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本书集中描摹了王朝易代之际的知识分子群像，主要集中于明末清初和清末民初两个阶段，包括陈洪绶、傅山、俞理初、黄宗羲、李贽、吕留良、严复、吕碧城、徐世昌等人。作者重点着笔于这些人物在风雨飘摇的鼎革之际的个人经历和个人选择，以此来探究他们的内心世界。
作者介绍
解玺璋，男，1953年生于北京，文化批评家。做过工人、记者、报纸主编，曾担任同心出版社副总编辑，著有《梁启超传》《中国妇女向后转》《雅俗》等作品。
部分摘录：
1981年秋季，我在《山西日报》实习，住的地方离太原城里著名的柳巷很近，有人就拉我去吃“清和元”的头脑。据说，这道早餐是傅山发明的，而这家老店的牌匾，便出自傅山的手笔，其中的寓意不言自明。传达出来的，正是民间社会对异族统治的一种态度。人们从“吃‘清和元’的头脑”这句日常用语中所得到的，是一种会心的快感。
今天的人们也许不做如是想了，似乎已经接受了近现代以来新的民族认同。但是，生活在四百多年前明清交替之际的傅山，却不能不认真对待“华夷之辩”这个问题。
傅山，字青主，山西太原府阳曲县人氏，梁启超谓之清初山西学术唯一可述者-“以气节文章名于时”[1] 。其实，傅山的身份远比梁启超所说的复杂得多。首先，他是个大书法家和画家，《清史列传·傅山》说他“工分隶及金石篆刻，画入逸品，赵执信推山为国朝第一”[2] 。其次，他的医术也很高明，尤精于妇科，有《傅青主女科》《傅青主男科》名世，至今仍为医学界所看重。过去人们认为，汉代名医张仲景“有神思而乏高韵”，所以他才选择了行医；傅山却能二者兼得，“即擅高韵，又饶精思”，故称“贤者不可测如是”[3] 。
行医是傅山的主要收入来源，此外还有书画，特别是书法。然而，鬻书卖画让他感到很不爽。尽管有时不得不以此来换取生活必需品，但他对这种做法是打心底里抵触的，特别是在晚年，他甚至痛恨那些逼他卖字的“俗物”，他说：“文章小技，于道未尊。况兹书写于道何有？吾家为此者，一连六七代矣，然皆不为人役。至我，始苦应接俗物。每逼面书，以为得真，其实对人作者，无一可观。且先有忿懑于中，大违心手，造适之妙，真正外人那得知也。”[4] 所以，他把那些应酬之作称为“死字”“死画”“死诗文”，非天机浩气所发，徒然使人受苦。
行医则完全不同，行医所得固然可以维持一家人的日常生活，而更重要的，“若医者，先生所以晦迹而逃名者也”[5] 。也就是说，傅山是以行医的方式逃避官府的骚扰，特别是新朝廷的骚扰。所以，明清易代之后，他便在太原城里开了一家药铺，由儿子傅眉经营，自己则住在郊外。据《清史稿》记载，傅山还经常与儿子傅眉“共挽一车”，四处去卖药。由于在经济上完全可以自主-虽然时有来自地方官员以朋友身份给予的私下资助-他也就可以不买新朝廷的账，始终保持着特立独行的不合作的气节，犹如梁启超所言，“以气节文章名于时”。
傅山的文章历来不为人所重，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的医术和书法名气太大，其他方面的成就反而被遮蔽了。事实上，他是山西学术圈的核心人物。他在音韵学、金石学、考据学这三个清初学者用力最多的领域，都有很深的学养。他对史学也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早年编纂而成的《两汉书姓名韵》，是研究汉代历史不可多得的工具书；晚年作《左锦》，这是一部研究《左传》的专著，也为一些学者所瞩目；他还写过一部《性史》，专门讨论心性的问题，可惜在战乱中遗失了，从留下的片言只语中还能看到王阳明心学和李贽学说对他的影响，他自称其中“皆反常之论”[6] 。
不过，傅山最为人称道的还是气节。《清史稿》谈到其中的原因：“明季天下将乱，诸号为搢（缙）绅先生者，多迂腐不足道，愤之，乃坚苦持气节，不少媕娿。”[7] 在一个精神萎靡、信仰缺失的年代，太多的士子文人选择向世俗社会的价值观妥协，他却毫不犹豫地坚守气节，不计较个人得失，终于脱颖而出，享誉士林。明崇祯七年甲戌（1634），山西提学佥事袁继咸被巡按御使张孙振陷害，以贿赂罪被捕，押送京城受审。袁继咸这个人，一生起起落落，原因之一就是敢说话，不徇私情，得罪了不少人。他来山西之前，总理户、工二部的大宦官张彝宪曾有“朝觐官赍册”之奏，袁继咸站出来反对，他上疏指出：“此令行，上自藩臬，下至守令，莫不次第参谒，屏息低眉，跪拜于中官之座，率天下为无耻事，大不便。”[8] 对于此事，皇帝没有态度，这招致了张彝宪对他的怨恨。山西巡按御使张孙振既听命于中官，而且之前有事请袁继咸帮忙，遭到袁的拒绝，觉得很没面子，于是竟上疏诬陷袁继咸因私受贿。
傅山便是袁继咸的学生。袁继咸执掌三立书院期间，傅山曾在这里读书，是三百余名生员中的一个。袁继咸被人诬告，陷于京师狱中。傅山得知消息后，很为老师鸣不平，遂变卖家产，筹措万余金，约同学曹良直、薛宗周等百余人赴北京向朝廷请愿，为身陷囹圄的袁氏申冤。他们本想通过通政司将疏文递给朝廷，但通政司参议袁鲸与张孙振是好朋友，借口疏文不合规格而拒绝递交，暗中竟将副本转给在山西的张孙振。张孙振大为恼怒，以迫害傅山的弟弟傅止相威胁，傅山置之不理。在三次上疏均遭拒绝后，他和同学改变策略，走上街头，将傅山起草的揭帖投于京城大小各衙门，路遇官员或宦官，他们也奉上一份，希望能被皇帝看到。这时，山西巡抚吴甡亦上疏皇帝，为袁继咸辩诬。袁继咸更将张孙振请他办事并贿赂他的材料呈给皇帝，终于使案情大白于天下。
于是，次年一月，“诏逮孙振，坐谪戍，继咸得复官”[9] 。
山西学子因这次勇敢而成功的行动，在士林博得一片喝彩之声，傅山亦“以此名闻天下”[10] 。他生于明万历三十五年丁未（1607），如今已近而立之年，但他对所谓功名似乎并不太在意。虽说在三立书院期间也曾于崇祯九年（1636）、十二年（1639）、十五年（1642）参加过三次乡试，却都铩羽而归，其原因恐怕就在于他的主要精力并没放在举业上。八股制艺这种死板、教条的写作方式，对他这种个性突出、思想活跃的人来说，简直是莫大的痛苦。他以举业不足习，而对经世致用之学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他读十三经，读诸子，读史书，或如上面所言，致力于金石考据，以及各种与科举无关的学问。这至少表明，他对科举考试与经世致用严重脱节的事实是早有认识的，他甚至已经明显表现出对时局的失望，以及对王朝崩溃的担忧，但这并不影响他对大明王朝的感情。
崇祯十七年甲申（1644），李自成经山西进军北京，至三月十九日，北京失守，崇祯皇帝缢死于煤山。四月，清军借讨伐李自成的名义，进山海关，攻占北京。十月，太原陷落。不久，北方诸省均被清军所控制。而此前八月，傅山已出家做了道士，脱下儒生装束，披上了红色道袍，自号“朱衣道人”，其中便暗含了着朱家之衣、不肯降清之志，而道士的身份也为他逃避清朝强制薙发提供理由，并掩饰他的反清活动。他在一首诗中写道：
铁脊铜肝杖不糜，山东留得好男儿。
橐装倡散天祯俸，鼓角高鸣日月悲。
咳唾千夫来虎豹，风云万里泣熊罴。
山中不诵无衣赋，遥伏黄冠拜义旗。[11]
实际上，甲申国变之际，傅山写了数十首诗表达他对明王朝深沉的哀思。其中《龙门山径中》就写到他做道士后的矛盾心情：
贫道初方外，兴亡着意拼。入山直是浅，孤径独能盘。却忆神仙术，如无君父关。留侯自黄老，始终未忘韩。[12]
傅山不是没考虑过“死国”或所谓“主辱臣死”的问题。尽管他并非明朝皇帝的臣子，但“君亡与亡”是当时一般士人都认可的道德律令。所以他说，“三十八岁尽可死”。甲申年他虚岁三十八岁，尽可以随着崇祯皇帝而选择死；但“栖栖不死复何言”-又如何解释呢？他用了徐庶和庾信的例子，来说明自己的处境，“徐生许下愁方寸，庾子江关黯一天”[13] 。一方面是亲子之孝，对年迈的母亲负有责任，一方面是故国之思，不能释怀。这应该是傅山不死节的主要原因，也是当时许多士大夫的选择。他在许多诗中都提到了母亲，如“哭国书难著，依亲命苟逃”[14] “依膝有老母，远心无故乡”[15] “飞灰不奉先朝主，拜节因于老母迟”[16] “自叹于老母，负米未伸由”[17] 以表达忠孝难以两全的内心冲突。《清史稿》也曾记述“甲申后，山改黄冠装，衣朱衣，居土穴，以养母”[18] 。
然而，傅山却未能远离清初政治的旋涡。清顺治十一年甲午（1654），河南宋谦谋叛案事发，傅山被牵连其中。六月，他被捕入太原府狱，同时被捕的还有弟弟傅止、儿子傅眉，以及几位“同党”。因他以“朱衣道人”闻名，故此案又称“朱衣道人案”。事情的起因是南明总兵宋谦在晋中、晋南、晋东南及冀南和豫北边界组织武装起义，不幸事败被捕。审讯中，宋谦供称：“傅青主，太原人，生员（秀才），今已出家作道人，身穿红衣，号为红衣道人，在汾州一带游食访人，系知情。”[19] 于是，傅山亦作为“叛逆钦犯”入狱受审。面对审讯他的人，傅山咬定未与姓宋的见过面。最后一次宋谦带了书信和礼物来，要请傅山给友人治病，傅山因怀疑他的动机，“书也不曾拆，礼单也不曾看”，又拒绝了他，他骂着走了，就算是把他得罪了。当时，布政司的魏经略（魏一鳌）正好来求药方，可以作证。[20]
有人善意地猜测，傅山的这番话是“假口供”，编了骗官府的。或许当时审他的人也这样想。因此，在关押期间，傅山受尽了折磨，官府的目的就是让他认罪。但他抗词不屈，绝食九天，以证明自己的清白。他还信誓旦旦地说，如果把他放在一群人里，姓宋的能认出他来，他情愿认罪。由于宋谦已经被杀，死无对证，而最关键的，又有魏一鳌出面证实了他的供词，他的门人、朋友有在清政府中为官的，也多方营救，终于使他在被关一年之后无罪释放。朋友们都庆幸他的大难不死，然而傅山却“深自咤恨，谓不若速死为安”[21] 。他作了一首诗，表达这种愧疚之情：
病还山寺可，生出狱门羞。
便见从今日，知能度几秋。
有头朝老母，无面对神州。
冉冉真将老，残编腼再抽。[22]
诗中，傅山责备自己未能死在狱中，而苟活于世间，再无颜面对神州大地。另有一层意思他在诗里没说，即与他同案的萧峰、朱振宇、张錡三人的悲惨结局一直折磨着他，使他在心理上有一种愧疚感。萧峰被处绞刑，朱、张二人被处以杖刑后流放三千里外，生还的傅山对此不可能无动于衷。他很清楚，是声望和人脉保全了他的性命，但“同党”之死毕竟让活下来的人有一种不光彩的感觉。他不仅无颜面对神州大地，更无颜面对新朋旧友。他会觉得，这与“附逆”于新朝去做官没有什么区别。于是，性命的保全反而在心理上构成了对他的羞辱，这是令他难以接受的。我们从他对赵孟頫的态度转变中，多少也能体会到他对自己的失望。
赵孟頫，字子昂，号松雪道人，本为赵宋宗室，却在宋亡后侍奉元朝，官翰林学士承旨，成为“贰臣”。赵孟頫集晋、唐书法之大成，尤工行、楷。傅山在《作字示儿孙》中曾提到，年轻时，他是醉心于赵孟頫书法的，“偶得赵子昂、香光诗墨迹，爱其圆转流丽，遂临之，不数过而遂欲乱真”。但年长后，特别是在清军入关、朱明覆亡之后，他深切意识到赵孟頫的道德问题，“纲常叛周孔，笔墨不可补”，再看赵的书法，就不那么单纯地以书法论书法了，“行大薄其为人，痛恶其书浅俗，如徐偃王之无骨”。他甚至对董其昌称赞赵孟頫为“五百年中所无”（一说三百年）大为不满，说贫道“乃今大不解”。但他也承认，赵孟頫“是用心于王右军者，只缘学问不正，遂流软美一途”。于是他提醒儿孙注意，“心手之不可欺也如此，危哉！危哉！尔辈慎之！”[23] 。
以政治为标准来谈论书法艺术，或为今人所不齿。但作为明朝遗民的傅山，这种选择却包含着他对故国的情思，以及一个古代知识分子“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24] 的气节。大丈夫当如是也！这样看来，当代许多知识分子比之于傅山，或应该汗颜。很显然，傅山在其晚年贬斥仕元的赵孟頫，而赞颂“忠君爱国”的颜真卿，不仅是艺术审美风格的重新选择，更是对明朝遗民身份的强调和表达。他对儿孙的提醒，又何尝不是对自身的警醒和鞭策呢？事实上，傅山晚年时对匡复明室已不抱任何希望，而大多数汉族知识精英对清政府的态度也在发生改变，但在气节这个原则性问题上，傅山仍然十分警惕，恰如顾炎武在为戴廷栻撰写的《傅山小传》所题跋语中所说：“行藏两途是人一生大节目，古圣前贤皆于此间着意，一失其身，百事瓦裂，戒之戒之。”[25]
清康熙十七年戊午（1678），诏举鸿博，即著名的博学鸿儒特科考试，是傅山一生经历的最后一个大节目。据说，各地举荐的学者多达一百八十余位，包括朱彝尊、阎若璩、李因笃、王弘撰、潘耒、曹溶、陈僖、李颙等。其中李颙绝食五天迫使地方官员知难而退，同意他不参加这次考试；曹溶则以丁忧为由，未赴北京。在各地官员的不懈努力下，有大约一百五十位被荐学者来到北京。傅山是由京官李宗孔举荐的，最初他一再“固辞”，以生病为理由拒绝赴京。他有一首诗《病极待死》，就作于此时：
生既须笃挚，死亦要精神。
性种带至明，阴阳随屈伸。
誓以此愿力，而不坏此身。
世世生膝下，今生之二亲。
莫谓恩爱假，父母爱我真。
佛谓恩难报，不必问诸人。[26]
在这里，他已经表明了自己的心迹，尽管地方官府并不放过他。阳曲县知县戴梦熊是他的朋友，亲备驴车，极力劝行。为了不让朋友为难，不得已，他同意在傅眉和两个孙子陪同下启程前往北京。但他打定主意，绝不参加考试，这是他的底线。因为对他来说，参加考试就等于承认了清政府的合法性，是一种向新朝廷妥协的行为，作为明朝遗民，除了拒绝，他别无选择。所以，他们一行“至京师二十里（一说三十里），誓死不入”，停宿在崇文门外一个荒寺（圆教寺）中。这一次，他抱定了必死的信念，倘若朝廷执意要他参加考试，便以死殉节。这时，他的老朋友、都察院左都御史魏象枢乃“以老病上闻，诏免试，加内阁中书以宠之”[27] 。有传说，傅山一直未领此衔。大学士冯溥（益都）要求他向皇帝谢恩，并称：“恩命出自格外，虽病，其为我强入一谢。”傅山此时已绝食七天，不能动，冯溥“乃强使人舁以入。望见午门，泪涔涔下。益都强掖之使谢，则仆于地。蔚州（魏象枢）进曰：‘止！止！是即谢矣！’”[28] 。第二天，傅山一行便离开北京，踏上了归乡的行程。“大学士以下皆出城送之。先生（傅山）叹曰：‘自今以还，其脱然无累哉！’既而又曰：‘后世或妄以刘因（理学家，由金入元，祖上为汉人，傅山认为，他虽为理学家，却弃“华夷之辩”这个最重要的道德原则于不顾）辈贤我，且死不瞑目矣！’闻者咋舌。”[29]
五年后，傅山在儿子傅眉病逝四个月后也匆匆告别了人世，享年七十六岁。他有一句名言，是我最喜欢的：“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直率毋安排。”[30] 《清史稿》称：“此言非止言书也。”[31] 的确，这也是傅山人格的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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