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所谓趋势，就是市场运动的大方向，随着经济或市场发展阶段的不同，趋势的方向也不一样。作为投资者，把握了市场的大方向就意味着顺风顺水。
本书对全球经济运行的周期性变化和疫情影响下投资市场的新趋势进行了详细分析，对经济和市场的趋势进行了论述，并探讨了其对投资机会和投资结构的影响。中国经济高增长的时代已经过去，分化的趋势日渐突显，在商品总量、货币总量和资产总量均已处于过剩阶段时，只能寻求结构性的机会。
作者从多个维度，用大量数据发现趋势，通过存量经济主导下的强者恒强、此消彼长和优胜劣汰三大特征给出了市场投资方向性的建议，提示了房地产发展的周期与投资机会。书中还纳入了作者与一些投资领域明星级大咖的投资观点与思路的碰撞，深入解读了一些具体行业和市场的发展趋势。
作者介绍
现任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副理事长、中国保险资管协会理事、亚洲金融智库副主任研究员、清华大学互联网产业研究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上海证券交易所指数专家委员会委员等，并被多所大学聘为兼职教授；同时，他还是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上海九三金融委员会主委。曾任国泰君安证券总经济师兼首席经济学家、海通证券副总经理兼首席经济学家，上海市人大常委、人大财经委委员等职。
李迅雷从事宏观经济、金融与资本市场研究30多年，先后编著、翻译经济及证券类书籍多部，并在各类学术性刊物上发表论文、研究报告百余篇，所主持各类课题曾多次获得重要奖项。作为最早从事国内证券市场研究的人士之一，曾多次被政府部门、权威媒体评为“上海市十大青年经济人物”、“沪上十大金融创新人物”和“年度影响力首席经济学家” ，曾获新财富首届和2013年“杰出研究领袖”、“2010年中国券商年度最佳首席经济学家”和“2014 年第八届卖方分析师水晶球奖-金牌领队第一名”等荣誉。
部分摘录：
为什么全球经济将步入高震荡低增长模式[1] 2019年起全球掀起了降息潮，世界各主要国家均先后降息，尤其是美联储从2020年3月开始再次推出零利率，欧洲央行隔夜将存款利率降至-0.5%。降息显然是因为经济出现下行压力，据世界银行统计，2019年全球经济增速降至2.3%，连续两年下滑；且据世界银行预测，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全球经济增速更是下滑了4.3%。同时，全球贸易冲突也有加剧迹象，如中美贸易、日韩贸易等。此外，地区间的各种纠纷不断，如英国脱欧、印巴冲突等。我认为，降息和经济下行只是表象，背后有着更深层次的原因，未来全球经济增速还会进一步下降，经济与社会震荡会更加剧烈。
全球经济接力赛缺乏接棒者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下简称二战）之后，美国成为全球经济领跑者，但随着全球的产业转移逐步从美欧转向东亚及东南亚，如日本与“亚洲四小龙”的崛起，美国和欧洲在全球的经济份额也在不断被侵蚀。日本因此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同时成为引领全球经济增长的接棒者。
1946-1973年，日本GDP的平均增速达到9.4%；20世纪90年代初，在日元大幅升值的背景下，日本GDP规模大幅上升；到1995年，人口数量不足美国一半的日本，其GDP总量占全球的17.4%，占美国的70%，这是迄今中国都尚未达到的水平。
20世纪90年代后期，随着金融泡沫的破灭，日本经济一蹶不振，被称为“失去的10年”；此后，日本经济增速长期维持低位，即所谓“失去的20年”。正是这20年，中国经济迅猛崛起，GDP平均增速保持在10%左右。不过，在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之前，中国经济的体量尚不够大，美国经济依然是全球的领跑者。
在美国爆发次贷危机之后，全球发达经济体纷纷出现负增长，中国则在逆周期经济政策的刺激下，经济增速大幅上升。在出口贸易方面，2009年中国超越德国，成为全球第一出口大国；在制造业方面，2010年中国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制造业大国。
因此，我认为中国成为全球经济的接棒者，应该从2009年算起。至于是否能够被称为领跑者，则不能单纯依据GDP的增量或购买力平价计算的GDP总量进行衡量。因为从增量看，中国已经超过美国，即中国一年的增量相当于澳大利亚全年GDP的总量，而美国一年的增量仅相当于墨西哥全年GDP的总量。若仅仅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GDP来看，中国早已成为全球第一。
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多数经济体再度出现负增长，中国或为全球唯一正增长的国家；加之，当前美国疫情形势仍然严峻，经济恢复速度放缓，这不仅意味着中美经济总量之间的差距将不断缩小，而且意味着中国经济对全球经济的贡献度不减。
但是，中国经济从2010年至今，已经出现了长达10年的GDP增速下行，尽管个别年份有回稳，但不改其下行趋势。这也显著影响了全球经济的走势，毕竟在全球经济增量中，中国的贡献率超过30%。
那么，在欧美日经济走弱，中国经济增速也放缓的同时，有没有其他经济体在崛起呢？我们自然会想到印度，毕竟印度的人口数量将来一定会超过中国。2019年，尽管印度GDP规模已上升至全球第5，但其经济体量依然不足中国的1/4，并且2019年印度GDP增速已经不足5%，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更是会落入负增长，这说明其经济并不具备持续高增长的能力。尽管莫迪政府实施了一系列政策来刺激经济发展，但多属短期政策，改革举措较少。
纵观历史，全球性的制造业转移，从欧洲到美国，再从欧美到日本和“亚洲四小龙”，20世纪90年代后大规模转移到中国。如今，虽有部分产业从中国转移到越南、印度尼西亚、印度等国，但总量并不大。并不是说这些国家没有转移的需求，而是缺乏承接力。中国是一个技术配套、市场容量、劳动力和基础设施已经相当完备且成体系的经济体，这是其他国家所难以取代的。
当然，21世纪全球的经济重心在亚洲，因为亚洲经济具备后发优势，人口规模也是全球最大的，中国作为接棒者，将继续为全球经济增长贡献最大份额。但由于人口老龄化这一难以改变的现实，今后经济增速难免继续下行。随着来自中国的需求持续下降，对于全球经济，尤其是那些自身存在诸多问题的经济体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和平环境下的结构性问题固化——改革知易行难 人类的历史，可以简单概括为和平的历史和战争的历史。从二战结束至今，全球总体都是处在和平阶段，且已经持续了70多年。尽管战争会带来极大的破坏，但破坏之后又会重建，重建的过程也是一个对旧体制反思和改进的过程。然而，和平的持续，则往往使得旧体制得以持续，虽然也会有变革和改良，却很难彻底。
《21世纪资本论》的作者托马斯·皮凯蒂观察资本与GDP的比例，发现1700年以后的相当长时间内，英国、法国、德国的资本规模大约是GDP的6~7倍，直到世界大战爆发之后，该比例才开始下降，最低时为2~3倍。但战争结束后，该比例又开始上升。到2010年，英国、法国的资本与GDP的比例大约是5~6倍，德国为4倍左右。
从历史数据看，资本的收益率总是大于经济增长率，而工薪阶层的收入增长率基本与经济增长率相一致，这样一来，贫富差距就扩大了，并导致阶层固化。因此，他的主张是向资本课税以缩小贫富差距。但问题在于，对资本课税会改变固有的利益格局，带来抵触或资本外逃，反过来又会影响经济的稳定，这就是改革的两难之处。
实际上，资本收益率高于薪酬增长率的问题，不仅导致了国内的收入分配不均，还导致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收入分配不均。因为发达国家靠输出资本来获得投资回报，而发展中国家通过提供劳动力来获得薪酬收入，两者之间同样存在差异和资本“掠夺”的现象。
针对各国内部及各国之间存在的问题，无论是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世界银行对新兴经济体的改革建议，还是各国自身提出的改革思路，都不乏好的主张。但问题在于，目标与现实之间存在较大差距，这就造成了改革或者结构调整的口号年年喊，却没有突破性的进展。曾经被寄予厚望的金砖国家，除了中国依然表现突出外，其他国家似乎乏善可陈。最典型的如拉丁美洲国家，虽然自然资源丰富，前期发展也较快，但似乎均已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基尼系数达到0.5这一危险区域。
在财富和收入分化及固化的背景下，实际上还面临着一个严峻的全球性问题——人口老龄化。世界正处于长期的和平环境，过去70多年的科技医疗发展水平比历史上任何一个和平阶段要高出很多倍，基于此人口得以大幅增长，人均寿命得到大幅延长。因此，对于那些人口高度老龄化的国家而言，不仅要承受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减少而导致的经济增速下行，还要增加政府支出来提高养老等保障费用，加重了其债务负担。
因此，需要辩证地去看历史，和平固然值得珍惜，但也并非全是美好的。在和平的环境下，人类逐利的游戏在制度的保障下得以持续进行，其最终结果必然是少数人拥有绝对多数的财富，少数国家获得绝对多数的利益。在和平环境下，无论是游戏规则还是利益格局，都很难推倒重来，因为改革需要付出很高的成本。随着时间的推移，旧的问题不仅没有得到解决，新的矛盾又在堆积，于是就会发生冲突；随着冲突不断升级，往往会爆发战争，无论是局部的还是整体的。
因此，战争与和平总是互为因果。尽管大部分人或者组织都崇尚和平，但同时又不肯舍弃利益，于是为战争埋下了种子。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接下来会有一场战争呢？桥水基金创始人瑞·达利欧在2019年撰文指出，当前有三个方面与1935-1945年相似——债务周期、内部矛盾与外部秩序。长债与短债周期均临近终点，而中国人民银行（以下简称央行）刺激的空间又十分有限；贫富差距巨大、政治极化程度高，带来各种内部冲突；外部也在面临世界秩序重塑的压力。
瑞·达利欧所说的时间恰好包含二战的起始时间（1939年9月1日至1945年9月2日）。不过，我不认为会爆发战争，因为我非常认同尤瓦尔·赫拉利的观点：各国的军备竞赛，核武器的拥有国越来越多，使得发动战争的成本大幅上升，反而阻止了战争的爆发。
利益格局被打破——动荡不可避免 如前所述，长期的和平环境导致贫富差距扩大，利益阶层固化。1925年，美国作家菲茨杰拉德发表了以20世纪20年代的纽约为背景的中篇小说《了不起的盖茨比》，讲述了一个社会底层人士艰苦奋斗但最终梦灭的故事。后来，加拿大经济学家克拉克据此画出一条“了不起的盖茨比曲线”，它说明了这样一种社会经济现象：高度不平等的国家具有较低的代际流动性，即社会越不平等，个人的经济地位就越由其父母的地位决定，子女处于父辈的经济阶层的可能性就越高。
就美国而言，最富裕的1%的人口所占有的社会财富持续增加，2016年拥有美国总财富的38.6%，而占总人口90%的大众所拥有的财富和收入水平在过去25年里呈下降趋势。
在这样一种贫富差距过大的事实下，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把原因怪罪于贸易不平衡，认为这导致了美国工人的失业，并因此对导致贸易逆差的主要国家提出贸易平衡的要求。
然而，中美贸易实际上更多属于互补型，美国之所以会出现贸易逆差，既缘于中国具有全球最多的相对低成本的劳动力，又因为美国拥有全球面积最大的耕地和现代化农业。基于此，中国出口跨国公司在中国生产的加工品与美国出口低成本的农产品都是比较优势下的合理选择。而美元作为国际主要流通和结算货币，注定了美国贸易逆差难以消除，即所谓的特里芬难题，所以美方不能撇开资源禀赋的特点来要求贸易平衡。
特朗普可能难以接受的一个事实是，中国在引进外资的长期过程中，逐渐建成了产业体系相对完善的世界工厂，而不仅仅是“世界加工厂”，这使得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发展中国家出口资源类产品与发达国家出口工业品的模式需要被改写。
因此，当传统的外部利益格局被打破之后，挑起贸易摩擦也是一种策略，当年“广场协议”就是在利益格局被打破的背景下达成的。而且，在国内利益矛盾难以解决，或者改革无法推进（如前所述）的背景下，把内部矛盾外部化无疑是一个好的借口，在历史上类似的案例屡见不鲜，这更是霸权国家的通常做法。但问题在于，即便这种做法使其在外部冲突中占了便宜，最终还是无法解决国内贫富差距过大的矛盾。
因此，全球长期和平的环境对各国内部所造成的问题，会伴随着和平的久远而越发尖锐，最终必然会导致经济社会的动荡加剧。
即便像委内瑞拉这样资源丰富的国家，也同样会陷入“饥饿”的困境；即便当年大家都认为联盟是一种更经济、更能增强实力的模式，英国也在2020年末完成了脱欧，这或许仅仅是欧盟分裂的开始。正所谓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合的时候，往往是日子都好过的时候，一旦日子难过了，分的想法就多了。
当今时代，在全球经济下行的背景下，贸易冲突、逆全球化、退出甚至推翻原有协议等事件还会继续发生，从而导致动荡加剧。因此，从投资的角度看，风险偏好下降，避险性需求还会继续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