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动物只要健康、吃饱就是快乐、幸福的，人却不一样。当我们被忌妒、竞争、厌烦、疲惫、负罪感、自恋、被害妄想等包围时，就很难觉得自己是快乐、幸福的。罗素认为，若想获得幸福，人们应该找到兴趣、有所喜爱、组建家庭、积极工作、学会放弃……在一个充满了不幸、疾病、贫穷与困惑的世界里，想要幸福并不容易，这需要人们付出巨大的努力才行。健康是一种没人能确保的福气，婚姻也不能总是带来快乐。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幸福必定是一项成就，而非一份礼物。
作者介绍
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1872—1970)，英国哲学家、逻辑学家、社会批评家，他以在数理逻辑和分析哲学方面的杰出成就而闻名，是现代分析哲学的创始人之一。他也致力于哲学的大众化、普及化，并因出版《论婚姻与道德》被授予1950年诺贝尔文学奖。他的代表作品还有《西方哲学史》《数学原理》《物的分析》等。
部分摘录：
什么让人不幸福？ 动物只要健康和吃饱就是幸福的。我觉得人类也该如此，但在现代社会却不是这样，至少大多数情况下并非如此。如果你不幸福，你很可能会承认不幸福者大有人在；如果你幸福，那就问问自己朋友中有多少人跟你一样。环顾自己的朋友，让自己学会察言观色的本事，去体会普通日子里遇到的那些人的情绪。布莱克(1)有诗云：
我遇到的每一张脸上都有一个印记，
那是虚弱的印记，愁苦的印记。
尽管不幸福有多种多样，但你会发现它无处不在。假设你在最典型的现代大都市纽约，身处工作日热闹的马路、周末的大街或是夜晚的舞会，放空自己，让一个接一个的陌生人占据你的内心。你会发现他们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烦恼。在上班族身上你会看到焦虑、过度专注、消化不良、对奋斗之外的任何事情都缺乏兴趣、不会玩乐、完全忽视同类的存在。在周末的大街上，你会看到男男女女们生活宽裕，其中一些人还很富有，一心只顾追逐享乐。这种追逐都被导向统一的步调：慢得不能再慢的小轿车排着长队；既不可能看到路，更不可能去看风景，因为一不留神就会引发事故；所有轿车里的所有乘客都想要超车，但又因为拥挤而不可能做到；而那些不需要亲自开车的乘客，若心思撇开眼前的一切，彻头彻尾的无聊就会抓住他们，脸上带着淡淡的不满。偶尔会有一车有色人种的人表现出真正的欢乐，却会因为他们古怪的行为而引发公愤，并且最后由于某起交通事故而落到警察手上——节日里的欢乐是非法的。
或者再去看看愉快的夜生活里的人们。所有人来这里都决意要寻快活，就像立志去牙医那里绝不大惊小怪一样。大家相信喝酒和调情是快乐之门，所以很快就喝醉了，尽量不去注意同伴是那么令人生厌。喝足之后，男人们就开始啜泣和哀叹自己在道德上多么地辜负母亲的养育。酒精在他们身上发挥的作用就是释放负罪感。这种负罪感在清醒时刻是被理性压抑的。
各种不幸福的原因部分在于社会制度，部分在于个体心理——当然，很大程度上个体心理本身也是社会制度的产物。我以前曾写书讨论过如何通过改变社会制度以增进幸福。消除战争、经济剥削以及充满残酷与恐怖的教育等等都不是本书所要谈论的。我们的文明所面对的生死攸关的问题的确是发明一种制度以避免战争。但是如果人们在一种制度中如此地不幸福，以至于互相残杀对他们而言并不比度日如年更为可怕，那么这样的制度也是不可取的。如果机器生产的利润积累到一定程度足以惠及最贫困的人，那么消除贫困就是势所必然的。但是如果富人自己都是痛苦的，那么让每个人富有又有何用呢？充满残酷与恐怖的教育确实糟糕，但自身被残酷与恐怖的激情奴役的人们是提供不出别样教育的。上述考虑将我们引向了个体的问题：此时此地的男女，身处我们这个怀旧的社会，能够做些什么让自己获得幸福？在讨论这个问题时，我把关注点限定在那些未遭受极端外在不幸的人们。我假定他们有充足的收入以保障食物和居所，有充分的健康以进行日常的身体活动。至于那些大的灾难诸如失去全部子女、丑事曝光等，的确重要，也有好多话可说，但它属于另一类问题，不属于我要讨论的内容。我希望为寻常的、日复一日的不幸福提供一种治疗。这种不幸福是文明国家中的大多数人都遭受的，而且由于它没有明显的外在原因而显得无可逃避，因此越发地令人不可忍受。我相信这种不幸福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错误的世界观、错误的伦理、错误的生活习惯破坏了对可能的事物的天生的兴致和欲望。而无论是人还是动物，一切幸福最终依赖于这种天生的兴致和欲望。这些事是个人能力范围之内的事情，所以我希望提供一些改造它们的建议，借此，运气一般的人就能够得到幸福。
或许对我个人经历的简单介绍，可以为我所倡导的这种哲学作一个最好的导语。我并非生而幸福。小时候我最喜欢的赞美诗是：“尘世可厌，负载我罪。”五岁的我就在思考：如果我活到七十岁，那我才刚刚忍受了整个人生的十四分之一。我感到的是自己面前铺展开的漫无边际的几乎难以忍受的厌烦。在青春期，我憎恨人生，总处在自杀的边缘，好在去了解更多数学知识的欲望阻止了我去自杀。现在情况刚好相反。我感受到生活的乐趣，我几乎要说，我对生活的享受一年胜过一年。这部分地归功于我发现了自己最渴望的东西是什么并且逐步获得了它们。部分也是因为我成功地抛开了欲望的一些特定对象——比如获取关于事物不容置疑的知识这类本质上不可能获得的东西。而最重要的原因是我逐渐降低了对自我的过度关注。就像那些接受了清教徒式教育的人，我也习惯于反思自己的罪、愚蠢和缺点。在我看来，自己毫无疑问就是个可怜的家伙。但渐渐地，我学会对自己以及自己的缺点漠不关心，把注意力集中在外部事物之上：世界状况、知识的各个分支、自己所喜爱的人等。外在的兴趣的确可能会带来痛苦：世界可能会陷入战争、某些方向上的知识可能是难以获取的、朋友可能会死去，等等。但这类痛苦不会像由自我厌恶所产生的痛苦那样摧毁生活的基本质量。每一个对外的兴趣都激发出某种活动。只要兴趣还在，这种活动就能预防厌倦的发生。而对自身的兴趣则相反，会让人不再采取进取性的活动。它或许会让人记日记，对自己作心理分析或是成为一个修道士。但修道士只有在修道院的日常功课已经让他遗忘了自己灵魂的时候才是幸福的。他以为靠宗教才能获得的幸福，其实从打扫大街的工作中也能获得，只要他被迫把这份工作坚持到底。对于那些自我关注过于严重而任何其他方式都无法治愈的不幸的人们，外在的纪律是获得幸福的唯一道路。
自我关注的方式多种多样。我们这里讨论三种常见的类型是负罪者（sinner）、自恋者（narcissist）和自大狂（megalomaniac）。
当我说“负罪者”的时候并不是指犯下罪行的人。每个人都犯罪还是没有人犯罪，这取决于对罪的定义。我所说的负罪者指的是被罪恶感吞没的人。这样的人永远对他自己不满，如果他是一个信徒，他会把这解释为上帝对他不满。他对他自己应该是什么样子有一幅图像，而这与他所了解的自己实际所是的样子不断地发生冲突。在他意识层面的思考中，他早已放弃了在母亲膝下所学到的准则，他的负罪感可能深深地埋藏在他的无意识之中，只会在他睡着或是喝醉的时候才会涌现出来。尽管如此，这足以让每样东西都带有罪恶的意味。在心底，他仍然接受幼年时教授给他的所有禁令。咒骂是邪恶的；酗酒是邪恶的；日常生意上的奸诈是邪恶的；最首要的，性是邪恶的。他当然不会戒掉上述享乐中的任何一种，但这些享乐会让他产生恶感，让他感到丢脸。他整个灵魂所渴望的一种快乐就是得到母亲赞许的爱抚，他记得这是在孩童时体验过的。不再能够得到这种快乐让他感到什么都无所谓。既然自己注定要（must）犯罪，他就决意狠狠地去犯罪了。当他堕入爱河的时候，他寻求的是母亲般的温柔，但又不能接纳这种来自母亲形象的温柔，因为对于与他发生性关系的任何女人，他都不会产生敬意。于是，在失望中，他变得残酷，同时又忏悔自己的残酷，一再地在想象中的罪与真实的悔恨之间令人沮丧地打转。许多表面看似狠心的恶棍，就是抱着这样的心理。让他们陷入迷途的是对不可得之物（母亲或母亲的替代物）的追求以及早年被反复灌输的某种荒唐的伦理准则。对于这些母性“美德”的牺牲者而言，从早年的信条和喜爱的暴政下解放出来是走向幸福的第一步。
在某种意义上，自恋是习惯性负罪感的反面。它的问题在于习惯赞赏自己并希望得到赞赏。在一定程度上，这当然是很正常的，不会遭到谴责。只有在过度的情况下才变成一种严重的罪恶。许多女人，尤其是富裕阶层的女人，对爱的感受力全然枯竭，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强烈的愿望——希望所有男人都爱她们。这样的女人只要确信某个男人爱她，便不再需要他了。同样的事情也会发生在男人身上，尽管没那么常见，典型的例子是《危险的关系》（Liaisons Dangereuses）(2)中的男主人公。当虚荣心达到这种高度，对其他任何人就不会有真正的兴趣，因此也不会从爱中获得真正的满足。其他方面的兴趣就衰退得更为可怕了。举例来说，人们对大画家的崇拜会激励自恋者也去学习艺术。但对他而言，绘画仅仅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他从未对绘画技艺本身产生兴趣，除非关乎自己，否则没有什么能够被他注意到。结果就是失败和失望，成为笑料而非获得恭维。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那些自恋的小说家身上，他们的小说总是把自己理想化为女主人公。工作上一切严肃的成功所依赖的是对相关素材怀有真正的兴趣。成功的政治家接连不断地上演悲剧，就是因为他们逐渐用自恋代替了对共同体以及自己所主张的议案的兴趣。只对自己感兴趣的人是不值得赞赏的，别人也不会觉得他们有什么好赞赏的。自恋者对世界唯一的关注就是世界应该赞赏他，而这个目标到头来却根本不可能实现。即使他实现了，他也不会完全幸福，因为人的本能从来都不会是完全的自我中心。自恋者作茧自缚，就像那些被负罪感支配的人一样人为地进行自我限制。原始人可能会因为自己是个好猎手而自豪，但他们对于打猎活动本身也是很享受的。当虚荣心超出一定限度，就会扼杀每种活动本身的乐趣，从而不可避免地导致倦怠和厌烦。虚荣心的根源通常在于缺乏自信，可以通过增强自我尊重来予以医治。而自我尊重只能靠由客观的兴趣所激发的成功的活动来获得。
自大狂与自恋者的不同之处在于，自大狂想要的是强大（powerful）而非迷人，竭力让人惧怕而非惹人爱慕。许多疯子以及历史上大多数的伟人都属于这种类型。对权力的热爱，就像虚荣心一样，是正常人性中一种强大的因素，就其本身而论是可以接受的。只有过度或是缺乏现实感的时候，它才是应该受谴责的。这种情况下，自大会让人不幸福或者愚蠢，或者两者兼而有之。认为自己贵为君王的疯子某种意义上还可能是幸福的，但这种幸福是任何清醒的人都不会忌妒的。亚历山大大帝在心理上和疯子是一种类型，尽管他拥有天赋去实现疯子的梦想。但是，他却不能实现自己的梦想，因为他的成功总是激发出更大的梦想。当他作为伟大征服者的声名确立的时候，他却决意要成为神(3)。他是个幸福的人吗？他的酗酒，他的狂躁，他对女人的冷漠，他封自己为神，都表明他不幸福。牺牲人性中的其他所有而成就人性中的某一因素，或是把整个世界都看作实现自我辉煌的原材料，都不可能获得最终的快乐。通常来说自大狂，无论是精神错乱还是表面上头脑清醒，都是某种过度屈辱的产物。拿破仑读书时就由于地位低下而深受其苦：同学们都是富有的贵族，而他是个靠奖学金上学的贫困生。后来他恩准流亡者回国，看到昔日的同学在自己面前顶礼膜拜的时候，他感到了满足。那是怎样的狂喜！然而这也促使他希望在沙皇面前获得类似的满足，而这却把他送到了圣赫勒拿岛(4)。既然没有人是无所不能的，完全被权力之爱支配的生活，一旦碰到无法克服的障碍，是早晚要失败的。尽管一个人如果足够强大，能够把向他坦陈实情的人投监或处死，也只有某种形式的神经错乱才能够阻止人们意识到上述事实。因此，政治上以及心理分析意义上的压抑常常是齐头并进的。心理分析上任何显著的压抑发生在哪里，哪里就没有真正的幸福可言。限制在合理界限之内的权力或许会大大地增进幸福，但如果把它作为人生的唯一目的，那只能是走向内在的或者外在的灾难。
很显然，不幸福的心理原因有多种多样。但它们也有些共性。典型的不幸福的人是那种在年轻时被剥夺了某种正常满足，从而对这种满足的重视远远胜过任何其他的满足，以至于让生活偏向单一的方向，以及伴随而来的过分强调这种活动所带来的成就而不是活动本身。然而在今天，这种情况的某种进一步的发展非常普遍。一个人感到彻底的受挫以至于不再寻求任何形式的满足，只是一味地排遣和遗忘，变成了追逐享乐者。也就是说，他试图减少自己的活力以便让生活更容易忍受。比如说，酗酒是一种暂时的自杀，它所带来的幸福仅仅是消极的，是对不幸福的某种短暂的中断。自恋者与自大狂都相信幸福是可能的，尽管他们会采取错误的方式去追求幸福。但寻求酒精麻醉的人，在任何形式上都放弃了希望，只剩下遗忘。在这种情况中，首要的事情是说服他相信幸福是值得追求的。就像不幸福的人里面那些睡眠不好的人，就总是为此自豪。或许就像失去了尾巴的狐狸的那种自豪，只要指出如何能够长出一条新的尾巴就能治愈他们的不幸福。我相信，如果能够发现一种实现幸福的方法，那么很少有人会有意地选择不幸福。我不否认这样的人存在，但其数量还没有多到应该予以重视。因此我假定读者宁愿幸福而非不幸福。我不知道这本书是否能够帮助他实现这个愿望，但无论如何，我的努力是无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