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本书考察了战后日本关于民族主义和公共性的论说，梳理了其从战败到1970年代初的变迁。所用史料涵盖了日本战后主要政治学者、政治党派、政治运动的观点，不仅探讨了丸山真男、大塚久雄、竹内好、吉本隆明、江藤淳、鹤见俊辅等战后知识分子的思想，还涉及了宪法问题、旧金山媾和、战后史学运动、战后教育运动、安保斗争、全共斗运动等领域。展示了日本人在战后如何面对自己的战争经历和记忆，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了怎样的思想和政治。
作者介绍
小熊英二，庆应义塾大学综合政策学部教授，著有《単一民族神話の起源：「日本人」の自画像の系譜》《「日本人」の境界――沖縄・アイヌ・台湾・朝鮮：植民地支配から復帰運動まで》《1968——若者たちの叛乱とその背景》《社会を変えるには》《生きて帰ってきた男――ある日本兵の戦争と戦後》。
部分摘录：
“在战败后的日本，整个社会都失去了人类应有的面貌。”
“资源贫乏、人口过剩、没有军备的日本在今后的世界中究竟具有怎样的存在价值？这是一个多数日本国民至今仍然无法回答的问题。”
加藤周一与丸山真男在1956年和1951年发表的上述言论中，提出了一个时至今日仍然被反复谈论的话题。[1]很显然，这个问题就是战败后的“日本”及“日本人”形成了一种怎样的价值体系及民族认同。
本书的主题便是验证“战后”日本关于民族主义与“公”的言论，并阐明其变迁过程。
两个“战后” “战后日本富裕了”，这句话在当代经常被人们提起。然而，所谓“战后”究竟是指哪个时期呢？
首先，战败后的日本历经十载，才于1955年将战争中大幅下降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恢复至战前水平。如果将1954年及其以前的时期定义为“战后”的话，恐怕不得不承认“战后日本贫穷了”。其次，“奠定战后日本政治基础的五五年体制”也经常被人们谈论。很明显，“五五年体制”确立于1955年，那么“战后”自然也就不包括1954年及其以前的时期。在1956年的日本经济白皮书中，出现了“如今已不再是‘战后’”这一成为当时流行语的内容。也就是说，将1955年作为“战后”的终结是当时人们的普遍认识。在这个“战后”终结的同时，以“五五年体制”及“高速经济增长”为象征的另一个“战后”开始了。
如果暂且将这两个“战后”称为“第一战后”与“第二战后”的话，那么“战后日本富裕了”中的“战后”很显然是指后者。“第一战后”与“第二战后”在诸多方面存在差异。正如本书第七章将要论述的，1948年日本的平均个人所得不过100美元，而美国则高达1269美元，斯里兰卡也有91美元。因此，应将日本归为亚洲“落后国家”的看法在当时成为主流。
这里可以提出一个假说，即从“第一战后”到“第二战后”，有关日本民族认同的讨论发生过某种质的变化。
首先可以想到的，是“第一战后”的日本被视为亚洲的“落后国家”，而“第二战后”的日本则被看作与西方诸国并驾齐驱的“发达国家”。其次，也容易想象“近代化”一词在“第一战后”曾被视为努力追求的梦想，而在“第二战后”则成了不愿言及的既存秩序。
除此之外，“第一战后”与“第二战后”还有一个不同点，那就是秩序的稳定性。“第一战后”的时代特征，是源自战后的贫困和以黑市为代表的无政府状态。极度严重的通货膨胀、众多企业的相继倒闭、政治家与财界人士不断被整肃、人们社会地位的巨变，这一切都使未来变得难以预料。作家小田实在1965年回想战后初期的情景时说：
被戏称为东大毕业生“老巢”的政府机关已成明日黄花，同样是东大毕业生云集的大型企业在经营上也是举步维艰。与此相反，黑市却人满为患。没有学历且一无是处的“白手起家派”大把地点着钞票，而东大毕业生和上班族却已经到了食不果腹的境地……
那时，一位在公司工作的“东大出身”的熟人告诉我，曾经有个年轻人到公司来，就是否应该上大学的问题征求他的意见。而他立刻回答道：“现在上大学又有什么用呢？不如尽早走向社会参加工作。”之后他又半劝诫半自嘲地补充道：“今后的时代，是一个实力重于学历的时代。在民主的社会中人人平等，（此后又略微压低了声音说）我自己不也是东大毕业嘛。”
实际上，当时供职于一家大公司的他同样在为是否应当辞去现在的工作，然后与朋友另起炉灶而犹豫不决。当然，对于如今已经成为某大公司领导的他而言，自己当时的情况也许只不过是一时“糊涂”罢了。[2]
以上事例可以这样理解：在贫困与改革时代的“第一战后”，人们对于“民主主义”及“平等”的印象有时与“平均主义”有很大区别。但在社会秩序稳定后的“第二战后”，以“民主主义”为代表的“第一战后”的词语失去了曾经的反响，人们在战后初期的那种想法往往被看作一时“糊涂”。
在“第一战后”，社会秩序还处于不断变化的阶段，未来的一切都还是未知数。关于1950年代的回忆，柄谷行人在1999年的一次对话中谈道：“‘现实可以被改变’这一观念切实地深入人心”，然而“当日本进入高速经济增长时期，尤其是东京奥运会召开之后，社会环境本身发生了改变，而舆论批评却越来越难以跟上这种变化”。[3]
在“第一战后”与“第二战后”，同样的词语却带来了不同的反响，这与本书的主题也有一定的关系。也就是说由此可以提出以下问题，即人们对“国家”与“民族”这类词语的理解在“第一战后”与“第二战后”是否也存在差异呢？
所谓“第一战后”，即社会秩序还未稳定，“现实可以被改变”的观念切实深入人心的时代。那么在这个时代，作为秩序的一种体现形式，“国家”一词给人以何种印象呢？除了作为以压制个人为前提的体制外，在某种程度上是否还被视作可以改变的“现实”的一部分呢？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爱国”一词又是如何发挥其影响的？它与腐朽变质前的“民主”又有怎样的关系？如今人们常常会评价“战后的民主主义否定了爱国心”，那么“民主”与“爱国”之间的关系果真如此吗？
对战后民族主义的相关观点及言论进行考察，同时也是探索这些问题答案的过程。这当然也可以被看作对战后的“国家”与“个人”之间，或者“公”与“私”之间关系的相关言论进行再思考的过程。
“战后民主主义”的“词语” 在1997年成立的保守团体“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中负责公民教科书撰稿工作的佐伯启思曾主张：“所谓战后的民主主义就是否定国家，一切从个人出发”，并于2000年发表了诸如“战后日本的民主化，是在美式观点言论、美式思维方式、美式框架中完成的”、“战后的知识分子几乎都是‘西方的崇拜主义者’，从党派性质上看又是左翼进步主义者，他们组织市民运动等”、“左翼以近代主义及进步主义为前提，因此左翼知识分子期望通过西欧实现自身的特权化”等言论。[4]
此外，曾担任“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会长的西尾干二也在1999年出版的《国民历史》中，批评战后日本的知识分子被“共产主义是和平势力的信念”所迷惑而无法认清现实，“战后民主主义”是由大正时期的“教养主义更改而来，是新的政治无知的重演”。[5]
通过以上言论，可以对“战后民主主义”进行如下描述：“战后民主主义”是否定“国家”而重视个人的世界市民思想，是受了美国影响的“近代主义”及“西方主义”，抱有对共产主义的信仰，是“大正教养主义”的延续。
然而，这些描述中存在一些矛盾之处。比如受美国影响又信奉共产主义，这怎么可能呢？
后文将会提到，战后日本共产党奉行“反美爱国”的民族主义路线，一度猛烈抨击“近代主义”及“市民”。日本共产党不仅从冷战理论出发与美国激烈对立，还将“近代市民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等同视之，并主张应当超越这一阶段。
后文还会提到，如今被统称为“战后民主主义者”的战后知识分子，实际上大多与共产党保持了一定距离。并且，他们总体来讲都对“明治时期”持肯定态度，而对“大正时期”持否定态度。与大正时期民主主义一脉相承的政党政治，在1930年代因腐败而最终土崩瓦解，此后日本便迅速转入战争体制。目睹了这一切的“战后民主主义者”，自然不想将自己的思想主张与“大正时期”扯上关系。
此外，在1997年出版的《战败后论》中，评论家加藤典洋在讨论1946年《日本国宪法》审议问题时举出了“明治时代”美浓部达吉曾反对该宪法的例子。加藤依据这个例子，描绘出了对美国占领下实施的民主化中的矛盾有清醒认识的“明治派”，与通过自我欺骗来掩盖这种矛盾的“大正派”及“昭和派”间的对立。[6]
然而，如第四章所述，当时的议会中日本共产党也是反对《日本国宪法》的。此外，作为“战后民主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以主张全面媾和论而闻名的贵族院议员南原繁也对《日本国宪法》持反对态度。但这些事实加藤均没有提及，也就是说，加藤在归纳“革新派”这一概念时忽略了日本共产党及南原繁等势力。
显然，佐伯、西尾以及加藤的思想倾向是不同的。然而，他们都是在1955年以后长大的，在思想上又都未经历过“第一战后”。他们的个人思想形成于“第二战后”，看待“战后民主主义”的角度也具有那个时代的特点。
实际上，“战后民主主义”这一说法也是1960年前后才出现的。而生活在“第一战后”的人们，当时却未对存在于这一时代的各种运动及思想有一个概括性称呼。所谓“战后民主主义”，是“第二战后”的人为了表述“第一战后”而创造出来的，但这种表述有时过于简单，并经常与事实相左。
这种现象的发生，并不只是由于佐伯、加藤等人对丸山真男及大塚久雄等思想家的著作没有全面透彻理解。因为在“第一战后”与“第二战后”，人们对同一词语会产生不同的理解。就像本书所要论述的那样，“市民”、“近代”及“民族”等词在“第一战后”的意思常常与“第二战后”有所不同。如果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那么即使阅读同一篇文章，其理解也可能与当时的人们截然不同。
即便在战后思想的研究者中，也有许多人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思想史学家都筑勉1995年出版的《战后日本的知识分子》便是一个例子。在该书中，都筑使用“市民社会青年”一词，将丸山真男、大塚久雄、竹内好、清水几太郎等二战结束时正值而立之年的战后知识分子进行归类。[7]
然而正如本书将要论述的那样，在战时及战后有关马克思主义的言论中，“市民”一词与“资产阶级”曾被等同视之。因此，在马克思主义极具影响力的1955年以前，即便是所谓的进步派也不会将“市民”一词作为具有积极意义的词语使用。该词真正被作为具有积极意义的词语使用，是1950年代后半期，或者说是1960年安保斗争之后的事了。也就是说，都筑曾试图用1960年之后的词语解释1955年之前的思想家。因此，对于战后知识分子讨论“市民社会”的文章，都筑著作中的评价常有不够充分之处。[8]
那么所谓“市民”到底该如何定义呢？在1997年的一次座谈会上，评论家竹田青嗣、漫画家小林善范、社会学家桥爪大三郎等人指出了一个事实，即对“市民”一词的理解因人而异。[9]其中，桥爪认为“‘市民’是指遵守法律的人”，竹田认为“市民是不受阶层、宗教、人种、民族、信仰影响的在一定规则下的对等关系”，而小林的秘书金森由利子则表示“市民是一个让人‘厌倦’了的存在”。此外，关于对“市民”一词的理解，此次座谈会中还出现了诸如“一贯主张反体制的人”、“与社会变革运动毫不相关，只是安于稳定的市民生活的人”、“国家做什么我都反对，这样做我就是市民”等相互矛盾的看法。
针对同一词语的理解人们各持己见，在这种情况下对话和讨论很难得出结果。因此，竹田在座谈会进行到中途时讲道：“原来大家对‘市民’一词的理解各有不同啊。”并试图稳定会场秩序，但讨论还是在“市民”一词的概念悬而未定的情况下进行到了最后。此外，桥爪以战后新宪法的实施为例，提出“反对国家的人”这一对“市民”的解释已经极为普遍。至于这种前提是否正确，通过本书的考察应该可以得出答案。
我们所使用的语言，是在历史中产生并发展变迁的，其中也包括“市民”、“民族”、“国家”、“近代”等谈及民族主义及“公”时所必需的基本词语。本书对“战后”的重新思考，也是对这些词语在使用方法上经历了怎样变迁的重新探讨。同时，如今我们需要重新审视限制着我们的语言体系，为以新的视角与方式论述问题打下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