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当世界迎来大变局，中国未来经济、政治当如何在风浪之中捕捉机会与空间？ 面向国内： 如何科学准确地理解双循环？ 为何说需警惕“封闭”，应坚持开放？ 如何躲避陷阱，面对日趋复杂的挑战？ …… 面向国际： 世界为何变得如此愤怒？ 如何正确认识当下复杂的国际形势及疫情后的世界格局？ 中国应如何应对美国打压？ 未来中国如何与美国共存？ …… 作者立足于后疫情时代的中国与世界发展格局，对中国面临的挑战与机遇进行详细阐述，为中国未来发展道路提供探索思路，为中国如何通过竞争国际规则制定权，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并且在国际治理过程中扮演一个大国应有的角色提供专业分析，给当下与未来以指引。
作者介绍
郑永年，中国问题专家，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博士，曾执教北大，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中国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国际中国研究杂志》（国际社会科学核心期刊）和《东亚政策》主编，罗特里奇出版社《中国政策丛书》主编和世界科技书局《当代中国研究丛书》共同主编。历任北京大学政治与行政管理系助教、讲师，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资深研究员，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教授和研究主任。先后获得美国社会科学研究会/麦克阿瑟基金会（1995—1997）和美国麦克阿瑟基金会（2003—2005）研究基金的资助。 主要从事中国内部转型及其外部关系研究。近年来，先后出版专著20多部。其中，英文著作7部、中文著作20余部，包括《中国模式（修订版）》《未来三十年》《不确定的未来》《技术赋权：中国的互联网、国家与社会》《中国的“行为联邦制”：中央-地方关系的变革与动力》《保卫社会》《通往大国之路》《改革及其敌人》等。先后在《比较政治研究》《政治科学季刊》《第三世界季刊》等国际学术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
部分摘录：
中国当前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1] 2020年10月，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召开，深入分析了我国发展环境面临的深刻复杂变化，认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如何理解中国发展的战略机遇？立足“十四五”新起点，中国又该如何把握新机遇，创造发展新红利？
外企不会主动放弃中国市场 首先，从中国国内情况来看，市场规模巨大，经济潜能依然很大。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最大的贸易国，拥有全球最庞大的14亿人口，其中中等收入群体至少有4亿人，相当于美国总人口，消费升级势头强烈。中国正在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巨大的市场潜力和民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为中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
其次，从国际发展的大环境和大趋势来看，世界经济开放发展与经济全球化仍然是必然趋势和客观规律。西方的企业在中国投资，最根本的原因还是为了赚钱。资本是逐利的，中国市场的规模已经在逐步接近美国市场的规模。如此大的体量，没有一家企业会主动放弃在这个市场中分得一杯羹。
中国已可主动创造“战略机遇” 根据美国著名经济研究机构彼得森智库的统计数据，过去两年有6000亿美元流入中国。我和美国驻华商会交流，没有一个企业想离开或自愿离开中国。从历史上看，是白宫听华尔街的，而不是华尔街听白宫的。
从国际机遇来说，过去中国是被动地接受了“战略机遇”，即given international relation。随着中国的崛起和在世界体系中地位的上升，中国已经从被动转向了主动。也就是说，今天的中国已经有了很大的能力主动在世界舞台上为自己创造“战略机遇”，而不是像从前那样，经常受制于外部环境。只要中国坚持做好自己的事情，同时坚定不移地扩大对外开放，用更大力度的开放打造更加有利于公平竞争的投资环境，与世界各国分享发展机遇，就能为自己创造更多全球化红利。
疫后“有限全球化”倒逼中国制造升级 “十四五”时期，中国经济将进入从高速度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的历史攻关期，如何加快形成国内高端产业链布局，尽快掌握“卡脖子”核心技术，是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疫后世界将进入“有限全球化”阶段，从客观上倒逼“中国制造”转型升级，向产业链中的高附加值环节发展。这也是在新的战略机遇期里危中寻机的题中之义。
尽管中国是工业门类最齐全的国家，什么都能生产，而且生产量很大，但长期以来产业链偏低端，附加值低，不掌握关键的核心技术，因此，地缘政治一旦发生变动，就会受制于人。从现在开始，要加快形成国内高端产业链布局，尽快掌握核心技术，摆脱对外部产业链环节的技术依赖，真正拿出更多整装的“中国制造”产品。
外部压力比内部压力更有效 一个产品99%国产化，但1%的核心技术掌握在人家的手里，还是不行。汽车工业发展那么多年，原创性的东西有多少？我们的飞机发动机是别人的，航天领域的很多芯片也是别人的，这些东西中国是会做的，但是没有压力就做不出来。所以，来自外部的压力比内部的压力更有效。
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将深刻影响地缘政治。全球化不会停止，但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超级全球化”渐近尾声，进入“有限全球化”阶段，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面临新布局。目前有的国家已经开始把涉及国家安全的技术牢牢掌控在自己手里，或者分散风险，尽量把产业链放在不同国家。从短期看，“有限全球化”无疑会对中国经济产生较大冲击。但从长期看，中国将从“有限全球化”中获益：一方面，西方产业不可能全部撤离；另一方面，目前中国是世界上产业链最齐全的国家，而且国内市场广阔，中国企业不仅可以占领西方企业留下的产业链空间，还可以向产业链中的高附加值环节发展。
政府市场协同，扶贫成效显著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现了让近8亿人口摆脱绝对贫困，这在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中国在脱贫攻坚过程中充分发挥政府与市场的作用，在强调社会二次分配的同时更加注重一次分配的作用，这一点值得世界其他国家借鉴。下一步，在精准扶贫的基础上，要控制相对贫困人口的数量。全球化的过程创造了巨量的财富，但也带来了所有国家财富差异的扩大以及贫困家庭的增加。这也是为什么西方国家这几年民主革命崛起，还有一些欧美国家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或者经济民族主义。
西方调控经济手段有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近8亿人口脱贫，正是因为中国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加入全球化浪潮，这与西方国家贫困家庭增加的情况恰恰相反。为何会出现不同情形？
在欧美国家，资本主导一切，政府没能在收入分配和社会公平方面起到应有的作用。实际上到现在为止，西方国家政府干预经济的手段仍十分有限，一个是货币政策，另一个是财政政策。
而中国除了货币政策、财政政策，还有更多的调控手段。而且中国一直在鼓励民营企业的发展，这些企业对扶贫大有好处。当一个人失业了，光靠政府二次分配，很难过上比较体面的生活。而通过劳动所得，能够实现社会发展与扶贫的双赢。
要做好扶贫，需要发挥好市场与政府的作用。市场是做大饼的，政府是分大饼的，光强调政府“分大饼”，就会导致绝对平均主义。只有处理好市场与政府的关系，两条腿走路，双管齐下，扶贫才有希望。
壮大中等收入群体，畅通“内循环”关键 一定规模的中等收入群体是社会稳定的根基。未来五年，中国需要特别重视培育、壮大中等收入群体，这关乎中国经济扩大内需、推动内循环、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否成功，也关乎中国能否避免落入泰国、菲律宾及拉美那样的中等收入陷阱。
一直以来，中国拉动经济靠“三驾马车”，但现在“三驾马车”中，外贸受到疫情的巨大冲击，基建在经历过去多年的大规模投资后已经出现边际作用递减。要拉动经济，主要靠消费，这就意味着要进一步减少贫困人口、壮大中等收入群体，使消费力得到更大释放。
中国目前有4亿左右的中等收入人口，大约占总人口的30%，与发达经济体还有差距，但也意味着有巨大潜力。试想，如果中国的中等收入群体占比也像美国那样达到50%，那就是有7亿中等收入人口，这得造就多大的市场？
未来五年，中国应该通过提升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水平、稳定中等收入群体的制度保障等手段壮大中等收入群体。改革开放之后，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中等收入群体的确成长很快，但缺乏制度保障。今天的中等收入群体说不定明天会变成贫穷阶层，小孩上学让他们变成孩奴，买了房子变“房奴”，家人得个重病可能倾家荡产，因为没有保障。所以，要把社会建设做起来，把社会保障做起来。
提升“软基建”，加强社会保障 中国这一轮发力的关键应当在于“软基建”，通过发展医疗、公共卫生、教育、公共住房、医院、老人院、都市停车场等加强社会保障。不解决“医疗、教育和住房”这三座新大山，穷人很难真正脱离贫困，中等收入群体就没有制度基础，也没法激发消费力。培育中等收入群体，在未来三五年、十来年很关键，一旦经济发展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就可能做不起来了，因此事不宜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