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晚清州县官杜凤治宦粤十几年，留下一部数百万字的日记，主要内容是杜凤治眼里和心中的官场。日记如同一面镜子，照出晚清官场的百态，为州县衙署的具体运作、州县如何借助士绅的基层权力机构管治乡村社会等方面提供了很多细节。南海知县任上的日记反映了晚清官府对大城市的管治。有关听讼的记载透露了州县官在审案时的种种考量，使今人得以了解官员为何经常偏离王法做出判决。有关州县催征的记述，有不少清代赋税研究者尚未充分注意的事实。对官员交往、馈送、收支的记述，构成了一个个关于晚清官场“无官不贪”的生动而可信的故事。
作者介绍
邱捷，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中山大学历史系主任等职务。长期从事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工作，主要研究方向包括孙中山研究、辛亥革命革命研究、近代商人、晚清民国初年的中国社会等。著有《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与清末民初的广东》、《孙中山与中国近代军阀》（合著），参加《孙中山年谱长编》、《孙中山全集》等书的编纂，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等刊物发表了一批论文。
部分摘录：
杜凤治其人 （一）家族与家庭 中山大学收藏有一部晚清州县官日记，作者杜凤治，号后山（有时写作垕三，曾号五楼），在日记封面有时自署“杜凤治平叔”，“平叔”或系其字。杜凤治乃浙江省绍兴府山阴县长塘人，生于嘉庆十九年四月二十三日（1814年5月11日），同治五年（1866）到广东任广宁县知县，以后继续在广东四会、南海、罗定等地任州县官，光绪六年（1880）因老病辞官回乡，两年后仍健在，卒年不详。[1]他辞官回乡后预先为子孙拟定的自己讣闻的功名、官衔是：“皇清郡庠生、道光癸卯科副榜、甲辰恩科举人、诰授奉政大夫、晋授中宪大夫、钦加四品衔、赏戴花翎、广东南海县知县，历任罗定直隶知州，佛冈直隶同知，广宁、四会知县。”[2]杜凤治终其一生是清朝的一个中下级文官。
杜凤治的高祖杜文光，廪生，康熙丁酉（1717）科举人，曾任四川南部县知县；曾祖杜章传，文林郎；祖父杜若兰，原名华封，号荣三（一作蓉山），廪生，朝议大夫、通奉大夫；父杜清鉴，号种墨，太学生，朝议大夫、通奉大夫。[3]日记遇到“清”字往往写作“青”，显然是为避父讳。杜凤治的祖母陈氏出自大族，其族先辈陈大文（简亭），在乾隆、嘉庆朝仕至两江总督、兵部尚书。杜凤治第二位夫人何氏是乾隆年间河南巡抚何煟（加总督、尚书衔）的侄孙女，第三位夫人娄氏的父亲当过河南滑县知县。祖孙的婚姻都可反映山阴杜氏是簪缨世族。杜凤治的伯父杜金鉴曾任湖南浏阳知县。[4]曾祖杜章传的文林郎散阶当系因杜金鉴官职所得的赠。杜氏家族、宗族中有功名而又任官者不少，如日记中多次出现的杜联（莲衢）是杜凤治的远房族侄，翰林出身，官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曾任广东学政。堂兄杜凤梧（尺巢）曾任安徽泾县知县。日记中又提到一位族亲杜藻，其时在山西任知府。杜凤治两个成年的儿子都捐有职衔，他的几个侄儿，或有科举功名，或捐纳了官职。
但杜凤治的祖父、父亲都没有做官，其祖是生员，其父是“太学生”，当系捐纳的监生。日记中先称其父为“先朝议公”（朝议大夫，从四品官的散阶），后来称祖、父为“两代通奉公”（通奉大夫，从二品官的散阶）。朝议大夫虚衔，系杜凤治得选广宁知县后由同知衔加一级，为父母请得的从四品封典；通奉大夫虚衔，系光绪帝登极时有恩诏，杜凤治就由四品衔加三级获得诰赠祖父母、父母得享从二品封职。[5]
到杜清鉴这一代，杜家家境已不富有。杜凤治说其父某次因祭祀祖先费用无着，“渐以废读”，自己幼年跟随父亲在湖南，其时父亲“公务旁午”，大概杜清鉴曾以官亲身份帮助其兄杜金鉴处理公务。杜清鉴对孩子的教育甚严，要求他们勤习书法。杜凤治谦称自己“笔致不佳，又心野而懒，且惮劳，以故无成”，但实际上他的字还是不错的。他赴京后父亲还写信予以教诲，杜一直珍藏父亲的信函和书法，并要求子孙“奉为世宝”。[6]
杜凤治在家乡先娶田氏，生子女各一，田氏早死；续娶之何氏，生一女后亦死；道光二十七年（1847）续娶娄氏，生子女各二。咸丰五年（1855），杜凤治赴京候选时娄氏已怀孕，留在家抚养未成年的几个子女（田氏所生者已成年），生活极其艰难。咸丰六年，娄氏致函杜凤治，备述困苦之状，其中说道：“欲死则难舍儿女，不死则支持实难。”但杜凤治只能复信说几句安慰的空话。何氏所生之女，得病后无钱医治夭折。
同治元年（1862），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占据苏、浙，太平军攻入杜凤治家乡绍兴，杜凤治的长兄在战乱中病死，弟弟被太平军掳去下落不明，妻娄氏带着几个小孩逃难。稍为安顿后，娄氏与幼子桐儿都得了病。不久，杜凤治赴京期间出生、从未见过父亲的桐儿病死，次日，娄氏也病死，死前还担心粮食不够，嘱咐儿女要照常食粥。杜凤治记录了家庭变故后悲叹：“乃予落寞十年，绝少生色，微资载寄，都付沉沦，一门寒饿流离，丧亡殆半；予则身逸心劳，徒事焦急忧煎而鞭长莫及；无以对妻，无以对兄弟，即无以对祖、父，不早努力，贻祸靡穷，书至此，悔憾恸伤，执笔如醉。”[7]他对三位亡妻都颇有感情，尤其是娄氏。杜凤治后来虽又续弦，但一想起娄氏就悲痛不已。同治九年他在潮阳催征，七月初一日半夜睡不着，就起来写了悼亡妻诗十首。[8]光绪八年八月十一日是娄氏忌日，其时杜凤治已68岁，在日记中再写娄氏去世时的苦况，“回想及此，肝肠寸断”。[9]
有十多年杜凤治在外都是孤身一人，开始时无力续弦，后来境遇改善，也没有纳妾，因为选择合适者不易，“倘因不佳而令去，亦不好看，且此等人贤德者必少，恐儿女辈不服，则不如娶正之为得也”。[10]
同治五年杜凤治到广东后，同乡陶澂（安轩）向他介绍了一位同族的女子，该女子在广东出生长大，当时28岁。日记以调侃的语气记载了这场婚事的由来：
予初意要求一三十八九、四十一二之老女，庶可压服儿女。乃家中说媒年余仍无就绪，一到广省，安轩即说此家，予以为太年轻，安轩以为太老亦不成样，予意未定。无如此外并无来说者，亦是因缘，看光景似乎要成。外间说现年三十四岁（八折），已与蓉生信：予既如老童应试倒填年贯，新人亦应如老生望邀钦赐，不得不伪增其年矣。[11]
新夫人陶氏应在同治六年与杜凤治成亲，但日记第二本已佚，所以具体情况不详。
杜凤治对这位续弦夫人很尊重，两人相处得不错。陶氏为杜凤治生了五个儿子，其中一个夭殇。他先前的三位夫人也生了多个儿女，但其中四个在他赴粤前已殇，仍存活的有田氏生的杜子榕（桂儿、念田）、娄氏生的杜子杕（桢儿），还有两个女儿“纹”和“线”[12]。
杜凤治来粤后，儿子作为官亲也跟来，杜子榕、杜子杕在粤也都生了子女，衙署里陆续就有六子、五孙、一女、二孙女等未成年子孙辈。纹女与女婿生了一男一女，也与杜凤治同住。杜凤治的四哥、八哥以及侄儿杜子楢（师侄），还有外甥、内侄等都作为官亲住在衙署，并都参与公务。
除这部日记外，未见杜凤治有其他著述。他来粤后公务繁忙，还几乎每天写详细的日记，估计也没有多余的时间和精力从事其他著述。然而，他留下的这部日记，其史料价值要超过很多著述。
（二）赴粤前的经历 杜凤治是道光癸卯（1843）科顺天乡试副贡，道光甲辰（1844）恩科乡试举人，道光二十七年（1847）会试报罢回乡，当年冬父死，此后几科会试都没有参加。咸丰三年（1853）初，杜凤治赴京会试，但是年春太平军进抵江苏，杜凤治无法继续北行，不得不半途折返浙江。
按清朝选官制度，举人还可以通过拣选、大挑、截取三个途径获取官职。嘉庆年间后规定，三科会试未中之举人，可参加大挑。大挑每六年举行一次，候挑举人取得同乡京官印结后，由礼部查造清册，咨送吏部，吏部对申请者过堂验看，然后请旨派王公、大臣会同挑选，挑选标准重在形貌与应对，参与大挑之举人大约有六成可入选。咸丰五年，杜凤治入京，以举人大挑二等获得“拣选知县”资格。此后几年，遇到各省有知县拣发的机会，杜凤治都到吏部参与候拣，前后共30多次，但由于种种原因，每次都落空。在这几年，杜凤治到过一些官员家中当教书先生或书启幕客。他晚年回忆当年在京教馆时“每月仅得脩金京钱十六千，合银一两三四钱之则”。[13]东家提供的饭食很差，不食无法养命，食又难以下咽，有时只好买臭腐乳两块才吃得下。[14]即使后来境遇稍微改善，但因战乱，北京同家乡联系不便，他对家人“分文未能将寄”。在赴粤任官前一两年他才得以把儿子、儿媳接到北京，但因收入无多，捐官又花费了大部分积蓄，以至于连蚊帐、席子都买不起，子、媳要用一个被囊带着孙子阿来睡觉。[15]
杜凤治以举人大挑获取任官资格，也属于正途出身，但如果按照正常的顺序拣发，他基本上没有机会补缺。清中叶后，除了翰林院庶常散馆以知县用者可以迅速得缺之外，一般进士也有可能等候多年，而举人之知县铨补，有迟至30余年者。[16]道光、咸丰以后捐纳大开，再加上有大量军功人员，举班候缺更难。咸丰十一年（1861）后，杜凤治在京先后为顾姓、韩姓官员司笔札，收入稍丰，想到“拣发难凭，马齿日长”，决心另辟蹊径以求出任官职。同治二年（1863），他注销了举人大挑二等的资格，改“由拣选举人加捐不论双单月知县，兼不积班选用”。
有清一代实行捐纳制度，晚清内忧外患频仍，捐纳的花样更多，除俊秀（平民）捐监生后可捐官衔外，正途出身者也可“捐加”官衔以及捐某种加快选缺任职的程序，杜凤治加捐“不论双单月知县，兼不积班选用”，就是如此。此后，他又“捐加”了一个同知衔。知县的品级是正七品，同知一般为知府的副手，正五品。在多数情况下同知的实际职权未必比得上知县，但品级较高，且加同知衔不妨碍知县委缺。官员还可以在本身加衔的基础上再往上为先辈加捐封典，杜凤治祖、父的朝议大夫（从四品）、通奉大夫（从二品）封典也是加捐而来的。
同治三年春，杜凤治这批候选官员被吏部归入“三十七卯”，七月底，杜凤治抽签在“不积班”四人中名列第三。按以往惯例，单月选一人，双月选一人，杜凤治在本卯排第三名，必须重轮，等到所有卯次轮完后，再由第一卯轮起，大约要七八年。杜凤治正自叹命运不好时，排第二名的孙润祥丁忧，杜凤治排名升为第二，得缺机会增加。但他仍没有很快就得到官职，同治四年初，第三十六卯最后一名被选，六月，三十七卯的第一名选去。当年五月，翰林院庶常散馆考试名次较后的庶吉士改为知县任用，庶吉士改知县者俗称为“老虎班”，其他候选者全得让路。按清朝制度，本来州县官任缺之权在吏部，但太平天国战争后督抚基本掌握了州县官的委任权，由吏部选缺的知县每月只有一两名或三四名。所以，杜凤治等到同治四年底还未轮上。幸而这年是大计之年，不少知县被弹劾，空出一批知县官缺，于是，杜凤治到次年（同治五年）有了机会，三月到吏部抽签，抽得广东省广宁县知县缺，四月二十七日，到吏部领到赴任的凭，于是成为清朝的实缺官员。
在清朝，对中下级地方官，吏部发给赴任的凭（有关官员任命的谕旨、文书会先通过驿站寄给督抚），杜凤治的凭上面写明限本年八月初七日到任，但这只是官样文章，超过一点时间不会受到处罚。对官员赴任，朝廷既不安排交通工具，也不发给、借支路费，一切由官员自行解决。因此，杜凤治领凭后就必须设法筹措赴广东的旅费和其他费用。杜凤治的族亲兼挚友、内阁学士杜联其时被任命为广东学政，杜联是从二品高官，学政是钦差，可以通过驿道赴粤，沿途官府提供食宿。但杜联以驿道难行，决定自费取道山东至清江，再由长江到江西入粤。
州县官从北京到广东赴任，本人加随行者的旅费，还有各种打点、馈赠费用，共需几千两银。一般人借贷甚难，但赴任官员总能借到，因为官员没有这宗银两就无法赴任，官就当不上，所以，利息再高也得借。北京的票号以及某些有钱人看准了这一点，也知道多数官员赴任后有能力偿还，于是就把“官债”做成了一项对象固定、高回报的生意。杜凤治中签后一个来月，就有四五十人上门向他介绍债主。有一个裁缝名王春山，有数千两银，都是从放官债积蓄而来，但杜凤治觉得此人“骤富而骄”，而且王裁缝还要求杜凤治介绍他与杜之族亲、挚友、新任广东学政杜联相见，有所请托，结果双方未谈拢。与杜凤治同时得广东缺的海丰知县屈鸣珍和永安（现紫金）知县阳景霁，因怕借不到钱，都以“对扣”（借款的一半扣为利息）借得官债，这就使同为赴粤官员的杜凤治难以同金主讨价还价，最终他也不得不以“对扣”向票号借银4000两，实际只到手2000两，而且银子成色不足，还要给介绍者中人费。[17]不久，杜凤治又以“对扣”借了680两，实际到手340两。这些银两，说定了到任后迅速归还，通常债主会亲自或派出伙计跟随赴任官员，取得债银后回京，往返旅费也由借债者承担。
杜凤治想到到任之初手头会很紧，为节省旅费，就让跟随自己在京居住的大儿子、儿媳、孙儿与两个女儿乘内河船先回浙江家乡，因为乘坐内河船较乘轮船便宜。杜凤治说，为筹备赴任，自己“身劳心灼，魂梦不安，两目日觉昏暗”，白发白须都多了，不禁感叹“一官甫得，老境已来”。[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