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这本书从19世纪初叶的女性权利行动开始，叙述了此后100多年中美国女性通过宣传、抗争、牺牲和与体制的种种互动，终基本实现权利平等的历史。女权运动是美国历史上伟大的社会运动之一，也是美国政治选举制度的发展历程中，女性为参政权所做的为时长且成功的抗争之一。 1866年初夏，当宪法中首次出现“男性”一词时，争取女性参政权的斗争就正式开始了。女权主义者不分寒暑，四处宣讲并组织参政权协会，对公众进行教育，在各个州进行参政权公投造势。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也让新的妇女组织形式得以出现：中产阶级妇女致力于在自己和需要帮助的商店、工厂女工之间架设桥梁。在她们的共同努力下，睦邻安置所、全国消费者联盟和妇女工会联盟这样的组织成立了，它们为女性劳动者带来了拥有资金、影响力和奉献精神的新同盟者。1903—1917年，以女性成员为主的工会发展起来了，这些工会至今一直是美国劳工运动的中坚力量。自1918年1月10日起，历时一年半，参政权修正案才送交参议院，尔后又经过14个月才获得批准生效。1920年8月，艰苦卓绝的斗争落下帷幕。 20世纪以来，急速上升的离婚率、持续存在的收入差距，以及女性艾滋病感染者的巨大数量，也让女权主义的内涵发生了变化。但在早期女权主义者经历的漫长旅程中，我们会找到绝望的解药，因为那是一个充满勇气、恒心和希望的故事。当我们走向下个世纪时，这个故事依然与我们息息相关。
作者介绍
埃莉诺·弗莱克斯纳，生于肯塔基州的乔治敦，是美国杰出的独立学者，妇女研究领域的先驱。她从小就显露出了对历史研究的浓厚兴趣，从斯沃斯莫尔学院毕业后，她继续在牛津大学深造。弗莱克斯纳于1936年加入共产党，从事社会和政治工作，这激发了她对女性议题的关注。整个40年代，弗莱克斯纳的生活完全被政治、工作和组织活动填满。这些事让她越来越了解工人的艰辛斗争，越发意识到性别歧视的严重性，也让她看到了社会运动的艰巨性。50年代初，弗莱克斯纳的想法从写一本关于女性历史的书，逐渐细化为写一本关于妇女参政权运动的书。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她找到了一种激情，找到了贯穿参政权运动的矢志不渝的决心、令人心碎的挫折感，以及无与伦比的兴奋之情。《一个世纪的抗争：美国女权运动史》不仅为读者提供了关于妇女权利斗争细致而精彩的叙述，而且呈现了从殖民时代开始的妇女历史经历的全景图。
部分摘录：
1800年以前的美国妇女地位 北美及其周边岛屿被发现之后的100多年里，来这里的欧洲人绝大多数都是男人。他们之中一部分人是探险家或航海家，从加勒比海到哈得孙湾，探索无数的沿海河口和海湾，寻找传说中通往中国的通道，或者寻找黄金。其他的是渔民，他们每年都会在河岸上捕捞大自然丰富的馈赠。还有一些人是捕猎者，他们在新英格兰和加拿大广袤而凶险的森林中与猛兽进行殊死搏斗。
一开始，开拓者们并不把殖民地当作久留之地。他们认为，新大陆的财富是唾手可得的。他们只要在这里稍做停留，就可以很快通过金粉或是烟草种植发家，荣归故里。北大西洋沿岸殖民地的这种状况，直到1608年安妮·福里斯特（Anne Forest）女士和她的贴身女仆安妮·布拉斯来到弗吉尼亚州才有所改变。安妮·布拉斯后来嫁给了工人约翰·雷登，这是转变的开始。再后来，伦敦的商人开始在弗吉尼亚州的殖民地进行投资。他们发现，如果只有男人，那么殖民地上就无法建立稳定的社区。男人们无法稳定下来，因为哪里有冒险，他们就会去哪里。于是，这些商人开始向殖民地输送妇女。1619年，一艘驶往殖民地的船运载了90名女乘客。“她们都很讨人喜欢，年轻纯洁……她们自愿卖身嫁作开拓者的妻子，卖身所得的钱就充当她们的旅费。”[1]
也许，一定会在殖民地找到一个丈夫的想法，成了她们旅途困苦的慰藉。她们想象着在殖民地有数百个单身汉都在对她们的到来翘首以待。但她们的生活是艰难的。弗吉尼亚州只是北美这片荒原的一个前哨。在这里，对抗瘟疫和荒野的战争从未停息过，并且还有来自印第安人的威胁，他们对白人的入侵深恶痛绝。
除此之外，还有更糟的情况。“五月花号”上共有101名旅客，其中有18名已婚妇女（包括3名孕妇）和11名女孩，她们更加不幸。1620年，“五月花号”出发，目的地是弗吉尼亚州。但是，船偏离了航线，最终在马萨诸塞州的海岸上登陆了。
“五月花号”上的开拓者和弗吉尼亚州的开拓者不太一样。除了契约奴仆、雇佣工匠和探险者，他们中还有逃避宗教迫害的逃亡者。许多人为了他们的孩子，举家迁往新大陆，让他们对新世界充满信心。[2]但是，即使是那些信仰坚定的女人，当她们看到11月怪石嶙峋的海岸，或者是在拥挤不堪、臭气熏天的船舱里忍受分娩的痛苦时，也免不了会畏缩。伊丽莎白·霍普金斯（Elizabeth Hopkins）在航程中已经产下一子，并给他起名为俄刻阿诺斯（Oceanus,希腊神话中掌管海洋的泰坦巨神）。在船驶进科德角湾时，苏珊娜·怀特（Susanna White）生下了一个女儿。而玛丽·阿勒顿（Mary Allerton）的儿子在开拓者们上岸之前就夭折了。最终，船靠岸，开拓者们登上海岸寻找落脚之地。但此时，人们发现，年轻的多萝西·布拉德福德（Dorothy Bradford）淹死在船旁。她是死于意外失足落水，还是看到岸上森林和岩石组成的可怕的壁垒而对生感到了绝望，我们不得而知。而她的丈夫，将要带领殖民地的人度过早期那些异常艰苦的岁月。
“就像黄蜂一样”，开拓者们紧紧抓住“大陆的边缘”。斯蒂芬·文森特·贝尼特（Stephen Vincent Benét）是这样描述第一个冬天的：
这是多么凛冽的天气，
在饥寒交迫中，做着苦力。
疾病来袭——不是疟疾，
而是维生素C缺乏病，还有寒冷带来的疾病……
这是多么无望的买卖，
在纷飞的大雪中，累折了腰，
在如注的雨水里，心被浇凉。
他们晕倒、死去，
但伐木、劈柴、生火，这些却都不能停止。[3]
男人劈柴生火，搭建“社区房间”和一些小木屋，女人照顾病人。春天到来的时候，“五月花号”上的18个女人只剩下了4个。20个男孩和11个女孩活了下来，只有6个孩子没有熬过冬天。
孩子们长大了。更多开拓者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也来到了这里。新的殖民地从缅因州一路建到了佐治亚州。它们慢慢开始向内陆延伸，逆着河流而上，穿过森林。一开始，不管是大家闺秀、女仆、工匠的妻子，还是契约女仆，她们所经受的艰辛都是差不多的。不论她们为何而来，不管是因为宗教、贫困还是牢狱之灾，她们都要面对摆在自己和家庭面前的生存挑战。因为这片土地，是从来不会轻易给人任何回报的。当男人们打猎、砍伐、建筑、耕种、和印第安人作战的时候，当他们一起商讨事务的时候，女人们彼此照料着，她们用并不专业的技巧为彼此接生，救治病人。她们从日出到日落都在忙碌着，把男人带回来的毛皮和肉变成急需的衣服和食物，她们也在男人开垦的空地上耕耘。她们需要为食物绞尽脑汁，因为和英国以及西欧相比，这里的天气严酷许多，冬天太冷，夏天又太热。
许多女人来到这里，是因为她们是开拓者的妻子或女儿。但要建立一个稳定的社区，要满足持续增长的劳动力需求，她们是远远不够的。解决问题的办法，一个是黑奴，另一个是雇用更多契约奴仆。
后来，不少人都是自愿来的，因为在英国的生活毫无指望。他们签下五年到七年不等的劳务契约，并用所得偿还旅费。在契约期间，他们受到严格的限制：他们所犯下的任何罪行都要比自由人受到更严厉的惩罚，而且他们的契约时间也可能延长。这一切都是悬在他们头上的一把利剑，让他们不敢轻易从主人那里逃走。没有主人的同意，他们也不能结婚，或从事任何职业。这些人在契约期间，几乎和奴隶无异。
如果这些主动签订契约的人能够预测未来，可能就不会来了。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并不是自愿来的，而是一个高度组织化和不断发展的绑架集团的受害者。这个集团从伦敦和其他大城市的街头绑架成年男女或儿童，再把他们绑起来，拖上远洋船。另外一些人是囚犯，他们被狱卒贩卖到了新大陆，因为当时不管罪行轻重，一律处以严刑，这使得监狱拥挤不堪。还有一些是被法庭驱逐出境的人，或是面对长期监禁或绞刑，而选择去新大陆做苦力的人。
如果契约期满，他们就可以自由寻找工作了。他们可以靠学到的手艺谋生，或者结婚。许多人沦为“毫无希望的底层白人、乡野中的无产者”。[4]
财富的积累带来了社会阶层的分化，所以我们更难对殖民地的妇女一概而论。南方烟草种植园的女主人或是新英格兰商人的太太，与在马萨诸塞州西部或阿勒格尼山谷试图养家糊口的拓荒者、需要自己养活自己的马布尔黑德渔民的寡妇，以及处于契约期的女仆的生活，是截然不同的。
即使是那些生活富足的人，也可能因为举家向西拓荒，突然离开日渐舒适的生活，重新过起早先那种苦日子。这时，他们所面临的困难，和当初“五月花号”上的女人，最初徒步、后来乘坐康内斯托加式篷车穿过东部山间小路到达西北地区的那些人，以及250年后穿越沙漠和崎岖山脉、最终到达西北太平洋地区的那些人所面对的，只有程度上的差别。生活从未变得容易过。这些女人带着孩子，在小屋旁的一小块花园里耕作。她们在拓荒前沿之地的艰苦生活里，都忍受着无尽的孤独、挫折和绝望。
19世纪30年代，在拜访了拓荒前沿一处不知名的角落后，旅行家、观察家托克维尔（Tocqueville）写下了这段话：
壁炉边坐着一个怀抱婴儿的女人……她正值壮年；她面容高贵，与周遭的环境是不相称的，她的服饰甚至流露出一丝不俗的品位；但是她纤弱的四肢似乎萎缩了，五官显得衰老，眼神温柔而忧伤……她的孩子围在她的周围，他们充满活力，动个不停，是名副其实在荒野中长大的孩子。他们的母亲时不时望向他们，眼神里交织着喜悦和哀伤。看着孩子们的活力和她的消沉，仿佛会觉得她把自己的生命都倾注到了孩子们身上，却从未因为自己的付出而后悔……
这些移民的房子没有内部分隔，也没有分层，全家人就在这个大通间里一起过夜。这种居所本身就是一个小世界，是树的海洋里的文明方舟。百步之外，一切又都被原始森林的阴森和孤独笼罩。[5]
著名演说家、选举权运动领袖安娜·霍华德·肖（Anna Howard Shaw）8岁的时候，和母亲一起移居到密歇根州的偏远地区。她的父亲虽因需要留在劳伦斯纺织工厂而未同行，但他在那里为她们建了一个“家”：
等待我们的是林中空地上的一间大木屋，有四面墙和屋顶，墙上方形的洞就是门窗了，地板也没有。整个房子显得荒凉而孤独。我们是傍晚时分到的，我永远忘不了母亲看到它时的表情。她一言不发地跨过门槛，僵直地站着，环顾四周。然后，她身体里的某种力量似乎消失了，她瘫坐在地上。我想，即使到了那种时候，她也依然无法想象这就是父亲为我们准备的，他希望我们在这里住下。当她最终接受了这个事实的时候，她捂着脸一动不动，也不说话，就这样坐了好几个小时……直到我18岁的哥哥把马拴好，生好火，母亲才回过神来。她的脸色比她沉默的时候还要吓人……拓荒生活在她脸上刻下的深深的皱纹再也没有消失过。[6]
不管社会地位如何，在英国的普通法中，女人有许多责任，却很少享受权利。这一法律在殖民地和各个宗教派别中（直到之后贵格会出现）变得越来越重要。特别是已婚妇女，她们没有任何公民权，没有财产权，一旦离开丈夫，她们在法律上就不存在了。
丈夫和妻子是一个人，但是这要看你怎么理解。当小溪或小河汇入莱茵河、亨伯河或是泰晤士河，这条可怜的小河就失去了自己的名字。它被大河带着，无法改变自己的流向，随着这种汇合变得杳无音信。一个女人一旦嫁作人妻，就被遮盖（covert）起来了。covert这个词的拉丁文词源是nupta，意思是“遮住的，好像被云盖住了”。她的光芒就像小河一样消失不见了……对一个已婚妇女来说，丈夫是她的领袖、她的伴侣，也是她的主人。[7]
已婚妇女（femme covert）这个概念一直延续到了19世纪。它阻碍着想要打破这一禁忌的已婚妇女，让她们无法取得经济和精神的独立。已婚妇女无法签署合同，无法支配自己的劳动所得，也无法拥有财产，即使这些财产是她们的嫁妆或遗产。如果离婚，她们也无法获得孩子的监护权。法院或立法机关允许女人离婚的案例非常少见。只有在受到最明显的伤害的时候，也就是在丈夫通奸、遗弃或不再供养她们的时候，以及遭遇极端暴力的情况下，她们才会被允许离婚。至于女人能否从丈夫那里获得公平的补偿，各地的法律和实践有很大的区别，新英格兰相对宽松，大西洋中部殖民地则非常严格。在南方，很长一段时间里，离婚法规几乎是不存在的，而合法解除婚姻的案例又非常罕见，同时也是极难实现的。[8]
除了普通法，宗教是另外一种禁锢女人的力量。殖民地的教派多多少少都和英国国教有些分歧，但是在妇女地位的问题上，它们却是一致的：心智和身体上的缺陷决定了女人的地位，这是对夏娃原罪的惩罚。但是，为了让她们更好地担当母亲这一角色，造物主特意赋予她们谦卑、温顺、同情、随和以及虔诚等品质。
殖民地时代的“女书”详细阐述了一个女人的职责和限制，也强调了女人必须有的品质。这与作为丈夫拥有的自由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些书还告诉女人，对于丈夫在婚姻之外的所作所为，她都必须守口如瓶。
在政治事务方面，女人也是没有任何公民权的。不过，这在当时并不算什么。首先，只有某个阶层的男性，通常是那些拥有财产的男性，才能有参政的权利。其次，殖民地在任何重要决策中都没有发言权。在美国独立之前，妇女确实有零星几次投票的机会，但选举权，则要等到美国独立之后许久才会被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