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本书以日记体的方式结构全篇，从2017年4月17日起，至2017年6月24日，每篇日记配备了一幅作者在牛津拍摄的黑白照片。作者用直白的文字和珍贵的黑白影像记录了其在牛津大学客座一学期的所见所闻所感，在书中，作者谈时局，谈生活，谈典故，谈童年，表达了对西方知识领域的思考和对人文价值的关怀。可以说，本书是他对时事、人文、历史和生活的洞见，是英式essay与中式小品的曼妙结合。
作者介绍
张力奋，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留校任教。英国莱斯特大学传播学博士。曾任英国《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副主编、FT中文网创刊总编辑、《FT睿》杂志创刊总编辑、英国广播公司资深记者、新闻主编。曾获亚洲新闻奖等国际奖项。牛津大学、香港大学等校访问学者/客座教授。著有《世纪末的流浪》（合著）、《黑白灰》、《历史的底稿》、《中国领导力》（合编）等。
部分摘录：
2017年4月18日周二 伦敦—牛津 晴
上午，复旦学长程介未开车送我去牛津。他比我年长。80年代，我们同在复旦念书，我读新闻系本科时，他从苏州大学考到复旦，在外文系读英美文学硕士。我们又先后赴英国读博士。他在诺丁汉大学，读比较文学，专攻法国解构主义大师德里达。我在莱斯特大学，读社会传播学。念完博士，两家移居伦敦，做过多年邻居。出国前，他已经去了华东化工学院（现在的华东理工大学），加盟新创立的文化研究所。该校有一位思想开明、推崇人文的院长陈敏恒先生，立志打造中国的麻省理工。80年代,中国曾有三位风评甚高但颇具争议的大学校长:除了陈敏恒，还有武汉大学刘道玉、武汉工学院朱九思。可惜，他们已被淡忘。
往牛津路上，车窗外，漫漫田野往后倒去，我有些怀旧，跟介未说起当年出国的旧事:1988年7月初，从上海坐绿皮列车到北京，妻子随行。记得到车站送行的，除了父亲、妹妹，还有大学朋友高晓岩、高冠钢、顾刚、何斌、叶铮。月台上，颇有古意的悲情。车轮慢慢滚动时，居然与电影里蹩脚的离别镜头相似，觉得此生再见也难。当时，去英国只有北京一伦敦航班，一周仅一个航次，且得中途加油。开放初期，留学生稀有，国家极为礼遇，颁公务护照，外加300多元置装费做西装，当时是笔巨款。我随带两只市面上最大尺寸的行李箱。为防行李爆开，绑了箱包带，像是英格兰的十字旗。都说英国物价极贵，能想到的都带上了，洋插队而已。一位留美的女同学王维写信叮嘱，买袜子，就买同一种颜色的。比如，一律黑色。丢掉几只，也永远配得上。我觉得有理，照办了。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现在。
查了当年日记，行李箱里，除了四季必备的衣物、被褥，清单如下:手帕、游泳裤、干电池、圆珠笔芯、音乐磁带（中国民乐）、国产胶卷、毛笔（墨汁不敢带）、日记本，还有信纸、信封和中国邮票。早出去的留学生告诫，英国的国际邮资很贵，可让回国同学捎信，事先贴上中国邮票，回国时丢进机场信筒即可。回国前，大家都会喊一声，当个邮差。信纸必须找最薄且不透墨迹的，可以正反两面书写，避免邮件超重。中国人好客，出远门总要带点礼物，送导师和异国友人。那年头，中国实在没啥可带的，还得不占托运行李的重量。最后，剪纸成为首选。包装虽粗糙，却是地道中国手工。同辈的留学生家中，或许箱底还能翻出当年没能送完的剪纸,夹在半透明纸里，色已半褪。这是集体记忆。
晚上航班。妻子和大学同学张小国、周长新到机场送行。北京机场安检时，手提行李中海关查出一把厨房用菜刀，可剁骨头，有些重量。海关念我头一次出国，不懂规矩，决定宽大处理。他们给菜刀套了个透明袋，标上我名子，移饥组，1化敦降落前交还我。中途先在中东沙迦补足航油，印象中只有免税店满目的黄金饰品。又在瑞士苏黎世经停，飞伦敦。万米云端之上，忽见曙色，从微明到喷薄，深紫、橘红、粉彩、橙黄，到天鹅绒蓝。天穹尽处，可见地球伸展的曲面。飞近英吉利海峡，漂亮的国航空姐提着装有菜刀的透明塑料袋，像在展示艺术品，边走边找主人。乘客好奇，转头张望。我尴尬地举手，领回宝刀。四座惊叹。这把菜刀，作为留学的纪念物，跟随我到过剑桥、莱斯特和伦敦，于我有恩，一直留着。
首次坐国际航班，对一切都好奇和珍惜。下时，找把省下的塑料餐具、饼干都放进了背包。1978年改革开放之初，时任副总理谷牧率政府代表团访欧，也是他“第一次出国”，全程35天。很多高层官员带回了免费的酒店盥洗用品，甚至餐巾纸、手纸，与家人、同事分享。
四月的英格兰，如喂饱睡足的婴儿，地气回暖，田野一天天变绿，先浅后深，养眼的季节。满地金黄色水仙daffodil），树下、路边、湖畔、林间，跑遍你的视野。茎上花蕾，像个小脑袋，微风过时，颤颤地摇摆。水仙一入眼，香气弥漫，春天就实实在在降临了。不过，T.S.艾略特不会同意。他在《荒原》中说:“四月是最残忍的月份，孕育着丁香，在死去的土地里，混合着记忆和欲望，拨动着沉闷的根芽，在一阵阵春雨里。”
牛津的客座邀约原本定在冬天，我推迟到春日。在英格兰住了二十多年，仍难以忍受冬日的苍白。一早伴着昏黄路灯出门，下午4点就着昏黄路灯回家。严冬，日照吝啬，人的智商、情绪都弱，至少于我如此。
车里，正播着BBC新闻，哈里王子的独家访谈。英国王室的字典里，袒露情感是禁区，代表脆弱。这次他一吐为快，不再委屈自己。20年前，戴安娜王妃出殡前夜，我在她官邸肯辛顿宫（Kensington Palace）守夜采访。大铁门前，漫漫烛光，花海如山。平时内敛的伦敦人，踩着月色，默默穿流，有的索性在海德公园铺个睡袋，等候拂晓。白金汉宫前的“红色大道”（The Mall）上，13岁的哈里捏着一支玫瑰，外套显得过大，与父兄走在他母亲的灵柩后。那天，地球上数十亿人在电视上目睹了这场大众传播极盛时代的葬礼。碰巧，87年前的今天，英国新闻史上爆出过“今天没新闻”的奇事。1930年4月18日，广播的幼年时代:晚上8点45分是BBC例常的15分钟新闻，只听得男主播报告:“There is no news（现在没有新闻〉”。一首钢琴曲后，转播了正上演的瓦格纳歌剧《帕西法尔》（Parcifal）。那是BBC问世后第九个年头，新闻供应竟然中断了。
我留学英伦，得益于现已很少提及的中英友好奖学金（Sino-British Friendship Scholarship Scheme），也称包玉刚奖学金。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签署，1997年7月1日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祖籍宁波的船王包玉刚爵士有意设立奖学金，纪念香港回归。最后三方出资:包玉刚家族1400万英镑，中国政府1400万英镑（当年中国外汇储备薄弱，这是笔巨款），英国从其海外援助预算划拨700万英镑，并承担奖学金的属地管理。奖学金总额3500万英镑，为期10年。1987年启动，到1997年香港回归终止。
国门渐开。1984年，大陆留英学生800 人。1986年增至1400人。1986年6月，时任中共总书记胡耀邦访英，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与撒切尔夫人、包玉刚爵士正式签署奖学金备忘录。按照章程，奖学金分三类:博士研究生、访问学者、高级访问学者。其中70%授予科学/工程学科，25%颁给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最后5%留给医科。每年350名到420名中国研究生及学者将获奖学金，其中博士研究生100人，10年培养1000名博士。中英奖学金应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留洋计划，规模远超始于1909年的庚子赔款奖学金。十年间庚款共培养近500名留学生。其中80%攻读理工科，余下20%攻读法政、文史哲和经济。两大奖学金，时隔近70年，政制变动，由民国步入人民共和，但科学救国、救亡图存的理念一脉相承。出国前的初夏，我住在复旦教师单身宿舍。入夜，最真切的是走廊或窗外传来打字声“啪啪啪啪啪啪啪”，年轻的同事正准备出国成绩单或联系欧美大学，敲醒夜幕。当时，中国还在钢板刻制和油印时代，打字机是稀罕之物。啪啪击键声，那个时空，已成绝响。
车抵牛津城，近晌午。窗外闪过谢尔登剧场（Sheldonian Theatre），拐人霍利威尔街（Holywell St.），往前百十米，是我寄宿的新学院（New College）。我向门房报到，牛津的门房，向来是要地，英文叫 Porter's Lodge 。今天当值的看门人，瘦高个，英语纯正，客气地说，知道我今天抵达，递给我一个蓝色塑料圈，中间有片金属，这是房门钥匙，名叫Fob，像旧时上海点心店的筹码。我入住的是萨克楼（Sacher Building）。往左，沿着学院的古城墙，拐个角就到了。它是这所中世纪学院唯一的现代建筑:三层，两门洞，彼此相通。我住中区，二楼，二室。
房间，约10平方米，一张大书桌、单人床、沙发椅、衣柜、写字椅、记事板。墙上有三排简易书架。通透大窗，正对着斑驳城墙。房间虽现代，视野却古老。很幸运，我有独用的卫生间和淋浴，这在21世纪的牛津仍是礼遇。英式精英教育，从来受新教隐忍精神的浸染，这是英国版的“苦其心志，劳其筋骨”。20世纪30年代，牛津学生宿舍仍只能用“原始”两字形容。最惨的是寒冬，楼里没厕所，解决内急得跑几十级楼梯，出门穿越方庭，冲进目的地。为防万一，床底下藏个便盆，就地处理。那年头，英国劳工便宜，各学院雇了不少小帮工（Scouts），帮着打理宿舍。
20世纪60年代初，牛津扩招学生，宿舍吃紧。一位叫萨克的校友，为新学院捐了这栋楼。1964年落成时，时任牛津名誉校长、英前首相麦克米伦（Harold Macmillan）赶来剪彩。新闻照片上，他多半一脸苦相。牛津名誉校长（Chancellor）由师生表决产生，是终身制，做到归天。20世纪牛津名誉校长中，除了麦克米伦，还有前任哈利法克斯勋爵（Earl of Halifax），“二战”前的英国外相，也是张伯伦对纳粹绥靖政策的始作俑者。麦克米伦当校长26年，去世后，由前工党财政大臣詹金斯（Roy Jenkins）接任，后来他还出任了欧盟主席。詹金斯2003年去世，末任香港总督彭定康胜出，一直到现在。传统上，作为一校之主，名誉校长都是牛津校友，事关血脉和身份政治。哈利法克斯和彭定康，读的都是近代史，詹金斯读PPE（政治学、哲学、经济学），麦克米伦则攻读古典学（拉丁语、古希腊、古罗马）。
萨克楼的外观很普通。依牛津的传统和古典品位，它是立不起来的。牛津的辉煌塔尖，让这栋纯粹的功能主义建筑显得简陋、不入流。不过，英人是入世与出世兼容，该实用时则实用，是其国民性的精髓。
乔治街。我和介未找了家意大利餐馆。伙计先送上自制的柠檬汁，一小杯。我点了香煎三文鱼，介未要肉食。饿极，每一口边际效益都高。下午，学院发展部（Development Office）的乔纳森约在门房等我。所有英国大学都有此部门，主管募款、推广、校友联络、校际合作。他做向导，陪我在学院转一圈。他说，新学院的名字，已误导天下数百年。其实它很古老。建于1379年，创始人是温切斯特（Winchester）大主教威克姆（William of Wykeham）。14世纪中叶，欧洲流行黑死病，即鼠疫，死了数千万人。欧洲人口减少将近一半。英国虽有海峡隔离，仍未能逃脱厄运，大批教士在瘟疫中暴亡。对黑死病，教会归咎于“神谴”，即上帝对世人罪孽的惩罚。教会决定办学补充新血，传播福音。新学院的全名，是牛津温彻斯特圣玛丽学院（The College of St Mary of Winchesterin Oxford）。信息不畅，建院后发现同城已有学院以圣母玛利亚命名，即奥里尔学院（Oriel College）。为求区分，改名“New College”，这一叫就是600多年。
我们在一株巨大的紫藤（Wisteria）前停下。它盘缠着，攀缘在一栋老楼的屋顶，爬满三层高的墙面，跳过了窗台。春天是花期，淡紫色，蝶形花冠，垂沉下来。有阳光，它就怒放，讨你的喜悦。乔纳森说，学院现在有600多位学生，其中400多位本科生，200余位研究生，70多位院士（Fellows）和导师（Tutors），涵盖文理生物医学各科。在牛津，它是个大学院。穿过礼拜堂，是布满各式石雕的回廊，有垂直构图的怪兽或穴怪（Grotesque），也有历史上的杰出校友。他说，学院对牛津历史的贡献有三:它最早采纳哥特式方庭建筑（Quad或Quadrangle），与中国四合院神似，中间怀抱一方草坪，四围是建筑;它最早招录本科生;它是牛津唯一有古城墙穿越的学院。
他邀我去他办公室小坐，就在前庭那栋老楼，六百多年了。踩着松动的木楼梯，脚底吱吱作响，不知是哪个世纪的回声。窗外，林立的牛津塔尖，在蜜色的午后阳光下沐浴，洗过一般。乔纳森赠我一册院史图集，多是历史文献和老照片。我又掏15英镑买了《新学院600年史》。回到宿舍，门房送来一台冰箱，让我储藏鲜果汁、鲜奶。谢过门房。
黄昏，外出觅食。路过拐角的小烟纸店，照例是印度人开的。门前的报栏上，居然有《晨星报》（Morning Star）。其前身是英国共产党机关报《每日工人报》 Daily Worker），1930年创刊。英国最左倾激进的政党报纸，编辑路线仍追随英共的传统纲领，撰稿人多为共产党人、社会党人、社会民主党人和宗教人士。刚到英国时，好奇读过几期，很多熟悉的术语和口号。未料想，时过20多年，它还健在。报价1英镑，买下一份留存。今天走路，17698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