毫不抱幻想。艾伯特·普赖斯从未见过自己的第一个孩子。[25]那是他的大女儿，在他坐牢时于襁褓中夭折。杜洛尔丝的姨妈布蕾迪是克丽茜的三个姐妹之一，她年轻时参加过共和斗争。在1938年的一次事件中，当布蕾迪正帮忙转移一处隐藏炸药时，炸药突然爆炸[26]，布蕾迪双手手腕以下全部炸碎，同时她面部毁容，并且永久失明。事情发生的时候，她27岁。
虽然医生做了最坏的打算，但布蕾迪姨妈挺了过来。然而由于伤残十分严重，她余生都将需要别人的照顾。[27]如果没有人帮忙，在没有双手和双眼的情况下，她既不能换衣服也不能擤鼻涕，也做不了多少其他事情。布蕾迪经常待在位于斯利弗加里恩·德莱福街的家中一连好几天不出门。如果说普赖斯一家怜悯她的遭遇，那也比不上他们对她的钦佩之情，因为她为了理想不惜付出一切。[28]布蕾迪出院后住进了一间狭小的房子里，厕所在屋外。没有社工照顾她，也没有抚恤金能领，只有漆黑一片的生活。[29]然而，为了统一爱尔兰做出如此牺牲，她却从未表达过任何后悔之情。[30]
杜洛尔丝和玛丽安小的时候，克丽茜会吩咐她们到楼上去“陪布蕾迪姨妈聊天”。[31]这个女人总是独自待在昏暗的卧室里。杜洛尔丝喜欢踮着脚尖偷偷上楼，可布蕾迪的耳朵格外灵敏，所以她总能听到有人上楼的动静。布蕾迪是个老烟枪，杜洛尔丝从八九岁开始就被安排给她点烟[32]，接着轻轻把烟插到她的嘴里。杜洛尔丝讨厌这个差事，这让她觉得恶心。[33]她会目不转睛地盯着姨妈，以非同一般的近距离仔细观察她的脸[34]，最大程度地感受她所经历的噩梦。杜洛尔丝是个话多的孩子，有着小孩特有的心直口快。有时她会问布蕾迪：“难道你不希望自己被炸死算了？”[35]
杜洛尔丝用自己的小手握住姨妈粗短的手腕，抚摸其如蜡一般光滑的皮肤。她常说，它们让她想起了“猫爪”。布蕾迪戴着一副墨镜。有一次，杜洛尔丝看到墨镜后落下了一滴泪，眼泪顺着她憔悴的脸颊滑落。杜洛尔丝心想，没有眼睛的人怎么会流泪呢？[36]
1969年1月1日，早晨晴朗而寒冷。一群学生抗议者聚集在市政厅外的登戈尔广场上，那是贝尔法斯特的中心地带。他们计划从贝尔法斯特步行至城墙围绕的德里市，两地间的距离大约70英里。[37]这场游行将耗费他们数天时间，目的是抗议北爱尔兰对天主教徒全面性的歧视。爱尔兰岛的分裂造成了反常的局面，使得数世纪来矛盾不断的两个宗教团体都感觉自身沦为了处境艰难的少数群体。新教徒占北爱尔兰人口的大多数，但在整个爱尔兰岛占比较少，他们害怕被并入流行天主教的爱尔兰。天主教徒在整个岛屿占比较多，但人口在北爱尔兰居于次位，他们则感觉在六个郡中遭到歧视。
北爱尔兰拥有100万新教徒和50万天主教徒，而天主教徒的确遭受了非同寻常的排挤[38]：他们往往无法获得好的工作和房子，并且被拒绝参与能改善其处境的政权。北爱尔兰有自己的委任政治体系，其官邸位于贝尔法斯特郊区的斯托蒙特。半个世纪以来，没有任何天主教徒在行政部门任过职。[39]
由于被造船业及其他有吸引力的行业拒之门外，天主教徒常常会直接离开，移民至英格兰、美国或者澳大利亚去寻找他们在故土无法找到的工作。在北爱尔兰，天主教徒的出生率大约是新教徒的两倍。然而在挺进德里的游行示威发生之前，天主教徒的人口数量几乎30年保持不变，因为许多人除了离开别无选择。[40]
这些年轻的游行示威者认为，北爱尔兰的社会等级制度类似于美国的种族歧视，于是明确地选择效仿美国民权运动。[41]他们研究了1965年由马丁·路德·金和其他民权领袖领导的从塞尔玛行进至亚拉巴马州的蒙哥马利的游行示威。当他们裹着粗厚起绒呢料大衣，手臂挽着手臂，步履艰难地走出贝尔法斯特时，他们举着“民权游行”的标语，并唱着“我们一定会胜利”。[42]
杜洛尔丝·普赖斯就在游行之列，她和妹妹玛丽安一起参加了这次抗议。18岁[43]的杜洛尔丝比大多数游行者小，他们许多人都在上大学。杜洛尔丝已经出落成一位美丽而引人注目的年轻女性，她有着深红色的头发，浅淡的睫毛下闪烁着蓝绿色的双眼。玛丽安虽然略小几岁，但姐妹俩形影不离。在安德森斯顿一带，谁都知道她们是“艾伯特家的女儿”。[44]她们之间如此亲密，如此形影不离，看上去就像一对双胞胎。她们用“杜可”和“玛尔”来称呼彼此[45]，从小到大不仅睡一个房间，更睡在同一张床上。[46]杜洛尔丝的性格十分强势，还有些桀骜不驯。在艰难的行进中，两姐妹一直活跃地聊着天，她们棱角分明的贝尔法斯特口音在圣多米尼克学校教育的熏陶下略有改变[47]，那是位于西贝尔法斯特的一所严格的天主教女子高中。两人妙趣横生的交谈中不时传出阵阵笑声。[48]
在她后来的描述中，杜洛尔丝称自己的童年是一场“思想灌输”。[49]但她一直保有强烈的独立意识，也从不擅长隐藏自己的观点。早在青少年时期，她就开始质疑从小被灌输的某些教条。那是20世纪60年代，圣多米尼克的修女们再怎么努力也难以隔绝席卷世界的浪潮。杜洛尔丝喜欢摇滚。和贝尔法斯特的许多年轻人一样，她也受到了切·格瓦拉的鼓舞。[50]这位上镜的阿根廷革命家曾和菲德尔·卡斯特罗并肩作战。切·格瓦拉最终被玻利维亚军方枪决，且被砍断双手以作为死亡证据，就像布蕾迪姨妈。这一事实只令她更迫切地将其加入自己心目中的革命英雄之列。
然而，虽然北爱尔兰的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杜洛尔丝却逐渐认为父辈所捍卫的武装斗争可能已经成了过时的解决办法，变成了一种历史的遗迹。艾伯特·普赖斯是一个坚定的健谈者。[51]他讲话的时候一只手揽着你的肩，另一只手永远夹着一根烟，以其个人魅力充满活力地向你讲述历史和趣闻轶事，直到你认同他的观点方才罢休。可杜洛尔丝争论起来时毫不怯懦，她会对自己的父亲说：“嘿，瞧瞧共和军吧。你们用的这个办法失败了！”[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