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八个成员，八种视角：曼家族的故事还从未被这样讲述过。 托马斯•曼的文学作品力压他的竞争对手，也像阴影一样笼罩着他的家庭。夫人卡蒂娅让他全无后顾之忧，不让孩子们烦扰到他。毕竟他们的言语也是相当尖锐的。长女艾丽卡的爱和她的恨一样鲜明热烈。漂亮的长子克劳斯想成为像父亲一样遐迩闻名的作家。害羞的戈洛在远离家庭的地方默默寻找自己的幸福。米夏埃尔想成为大音乐家，必须和自己的暴躁脾气和家里的高要求对抗到底。父亲的至爱，伊丽莎白，和动物交谈并拯救世界。而这一切都折磨着无所事事的莫妮卡。这些兄弟姐妹在爱情和毒品中实验着他们的人生，挥霍着父母的金钱，也严肃地对抗着希特勒。无论命运将他们带向何方：曼家族同心同德，曼家族相生相克。 蒂尔曼•拉姆对数百份信件、日记和记录进行了考证研究。他给我们讲述了一个人们从未读到过的扣人心弦的家庭故事：家庭生活中的各种深渊与辉煌的文学成就，从反对希特勒的斗争到政治上的谬误，从妒忌、毒品到个人的不幸，从这个“传奇之家”的成功到他们自己为世人塑造的和谐家庭的传奇。
作者介绍
蒂尔曼·拉姆曾在基尔大学和伯尔尼大学专攻日耳曼语言文学、历史和哲学，曾担任《法兰克福汇报》文艺版编辑，目前在吕讷堡大学讲授文化学。拉姆潜心研究曼氏家族多年，2009年发表了著名的戈洛•曼传记。为撰写《传奇之家：托马斯•曼一家的故事》一书，他对曼氏家族的全部书信往来进行了研究，这些书信大部分都不为世人所知，目前已由他和霍尔加•皮尔斯（Holger Pils）、凯尔斯廷•克莱因（Kerstin Klein）整理出版。
部分摘录：
一个德国家庭（1922～1932） 诗人家里造反了。托马斯·曼的两个大孩子反了。艾丽卡和克劳斯·曼反正拿学校和他们的老师都不当回事。他们跟“公爵公园团伙（Herzogparkbande）”一起给他们的慕尼黑邻居带来恐慌。面对警告和善意的劝告，他们彬彬有礼，却不予理睬。两位家长本不想干涉，最终却只能痛下决心作最后的决断。
起初尽是些鸡毛蒜皮的事。输掉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革命将旧秩序打得稀巴烂，在这期间，艾丽卡和克劳斯·曼于1919年1月1日跟他们的朋友里奇·哈尔加藤（Ricki Hallgarten）成立了一个戏剧团，他们自称“德国业余哑剧团（Laienbund deutscher Mimiker）”。不久就有一批青少年加入，像格蕾特·瓦尔特（Gretel Walter）和洛蒂·瓦尔特（Lotte Walter），她们是音乐指挥布鲁诺·瓦尔特（Bruno Walter）的女儿，曼家的邻居和朋友；此外，还有威廉·埃马努埃尔·聚斯金德（Wilhelm Emmanuel Süßkind），他要大几岁，对文学着迷；两个弟妹莫妮卡和戈洛·曼不时也被允许参加演出。戈洛在莱辛的《明娜·冯·巴尔赫姆》（Minna von Barnhelm）里扮演悲伤中的妇人这一角色，引人捧腹大笑，非常成功。
不久，年龄大一些的哑剧演员就扩展了他们的舞台。艾丽卡、克劳斯和瓦尔特的女儿们在慕尼黑的有轨电车里或马路上演出，向人们表演所谓现实的情景，表现人们如何残暴地折磨动物，又是怎样害怕凶巴巴的男人发出的威胁；他们打电话搞恶作剧，艾丽卡因其天才的模仿能力而令人叹服；他们还屡屡去商店偷东西，手段愈发高明。原本当作小打小闹的玩耍变成了刑事犯罪行为。[1]他们的登峰造极之作是一次庆典。这场庆典是“公爵公园团伙”为向一位成为朋友的演员致敬而举办的，那是1922年年初，所有食品都是偷来的，无一例外。事情被抖搂了出来。两位家长算是受够了：他们把16岁的艾丽卡和15岁的克劳斯送进了一所寄宿学校。
让父母劳神操心的并不止老大和老二。1909年出生的戈洛·曼上的是赫赫有名的威廉文理中学四年级（相当于现在的八年级），他在复活节拿到了全年的成绩单。戈洛留级了。班主任在“特别成绩单”上写道，毫无疑问，戈洛是有天赋的，但因为在希腊语和数学方面“特别懒惰”，所以得了“不及格”。“他试图通过耍滑头和玩计谋——在这些方面他非常有创意——来掩饰其懒惰。”[2]戈洛此时13岁，从很小的时候起就听别人说他长得丑陋，而且笨手笨脚。家里的哥哥姐姐谈吐幽默，风度翩翩，调皮捣蛋，非常招人喜爱，戈洛在他们面前很难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现在他又遭遇了这样一场滑铁卢，拿着一张留级的成绩单回家了。
莫妮卡是曼家的第四个孩子，生于1910年，她也不是让人觉得能够以优异成绩完成学业的学生。有一回，母亲在给父亲的信中写道，这个耽于梦想、往往游离于主流之外的女儿是个“可爱的小蠢货”，这一评语就其核心而言十分中肯，最多是所用的那个形容词还可以商榷罢了。[3]1922年5月，莫妮卡上了慕尼黑路易森文理中学的二年级（相当于现在的六年级）。用她母亲的话来说：“莫妮（Moni）[4]跌跌撞撞地进了二年级。”[5]
霍赫瓦尔特豪森山地学校（Bergschule Hochwaldhausen）是一所位于富尔达（Fulda）附近的教育实验寄宿学校。去后没几个星期，克劳斯·曼给家里写了一封信。圣灵降临节的那个周末，他跟艾丽卡一起坐车去了法兰克福的几个熟人那里。他们在那儿猛吃了几顿，看了几场话剧，好好犒劳了一下自己（“远远超过了慕尼黑的水平”）。但乘车、吃饭、话剧票和小费贵得很。他马上需要100马克，这比曼氏家里的女佣每月所挣的钱差不多要多出一倍。[6]克劳斯·曼说，他们事前没来得及征得父母的同意：因为这一切都是临时决定的。艾丽卡·曼在信里补充了一句说，弟弟可能没怎么拿100马克“当回事”。“但这一切实在是太棒了。”[7]
过了不久，克劳斯·曼写信讲述寄宿学校的生活，没谈到多少好事。高年级的学生造校领导的反，曼家的两个孩子都给予了积极的支持。就连参加话剧表演也没能让他们俩感到这个不受人待见的寄宿学校变好了一些。克劳斯·曼和艾丽卡·曼在毕希纳（Büchner）的《莱昂斯和莱娜》（Leonce und Lena）一剧中担任主角，该剧将在学校演出。尽管如此，他们俩还是一门心思想走。克劳斯·曼在写给家里的信中说：“对我们来讲，待在这里倒不完全是让我们伤心，而是完全徒劳无益。”回到慕尼黑才是唯一正确的选择。“我希望在这里重新找到我那久违的力量，找到可能掩藏在德国体操教育背后的弱点。”他学的东西太少了，而那些“该死的‘实际劳动’”就跟这里吃的饭菜一样，他一点都不喜欢。克劳斯还写道，他在想，“慕尼黑（除了上学以外）曾经给我们提供了多少好东西呀”。[8]
父母束手无策。“我们让你们去，这一决定可不是草草率率作出的”，卡蒂娅·曼在给艾丽卡的一封信中这样抱怨道。要是克劳斯现在“随随便便地写信声称，他在考虑慕尼黑给你们提供了什么，霍赫瓦尔特豪森又提供了什么，所以他觉得你们待在那里纯粹是徒劳无益的事情，这种看法就不完全正确了”。她还写道，在此期间已经收到了山地学校校长奥托·施代燮（Otto Steche）的一封信。对艾丽卡，校长的评价“非常积极”。“他对克劳斯的性格进行了描述，我觉得绝对贴切，虽然这些描述并不能让我感到开心。”卡蒂娅·曼写道，父母把他们俩送到寄宿学校的理由至今仍然成立，“只有你们确确实实地改变了自己，不再去偷偷摸摸地拜访那些电影和话剧演员，不再说任何谎话和进行任何欺骗，不再跟瓦尔特家的人去干那些蠢事……我们才有可能开开心心地在一起生活。”[9]
图1 克劳斯和艾丽卡·曼扮演莱昂斯和莱娜
过了不久，克劳斯·曼和艾丽卡·曼离开山地学校，回到了慕尼黑。山地学校校长奥托·施代燮接受了这一教训。他不想跟处在青春期的大城市孩子再有任何关系，关掉了他们寄宿学校的高年级班。
不管孩子们怎么闹腾，做父亲的都不闻不问。教育孩子完全由母亲负责，这一点，威廉文理中学在关于克劳斯·曼的报告中就已明确指出，且不乏批评的口吻：“作为父亲，作家托马斯·曼从来不过问他儿子的事情。”[10]家里的各种事情，从开销和用人，到越来越多的财产事务，所有这一切都由卡蒂娅·曼掌管。但最重要的是，她要保障丈夫在工作上不受干扰。家庭琐事一般都不会去打扰托马斯·曼的写作世界，即便有，也是经过筛选的。他一旦要写作，那么悠悠万事，安静为大——这对一个大家庭来说可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此时，这个家庭有六个孩子，四个用人，还有一个当作家的敏感父亲，他的书房是这座位于慕尼黑波辛格大街（Poschingerstraße）的华丽别墅的中心。
托马斯·曼经历了一些艰难的时期。1901年26岁时，他发表了其成名长篇小说《布登勃洛克一家》，讲述一个商人之家衰亡的故事。知情者从这个故事里能看到作者本人在吕贝克家庭的影子。从《布登勃洛克一家》的首次发表到现在，已经过去了20年的光景。第二部长篇小说《国王陛下》（Königliche Hoheit）发表后，批评家们总体反应冷淡。有些创作计划只停留于一个框架。这些年中，托马斯·曼本人对一些事情当然不太满意，但他的中篇小说《死在威尼斯》（Tod in Venedig）却犹如参天大树般挺拔。小说叙述一位正在老去的著名作家的故事。这位作家在威尼斯爱上了一个年轻人，并放纵自己的情感，虽然保持着距离，但连失去自己的尊严也在所不惜，并因此而死去。这是一部杰作，这一点，托马斯·曼自己很清楚：“这一次我好像在这本书里达到了某种完美的境界。”[11]托马斯·曼还开始了一部短篇小说[12]的创作，故事发生在瑞士的一所高山肺病疗养院里。《魔山》（Zauberberg）的灵感来源于卡蒂娅·曼在达沃斯（Davos）一家疗养院的长期疗养。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托马斯·曼不得不中断了这篇小说的写作。
突然间，这位雄心勃勃的作家内心有一种冲动，要在政治上表明观点，而至此为止，其作品和思想无不围绕着美、艺术家以及小人物这些主题而展开。托马斯·曼为战争所作的贡献是在书案旁，在几位有文学头脑的医生的帮助下，他无须真正奔赴战场去厮杀，而是以爱国檄文为形式，为战争和德国的专制国家进行辩护。
托马斯·曼的兄长海因里希·曼（Heinrich Mann）跟他的见解完全不同。战争爆发前不久，他新创作的长篇小说《臣仆》（Der Untertan）的第一部分在一家杂志上连载。这部小说极尽犀利的讽刺，鞭挞皇朝统治下的德国专制精神。战争开始后，那家杂志停止了小说的连载，该书未能付梓。在一片战争的狂热之中，托马斯·曼也未能免俗，海因里希·曼的批判立场孤掌难鸣。兄弟阋墙，文学上的竞争，旧日的诋毁，跟政治上的对立夹杂在一起。接下来是敌对的沉默，历经数年。在这段时间里，托马斯·曼写下了《一位非政治人士之观察》（Betrachtungen eines Unpolitischen），这是一篇关于精神与政治问题的政论文章，内容越写越广泛。托马斯·曼以600页的篇幅攻击西方的启蒙式民主并且不指名道姓地抨击自己的兄长。1918年秋，德国早已输掉了这场战争，托马斯·曼却发表了他的这篇超长文章。
1922年新年伊始，兄弟俩又言归于好，起因是海因里希·曼生了一场大病。托马斯·曼从心底里开始向魏玛共和国靠拢，并因此向这位兄长靠近，而后者因他的《臣仆》一书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成为这个崭新的民主国家的精神代表之一；而这一角色恰恰是托马斯·曼也正在追求的。他把自己看作天生的主流派代表，而不是反对派人物。兄弟俩和好后不久，托马斯·曼在法兰克福的“歌德周”开幕式上认识了来自社会民主党的总统弗里德里希·艾伯特（Friedrich Ebert），开始走上民主的道路。
孩子们呢？在寄宿学校经历了一次短期历险后，艾丽卡·曼要重新去慕尼黑的路易森女子文理中学上学。她的入学考试勉强合格。弟弟克劳斯的情况要复杂多了。他在学校的学业比姐姐差得更多，对于家长或老师们的警告，他更不愿意听从。克劳斯想成为作家，为什么要中学文凭？父亲不也没有吗？卡蒂娅·曼看不到儿子在学业上会有功成名就的可能，如果考虑到克劳斯在学校以外所能“接触到”的一切，在慕尼黑就更没什么指望了。
8月，母亲跟克劳斯一道去位于博登湖（Bodensee）畔的萨勒姆王宫寄宿学校（Internat Schloss Salem），想看看儿子能否在那里继续他的学业。此时，托马斯·曼坐车去了波罗的海。显然，他是跟重归于好的兄长海因里希一起去的。反正卡蒂娅·曼有点担心。“我实在有点好奇，”她写信给丈夫时说，“你跟海因里希一起长时间到处旅行，情形会是怎样。到现在为止，你一般跟他在一起最多待上个把小时，这次可是个大胆的实验了。千万别发火，但也别让他主宰一切。”她还谈到萨勒姆王宫寄宿学校的事。卡蒂娅写道，“总体印象还不错”。主要是学校校长库尔特·哈恩（Kurt Hahn）让她深感敬佩，他对“教育事业的态度似乎异乎寻常的认真，令人觉得高尚，极具感染力”。哈恩曾经担任德意志帝国最后一任首相马克斯·冯·巴登亲王（Prinz Max von Baden）的最重要的谋士。1920年，他在马克斯亲王的巴洛克式宫殿建立了一所普通学校和一所寄宿学校。哈恩对克劳斯“震惊不已”，卡蒂娅·曼在信中继续写道。尽管如此，哈恩却拒绝接受克劳斯在萨勒姆就学。寄宿学校的集体生活和作为重点的体育锻炼并不适合他。按照哈恩的说法，萨勒姆的其他学生“一般都是那种头脑简单或单纯的”，克劳斯在他们中间肯定会感到“十分孤独”。哈恩建议这位“非常优秀但容易遭受挫折的男孩子”去奥登瓦尔特学校（Odenwaldschule），他愿意给那所学校写封推荐信。[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