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1926年，著名语言学家黎锦熙先生创编了中英文对照的《国语四千年来变化潮流图》，作为中国教育展品之一，送往在美国参展世界博览会，荣获奖章、奖状。黎先生采用“图解法”讲解汉语，极富特色和创造性，此图在绘制过程中还获得赵元任、钱玄同、刘半农三位先生参订。看到此图后，外国人对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钦佩不已。
这份珍贵的汉语文献，版本稀少，我们花费很大力气才从民间打捞整理而成，并辗转联络到黎先生后人获得授权。我们邀请国内文学、语言学专家对“潮流图”进行解读，用通俗的语言，把有史以来直至现代的汉语文学演变潮流的概貌呈现给读者，力争为汉语言这一传统文化的瑰宝留下一部严谨的小传。
作者介绍
黎锦熙，字劭西，出生于湖南湘潭，汉语言文字学家、词典编纂家、文字改革家、教育家，被誉为“中国现代汉语语法鼻祖”“拼音文字奠基者”。1915年受聘为教育部教科书特约编审员，1916年成立了“中华国语研究会”，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院士）。 黎锦熙从事语文教学和研究工作70多年，研究和探讨的领域很广，对于语言学、文字学、词典学、语法学、修辞学、教育学、目录学、地理学、历史学、佛学等，都有很深的造诣和丰富的著述。著作有《新著国文语法》《国语运动史纲》《黎锦熙文集》等。
部分摘录：
我们人类对世界的感知，最初是近乎全息的视听一体；后来截断万有众流，将世界客体化，如局部化、有限化和符号化，如此一来，全息思维日益简化为低维单维，世界被扁平化，一度以语言文字的形式陈列到书本上、图书馆里，供人观看。这种视觉思维甚至独霸人类的心智数千年之久。
当现代人日益意识到听觉思维的重要性时，人们已经难以理解言说、吟诵对象时具有的魔力，听与说，都具有超凡的高峰体验。于是，对于不懂音乐的耳朵来说，最美的音乐也无意义。
语言文字的产生是人类史上的大事，原生文字或者象形，或者指事，或者摹声，都企图象天法地，参与天地的化育，参与天地的沟通。它首先是真实的表达，是人取悦或致意天地自然的产物，话语、符号因此在真实的同时有了善的愿心和信的情怀，就是最暴戾无知的先民一旦熟悉话语的表达、一旦以手指画符，他们的心地也会柔软起来。
语言文字一旦被发明发现，它反过来提升了人类，自然，美是紧接着真、善之后送给人类的礼物。直到今天，初民运用声音、线条、文字和图象的力量仍有待后人参悟，一如毕加索看到一万五千年前的洞穴岩画时的惭愧，其后的艺术创作都是一部衰颓史：“一切都在创造之中，而又在衰败之中。我们当中没有任何人能画出这里的一切。”
即使说语言文字等符号是一种工具，这一工具也是神圣的。古埃及的圣书文字、古巴比伦的楔形文字、古印度的梵文，这些原生文明文字在东西方历史上都曾被称为“圣书”。在东方，当文字被造出来时，据说“天雨粟，鬼夜哭”；以至于文字从甲骨、钟鼎、竹简上移步于纸帛时，中国人说，“敬惜字纸”。我们中国人认为，刻在甲骨上、钟鼎上的文字是神圣的，写在绢帛、纸张上的文字是神圣的，它们是呈献给天地的文章、奏表，是取悦神灵的心声，它们的力量真实不虚、不可思议。借用意象音声符号，使得我们人类的文字有着咒语的功能，有着祝祷世界的意义。如何处理废纸，在我们的历史里，有习俗，有仪式。
作为原生文字的汉语文字，有着极为独特的魅力。作为汉民族的语言文字，它有上古、中古、近古和现代不同时期的发展历程，汉语得名于秦后的大汉帝国；在此之前，华夏民族的言语称为雅言：“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
尽管“五方之民，言语不通”，“言语异声，文字异形”，但秦汉的大统一，“书同文”构筑了一个社会书面表达的主体间性。文字、作为书面语言的文言文、作为口头语言的各地方言，并行不悖地得到发展，文言文不仅无远弗届地联接了中国的四夷，而且最终影响了东亚地区的民族，既是华夏文化示范的“价值观”，亦是当地文化效法的表达工具。
汉字的定型亦在秦汉年间完成，它定型为方块字似乎是天圆地方思维的产物，意味着人效法最接近托举着他的大地，通过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的一系列过程，人最终参与生成了自然。不仅如此，汉字的书写可方可圆，汉字的象数义理或说形声义似乎伏藏了宇宙和存在的目的，书写汉字因此有着无穷的意味。这一现象使得一代代的中国精英之士参与了汉字的书写，在真实的书写之中，人们参悟着存在的秘密，参悟着存在的美和善；在真实的书写之中，汉字和书写者、诵读者都不是孤立的主体或客体，而是世界的有机体，是意义和目的的生成，是意义和目的本身。
汉语文字也因此成为语体、文体和书体最为丰富的文字。以语体论，汉字最初的一字既可能是一句话，是语言的浓缩；是一个有无穷意味的符号，也可能是一个具体的历史故事；汉字逐渐以二言、三言、四言成为吟咏的对象，但当思维走向深化、具体，连曹操、陶渊明这样的天才都不能阻止四言诗的终结。以文体论，唐诗、宋词、唐宋传奇、元曲、明清小说和对子，一方面日益繁复，一方面又简洁之极。以书体论，从金文、鸟书、简书到碑刻，从篆体、隶体到楷、草、行，汉语文字的表达和书写可以说是登峰造极，穷尽其态。
当其他文化的个体开始专注研思真实世界时，汉语世界的人们可以皓首穷经地研读汉语汉字，甚至借由汉语汉字抵达世界。不止于此，汉字还确定了声音，有人甚至认为拥有四声的汉字是比其他文字多一维度，在其他文字单维地指点世界时，汉字在视觉和听觉的丰富里觉照世界。
千百年来，对汉字的书写和吟诵安顿过无数的中国人，它安慰过乱世中的屈原、王羲之、赵孟，它安慰过杜甫、文天祥、汤显祖、曹雪芹，现代以来，它也安慰过鲁迅、穆旦。汉语汉字甚至是明心见性的法门；佛教文化的传入，更推动汉语成为无数高僧大德、诗人才子们参悟的最佳工具。跟穆罕穆德不同，大字不识的慧能是通过“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一语开悟的；到了近代，同样底层的文盲王凤仪先生也是通过“做活的”一句话发现了自身和世界的秘密。直到今天，年轻一代的中国人又在开启重新发现汉语汉字的历程，他们发现汉语汉字里有医学、心理学、哲学、历史、宗教信仰等，在世俗化如此彻底的时代，个体生活通过母语实践着对存在的归化。
二 但原生文字的演进跟任何一个系统一样，经历了上升到顶后又不断剥落的过程。生有时、死有时，盛有时、衰有时，这是一个后来者眼里的悲剧，却是大历史大时间尺度里的自然。直到今天，我们人类当下的文明仍少有总结这些经验教益，却怀抱侥幸，企图超越或征服自然。古埃及的圣书、古巴比伦的楔形文、古印度的梵文，在今天只是少数专家学者的职业技能，已经失去了当初鲜活的创世的能力。但包括汉语言文字在内的原生文字，从未产生过占主流的人能胜天、制天的思想体系，它们的衰败既有偶然，也有必然，但终究仍在大自然之中。
而原生文字一旦衍生开来，如表声的字母和各类假名，这些衍生文字系统就开始取代原生文字系统的位置，随着原生文明的衰落，衍生文字的单向思维一往无前地走向当下和未来，最终与文字创制之初的意义完成了切割。尽管今天“阿尔法狗”的命名使不少人重新思考创世问题，但“阿尔法”早就衍变为英语等语言的字母A，英语世界的语言文字编排就以之为开端，原其本质则是牛头这样的实物。与之相对，汉语言文字的辞书字典，多以天部、地部、人部的次序编排，或以一字开始，都是“一画开天”“天年”“天命”的观念表达，提醒生民注意天地的意义。
尤其是，随着文字符号从中心地带、从少数人那里传播开来，文字的变异不可避免，当天下人都以为文字有反映真实等功能时，当初的真、善、美，此时走向了反动。“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文字既可以使乱臣贼子惧，又成了伪善、丑陋和罪恶的遮羞布。
在文明史上，原生文字系统既受次生文明的收藏、保护，又受次生文明的俯视、审判。不仅如此，衍生文字甚至产生了太多自负的思想体系，它们以物质的名义，消解了精神；以科学的名义，挑战了伦理；以人类的名义，征服了自然；以信徒的名义，消费了上帝……
原生文字硕果仅存的汉字，本身也经历了寿则多辱般的坎陷，它的神圣性在王权抬头的时代曾经大打折扣，它也一度沦为独夫民贼们“口含天宪”或“唯彼威福”的工具，专制者及其帮闲甚至以神圣自居，任意践踏汉语汉字的神圣。言语、文字从一统中收归王权，在此人类世俗化的进程中，“以吏为师，以法为教”的霸道既剥夺了全民的创造力，又垄断了汉语，窒息了汉字。
至于书写，无论是对汉字的书写（书法），还是对汉语的书写（文章、著作），也最终出现了变异。书家居然是奸恶之人，文章家居然道貌岸然，以至于汉语的发展仿真、伪善、傻美，几乎不再是天地人值得托付的对象。
因此，在汉语世界完成了大一统之后，在秦汉以来的统治者以天的代言人自居之时，民众就开始争夺对天地、大道的解释权力，无论是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信仰，还是替天行道的口号，都表明汉语汉字的正当性是一个问题。一代又一代的上层精英试图突围，甚至援佛入儒，喊出视民如伤、民胞物与的号召仍无济于事；一代又一代的民众起义试图解决问题，结果事与愿违。
但是，对汉语汉字的信仰仍支撑了传统社会的无数个体。西方的学者注意到，当西方人从中世纪走出来，大踏步地征服世界时，中国一流的头脑们却在倡导向内寻找；像朱熹、王阳明等人都曾示范半日读书、半日静坐的经验。人们曾经把这一东方的现象当作文化落伍的表现，但经过现代性的异化，不少人重新理解了这一现象的合理性。而当王阳明、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等人寻求突破一再失效之时，龚自珍、魏源乃至近现代的精英们都把佛教文化的持咒修行作为日常生活的功课，那种念诵几十万卷数十乃至数百万遍的修行，公正地说，仍有着信徒的神圣性。
遗憾的是，个别的努力没能阻止汉语的危机。在次生文明开创的“现代性”面前，汉字更是无所适从，甚至听命于异质思维来评判、归类整理，一度面临被打倒的命运。我们的精英之士甚至说过，汉字不灭，中国必亡。汉语汉字的西化、拉丁化、拼音化等，成为现代中国转型初期的重要思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