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古代美索不达米亚文明》集作者20多年的两河流域(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研究成果，对两河流域辉煌、灿烂的文明进行了全方位的介绍，内容包括两河流域先民的社会生活、文字的发明与演变、城邦的产生、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军事制度、法律建设、学校教育、图书馆的起源、社会结构、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宗教活动等，是国内记述两河流域文明最全面、最细致、材料最丰富、最权威的著作。 城市文明、商业文明、法律文明、公民社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人本主义思想等构成人类现代文明基石的诸多元素，不仅在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中都能找到其本源，而且它们本身就构成了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本质性特征。
★《古代埃及文明》叙述了人类文明发源地之一的埃及从70多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到公元1000年代中叶的历史，特别是从公元前4000年代中叶到公元1000年代中叶这4000年埃及从小国寡民到统一王国、再到帝国及其衰落，并被外族入侵和统治的历史；呈现了古代埃及在科技、艺术、文学、文字等诸多方面对人类的巨大贡献，展示了其对地中海地区历史发展的重要影响。 古代埃及和古代中国在政治、文化方面虽然没有直接往来，但中国的丝绸却把两国间接地联系了起来。
★《古代中国文明》(上、下卷) 一书，叙述了从远古到清五千年中华文明的辉煌历史，内容包括中华文明的起源与早期演进、春秋战国时期的大变革、秦汉的大一统格局，以及魏晋南北朝的分合、隋唐盛世、两宋更替等内容，展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发明与创造，探索了中外文化交往、交流和交融的历史轨迹，盛赞了源远流长、绵绵不绝的伟大中华文明。 世界上延续时间最久、始终保持文明传承的大国只有中国。这种连续性之所以得以存在，是由于它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形成了开放包容和凝聚统一相互成就的趋向。《古代中国文明》（上、下卷）就是要把古代中国文明的这一特点在上古和中古阶段怎样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展现出来。
★《古代印度波斯文明》对古代印度文明和古代波斯文明做了全面介绍，内容包括古代印度时期的哈拉巴文化、吠陀时代、列国时代、孔雀帝国时代、贵霜帝国、佛教、文化成就，以及古代波斯的行省、军队、对外扩张、亚历山大东征、波斯帝国的灭亡等，记录了古代印度文明和古代波斯文明的发展历程。 古代印度人民充满了智慧，有许多创造，对人类文明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如现在人们熟知的阿拉伯数字就是古代印度人民创造出来的，后来经过阿拉伯人传到了西方，被西方人称为阿拉伯数字。世界上三大宗教之一的佛教，就是在印度诞生的。 波斯帝国和中国在古代经济和文化方面有很多联系，如中国的丝绸、造纸术等通过中亚的巴克特里亚传到西方，直到地中海沿岸的希腊和罗马等地。可以说，一直到21世纪初，我国还没有一部系统阐述波斯帝国历史的专著。这次作者在撰写古代印度文明后，又在之前出版的《波斯帝国史》的基础上对古代波斯帝国史做了新的补充和修订。
★《古代希腊文明》概述了古代希腊从克里特-迈锡尼文明到托勒密王国灭亡止的历史，包括爱琴文明、黑暗时代、古风时期、古典时期、希腊化时代、古代希腊文化等，展现了光辉灿烂的古希腊文明。 希腊文明是西方文明的源头，对西方文明的发展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19世纪英国诗人雪莱大为感慨地说：“我们都是希腊人。”
★《古代罗马文明》分为三个主要部分：罗马的崛起、帝国罗马、罗马文化。具体内容包括：上古意大利的居民，罗马建城，在地中海地区的扩张，共和政体的衰亡，帝国的建立与衰亡，罗马的教育、哲学、宗教、科学与法学等内容，同时也介绍了古罗马众多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哲学家、科学家、文学家和史学家，展示了古代罗马对西方乃至世界文明的发展作出的重大贡献。 作为以罗马为主体的文明是灿烂的。它不仅为地中海地区带来了2000年的恩泽，更为西方文明未来的发展规划了路径，确定了方向。正如恩格斯所言：“没有希腊文化和罗马帝国所奠定的基础，也就没有现代的欧洲。”也正因为如此，所以“言必称罗马”就像“言必称希腊”一样，都是近现代西方必须认真对待的大课题。
作者介绍
杨共乐，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主任，兼任北京市历史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等职。被中宣部评为“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为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主持国家及省部级科研项目多项，曾多次荣获北京市教学成果奖一等奖、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主要从事中外古史比较、世界古代史、古代罗马史等领域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代表作有《早期丝绸之路探微》《罗马社会经济研究》《罗马史纲要》《西方文明探源》。
部分摘录：
湮没的文明 “文明”是个极富诗意的字眼，它不仅会使人们联想起卓越的发明和发现、先进的生产工具、发达的科学技术以及辉煌的城市建筑等物质创造，还会使人们联想起惊世骇俗的文学作品、动人心魄的艺术杰作、耐人寻味的宗教观念和深入浅出的哲学思想等精神成就。无论从哪个方面看，两河流域都堪称人类文明的最早发祥地。在一般的观念中，西方文明的摇篮是古希腊和古罗马，其实这是一种认识上的偏差，甚至可以说是偏见。学者们越来越在这一点上达成了共识，即西方文明与其说源于克里特岛、古希腊和古罗马，不如说源于古代近东，尤其是源于古代两河流域。
第一节 文明的摇篮 两河流域，古希腊人称为“美索不达米亚”（Mesopotamia），意为“两河之间的土地”，大部分地区位于今天的伊拉克，小部分地区，即西部和北部位于今天的叙利亚和土耳其境内。两河指的是底格里斯河（Tigris）和幼发拉底河（Euphrates），它们都发源于亚美尼亚高原。底格里斯河发源于凡湖西部60千米左右的哈扎古鲁小湖，然后向东再折向东南，流经尼尼微（Nineveh）和亚述高原，沿途拥有许多支流，全长2045千米。幼发拉底河则有两个源头，都位于凡湖和厄泽鲁姆之间，它首先呈“之”字形穿过土耳其，在叙利亚东部转向东南，沿途只有一条重要的支流，即喀布尔河（the Khabur），全长2750千米。这两条河在陶鲁斯山脉（Taurus）被大约250英里（1英里为1609.344米）宽的草坡分开，在杰拉布鲁斯（Jerablus），幼发拉底河距地中海（Mediterranean Sea）只有100英里，然后取道东南方向向底格里斯河靠近。两河在今巴格达附近相距最近，只隔20英里，但很快就又分开，直到距巴士拉以北60英里的库尔那（Qurnah）才汇合，最后分别注入波斯湾（Persian Gulf）。两河的上游基本在山岭和高原中流淌，下游则形成一块巨大的冲积平原，或称三角洲。这块冲积平原南起波斯湾，北至底格里斯河畔的萨马拉，东抵埃兰山脚，西南达阿拉伯高原的大沙漠边缘。
一、自然条件 整个美索不达米亚地区位于北纬30°线以北，地处干旱地带。但北部和南部略有不同，南部地势低平，两河相距较近，夏天气温高达50℃，冬天的平均降雨量不足254毫米，所以农业几乎全部依靠灌溉；北部河岸高起，两河相距较远，降水量稍多。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始终受着两大灾害的威胁，一是水旱灾害，二是土地的盐碱化。两河与埃及（Egypt）的尼罗河（Nile）不同，尼罗河上游有大湖调节，每年泛滥水量比较稳定，而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的泛滥量是不可预测的，因为它们依靠的是大量的雨水和从亚美尼亚以及库尔德斯坦（Kurdistan）山脉落下的雪水。如果连续几年缺雨少雪，就意味着干旱和饥荒；反之，一场大洪水经常会带来巨大的灾难，两河中的水冲破堤岸，弱不禁风的泥屋和芦苇被河水卷走，庄稼、牲畜和物品被淹没，浸泡在水中。另外，在正常情况下，尼罗河水在6月开始上涨，通常在9月达到高峰，11月返回正常，因此庄稼在较寒冷的冬季也有较充足的水源维系，收割在来年的春季进行。在美索不达米亚则不然，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随着亚美尼亚山脉冬季积雪的融化，在4—6月泛滥，从农作物对水的需求角度讲，这个时间对冬季作物而言太晚，对夏季作物而言又太早。所以，美索不达米亚的农业只能依靠灌溉系统。
对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农业来说，仅次于洪水的威胁就是土壤的普遍盐碱化和由此造成的土地贫瘠，甚至最终被遗弃而变成荒漠。由于长期淤积，河水又含有大量的盐分，水分蒸发后，大量的盐沉淀下来，破坏了土壤的肥力。长期的灌溉又导致地下水位增高，把盐带到了地表，地力逐年减弱。所以美索不达米亚的农作物品种十分有限，主要是耐盐碱的大麦和椰枣。与尼罗河谷地相比，两河流域平原地区的条件远没有那么优越。虽然如此，它仍可算得上一个富庶的地区，在早期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其农产品足以维持其人口的生存，还通常有所剩余，用来交换石料、金属、木材和其他原料。
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矿产资源也可谓十分贫乏，金属奇缺自不必说，甚至连建筑所用的石块和木料都得从周围地区进口，所以多数房屋只能用泥土和芦苇建造。
然而，就是这样一方土地孕育了世界上最早的文明，成为人类文明的摇篮。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伟大文明是这一地区的众多民族同大自然不断斗争，以及他们之间长期互相竞争、互相促进的产物，美索不达米亚的自然环境本身并没有像人们想象的那样为原始文明的发展提供充足、优越的条件。
二、城市分布 “文明”一词的英文为civilization，其词根来自拉丁文civil，意思为“城市的”、“公民的”或“国家的”，因此civilization的直译应为“城市化”或“公民化”。可见，文明的诞生在某种程度上是以城市的出现和国家的产生为标志的，其发达程度是与城市的发展密切相关的。两河流域文明诞生的城市化特点尤为明显。两河流域习惯上分为南、北两部分，大体上以今巴格达为中心，北部称为亚述（Assyria），得名于亚述城（Assur），南部称为巴比伦尼亚（Babylonia），得名于巴比伦城（Babylon）。巴比伦尼亚又以尼普尔（Nippur，今努法尔）为界，分为南、北两部分，南部称苏美尔（Sumer），得名于最早文明的创立者苏美尔人（Sumerians），北部称为阿卡德（Akkad），得名于阿卡德城（迄今未发现其遗址）及其创建者阿卡德人（Akkadians）。除了这些著名的都城以外，两河流域的著名古城还有埃利都（Eridu）、乌尔（Ur）、乌鲁克（Uruk）、舒路帕克（Shuruppak）、基什（Kish）、西帕尔（Sippar）、拉伽什（Lagash）、乌玛（Umma）、阿克沙克（Akšak）、拉拉克（Larak）、阿达布（Adab）、尼尼微（Nineveh）、马里（Mari）和埃什努那（Eshnunna）等，它们如繁星一般点缀在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的两岸及周围地区。它们不仅本身就是美索不达米亚古文明高度发达的结果和见证，而且为文明的发展提供了充分的土壤和广阔的舞台。
第二节 文明的创造者 古代美索不达米亚文明是人类最伟大的文明之一，创造这一文明的民族同样是伟大的民族。这一古老、辉煌的文明不是由一个民族一朝一夕创造出来的，而是在众多民族互相吸收、互相继承和互相促进的基础上，经过几千年的漫长历程，从萌芽到发展并最终走向成熟的。因此，美索不达米亚的文明与文化既呈现出各具特色的多样性，又体现出某些一脉相承的统一性，是多样性与统一性结合的范例之一。
一、苏美尔人 苏美尔人是人类最早的城市文明的真正创造者，他们发展农业，建设城市，并且在艺术、建筑、社会、组织、宗教思想和宗教生活，乃至文化教育等各领域都取得了惊人的成就。大约在欧贝德（Ubaid）文化的中期，即公元前3500年左右，苏美尔人来到两河流域南部，主要居住在苏美尔地区，他们说的是苏美尔语。迄今可以肯定的是，苏美尔人创造的最早的文化是乌鲁克文化。对此，学者们一直存在着较大的分歧。大体来说，考古学家认为，苏美尔人可能就是美索不达米亚史前文化创造者中的一员，因为美索不达米亚史前文化没有出现过中断，具有很好的连续性。苏美尔人出现于欧贝德文化时期，欧贝德人可能就是苏美尔人。[1]语言学家根据文字的出现判断，苏美尔人是外来的民族。世界著名苏美尔学家、美国学者S. N.克莱默（S. N. Kramer）教授认为，欧贝德人是与苏美尔人完全不同的民族，他们是美索不达米亚最早的居民，在苏美尔人到来之前，他们已经在这里定居很久了。他指出，在公元前5000年时，两河流域平原上到处都有欧贝德人用泥砖建造的村落，甚至已有了规模宏伟、构造复杂的神庙。到公元前4000年时，他们的影响已不仅限于两河流域南部，而且遍及整个近东。S. N.克莱默教授还从语言学角度进行了阐述。他发现，在后来出土的苏美尔语泥板文书中，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分别被称为伊迪格拉特（Idglat）和布拉努姆（Buranum），这两个词都不是苏美尔文，因此他断言这可能是欧贝德人的用语。另外，诸如埃利都、乌尔、拉伽什、尼普尔和基什等，被认为最早是欧贝德人建立的村镇，后来发展成为苏美尔人的城市。在苏美尔泥板文书中还出现了许多明显不属于苏美尔语的词汇，如农夫、牧人、犁头、五金匠、织工和工匠等词，大概也是苏美尔人从欧贝德人那里借来的。这还从另一方面反映出，在苏美尔人到来之前，欧贝德人的社会已很复杂。[2]持类似观点的还大有人在，他们认为后来的乌鲁克文化的创造者才是苏美尔人，苏美尔人到达美索不达米亚后，征服了欧贝德人。在持苏美尔人“外来说”的学者内部，也存在着分歧。美国亚述学家E. A.斯佩泽尔（E. A. Speiser）发表长篇大论认为，苏美尔人是在乌鲁克文化时期进入美索不达米亚的，他们来自东方，可能来自海上，尽管他们的发源地可能是山区。[3]还有学者认为，苏美尔人也可能是从阿曼湾上船，此前经过了长距离的陆地旅行，最终到达波斯湾。而其他历史学家，如L. W.金（L. W. King）和M.贾斯特罗（M. Jastrow）则认为，苏美尔人只可能来自山区，因为他们表示“国家”和“山”的词是同一个符号（Kur）。另外，他们的神庙包括塔庙（Ziggurats）证明他们从前祭祀的地方可能位于山顶之上。[4]还有学者认为，目前根本无法解决这一问题，任何说法都缺乏足够的证据。[5]显然，造成学者们各执己见的主要原因在于，欧贝德人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资料，而关于苏美尔人的来源及其语言归属问题，目前也难下断言。
苏美尔各城邦兴起后，为争夺土地和霸权而不断地发动战争。最早称霸的国家可能是基什。据《苏美尔王表》记载：“洪水冲过后，当王权自天而降，王权在基什。”后来基什被乌鲁克打败，王权归于乌鲁克。继基什和乌鲁克之后称霸的可能是乌尔，乌尔王经常率领步兵和战车兵出征，使战败的敌人向其纳贡。而拉伽什与乌玛之间为争夺双方边界领土和争夺霸权的斗争持续了几个世纪。最后乌玛夺得了几乎整个苏美尔地区的霸权，大有统一之势。苏美尔城邦之间的长期混战，使彼此的实力都受到严重损耗。战争加重了各城邦人民的负担，城邦内部的阶级矛盾日渐激化。长期的战争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生产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从而埋下了城邦灭亡的祸根。
在乌尔第三王朝时期，苏美尔人创造了属于他们的最后的历史辉煌。他们发展生产，致力于复兴农业，修建运河，改善交通，恢复古提人（Gutians）统治时期一度中断的对外贸易，加强城市的防卫设施。他们还大兴土木工程，修建和修复神庙，发展文化，其中尤以在乌尔、乌鲁克、埃利都、尼普尔和其他许多城市修建的塔庙最为著名。他们还在国家树立法律，重建秩序，进一步发展了中央集权统治，在阿卡德人和古提人之后，实现了苏美尔文明与文化的伟大复兴。
0 0 图1.1 苏美尔人敬献给神的石雕像。苏美尔人通常会把自己的石雕像敬献给神庙，以表明他们对神的虔诚和奉献精神。这尊石像属于早王朝时期，约公元前2600—前2300年 图1.2 苏美尔早王朝时期的妇女头像。约公元前2700—前25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