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编辑推荐：
诞生于20世纪初的积极心理学试图证明这样一种观点：幸福是可以被构建的、被传授的、被习得的。只要听从专家建议，就可以获得幸福。幸福学产业价值连城，自以为能够把人类改造成一种能够抵御消极情绪、发挥巨大潜能、抑制消极情绪和偷懒行为的生物。其计策就在于使我们笃信：贫富或贫穷、成功或失败、健康或疾病，关键就靠我们自己。
但“幸福”真的是我们所有人都应该追求的不容置疑的最高目标吗？如果对“幸福”的追求使我们陷入更深的沮丧和焦虑之中呢？“幸福学”这一巨大产业背后的受益者究竟是谁呢？
本书作者可谓单刀直入，探讨了时下流行的幸福学产业和个人发展产业，以通俗易懂的方式，旗帜鲜明地亮出了观点：“感谢所有那些孜孜不倦地追求积极情绪和幸福的人，是他们在追求幸福的过程中，为我们证明了这一行为其实是根本不起什么作用的。”
内容简介：
我们生活的世界充斥着“幸福”一词。幸福不仅是许多人的人生目标，甚至变成了一种义务。为了帮助人们实现理想，20世纪90年代末，一门全新的学科兴起：积极心理学。与之相伴而生的，还有一群自称为科学家的医生和专家，来指导你该如何幸福快乐。在他们友善而坚定的帮助下，你学习到如何击退负面情绪，并用快乐与正能量来取代。如果失败了……不，你不能失败！你没有失败的权利！为了自己，你必须成功！如果真的失败了，那必然是你自己的过失和责任，是你缺乏意志力、不够努力！总之，绝对不是社会的错！
本书巧妙地重构了这一“新科学”的起源，深入探讨了本世纪初最为迷人、最令人不安的现象背后的本质，记录了幸福学和幸福产业对社会产生的巨大影响，并指出，在幸福学蛮横的要求下，强制性的策略、虚假的证据、删减过的承诺、情感的等级以及一种新的公民观相继出现了。
作者介绍
埃德加·卡巴纳斯（Edgar Cabanas），柏林马克斯布朗克学院心理学博士，现执教于马德里何西塞拉卡米罗大学(Camilo Jose Cela University )，主要研究成果为有关政治、经济、社会，且被积极心理学设计并销售了的“幸福学”。
伊瓦·伊洛斯（Eva Illouz），法国巴黎高等研究院研究员，现执教于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The Hebrew University of Jerusalem）社会学系，2008年被评为柏林科学院院士，2012年成为以色列比撒列艺术与设计学院历史上第一位女校长。主要研究成果是被她称之为“情感资本主义”的情感交易，代表作为《情感资本主义》《爱为什么痛》等8本书，已译成15种语言。
部分摘录：
中，积极心理学已日渐缔造出一个共赢市场。对于长期难以找到研究对象的心理学来说，为了巩固地位、吸引充足资金、保持“时尚”，它必须不停革新概念，而幸福研究无疑为其注入了新的氧气。此外，如果说曾经尚且依稀存在一条界线，将“传统”心理学与其他各种版本的“牟利”心理学勉强区分开来，那么随着这个全新“研究领域”的横空出世，那条界限终于不复存在了。积极心理学借助“个人成长专家们”将自身发扬光大，反之，后者利用前者的科学辞藻来标榜自身专业可靠。从此以后，心理学便可以光明正大地与提供“心理”服务的市场联姻，与在其中流通的产品与商品（即通向幸福生活和自我成就的方法）结合，再也无须为此感到羞愧。幸福学家们就像是过滤器，他们“清理掉”人类对幸福种种含糊粗浅的诉求中所有庸俗的、唯利是图的痕迹，让它们呈现出科学合理的新面目。最后，积极心理学为心理学家提供了光明的前景：培训项目与全新的课程亟待问世，企业咨询领域有待开发，学术作品市场尚未饱和。新的出版作品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这也为研究人员们，尤其是年轻的研究人员，在“唯成果论”的学术领域生存、取得成就提供了机会。
积极心理学之所以能在心理学科领域内大获成功，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它对学科发展做出的积极贡献，而这个贡献就在于它没有与其他任何流派在理论上产生显著的摩擦。确实如此，塞利格曼既没有提出新的心理学研究方法，也没有表明态度要改变基础心理学和应用心理学停滞不前的状况，或是鼓励新的研究人员与专业人士转向一个研究“健全人”与“正常人”、体量巨大、有待发掘的市场。他可能确实不想日后成为心理学历史上无数理论纷争的始作俑者。塞利格曼与几十年前的人本主义心理学家做出了截然不同的选择——后者在自己挑起的与行为主义心理学、认知心理学之间的内部战争中最终败下阵来，而塞利格曼既无意撼动任何牢固的学科桩基，也无意笼络一众心理学家至其麾下。而且，他的宣言足够模棱两可，透露着折中的智慧，不至于让任何人——无论是不是塞利格曼学术上的追随者或同行者——萌生反对他的想法。因此，心理学世界里；“聚集知识分子的动物园”——这个略残忍的表达来自乔治·米勒39——无须经历残酷的内部竞争也可以继续蓬勃发展。
从某种意义上讲，尽管积极心理学家希望在心理学领域占有一席独立之位，想用自己的工作成果代替他们眼中“传统的”“墨守成规的”，甚至是“消极的”心理治疗，但他们根本没有与临床心理医生分道扬镳的意思，更不要说去质疑广受好评的理论原则与方法论原则了。在他们看来，不管是去研究临床病理学，抑或掩饰心理学的缺陷，传统心理学过去一直做得很出色，现在仍然有利用价值。但是，积极心理学家们指出，唯一的问题在于——与教练专家和自助专家提出的恰恰相反，光是塑造“正常的”“恰当的”、能迅速调整心神不定的状态、能及时学会如何面对烦心琐事的人格与行为还不够。人们不是只有在生活不顺利时才需要幸福，事事顺心时他们也能体会到这种需求——而且体会更为深刻。因此，传统心理学有义务承担起一个本质上全新的角色：它的作用不能再局限于治愈痛苦，还应该能帮助实现个人潜能最大化。
的确，这个策略大获成功。人们有必要坚定地以更加积极的想法看待事物，这种态度不仅在心理学领域广为人知，在整个学术领域也迅速蔓延开来。因此，积极心理学之父凭借比对手多两倍票数的绝对优势当选美国心理学会主席也不足为奇了。塞利格曼开创的转折点既有保守的成分，也有创新的一面。塞利格曼诠释了电影《豹》中那句著名的台词[19]，他认为心理学要想保持常青，就要勇于做出改变，不断推陈出新。毕竟，乐观——这种塞利格曼亲自践行的态度，并不仅仅是一种保守态度；正如亨利·詹姆士40所指出的，它还是成功企业家们的一个明显特征。然而需要注意的是，无论塞利格曼还是许多其他成就了积极心理学的心理学家们，他们并不是简单的知识分子：这些人早已在高等学府以及政府机构部门身居要职。自塞利格曼出任美国心理学会主席以来，积极心理学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随着学科影响力日益扩大，先导主力军们缔结成重要同盟，这些结果绝非偶然。
过去的20年里，积极心理学曾遭受无数非议。有一些批评从积极心理学的根本假设出发，有理有据，认为它的主张脱离背景，有种族中心主义的倾向41；有一些则指责它过度简化了理论，总是老调重弹，多有自相矛盾之处42；有一些则批评其薄弱的方法论43；有一些指出它在可复制性方面存在一定问题44；有一些认为它的普及到了泛滥的程度45；还有一些甚至质疑积极心理学治疗法的有效性和它的学科地位46。很显然，积极心理学并不可能仅以其“科学性”为根基来谋求发展，因为伴随它极高知名度的，还有知识层面的欠缺和科学成果的薄弱。20载辛勤努力、超过64000项成果，积极心理学围绕“什么让人生有价值”这个问题坚持不懈地进行着所谓的科学研究，但它得出的仅仅是一些良莠不齐、含混不清、难以令人信服甚至自相矛盾的结论。因为意图和方法论的不同，这些研究的结论往往有天壤之别：一些研究可能表明不同特质、不同心理维度、不同性格对于幸福有不同的特定倾向，然而另外一些研究却可能导致截然相反的结论47。
不过，不可否认的是，所有这些研究共同揭示了一个真相：任何坚持拥护积极心理学的人，任何希望看到幸福学在学校、卫生机构、娱乐产业、公共政策机构或军人队伍中间蓬勃发展的人，都带有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企图。许多人不无根据地断言：积极心理学不过是掩藏在各式图表、表格、数字下的理论空想；不过是轻而易举就可以被商业化、靠一群白大褂科学家站台宣传的大众心理学。对于这门学科所取得的蔚为壮观的成功，我们终于有了明确的解释。积极心理学的歌颂者们高瞻远瞩，巧妙地将种种关于“自我”的文化及意识形态假设说成是以经验为依据的客观事实。在这个策略的作用下，积极心理学不断发展，与此同时，庞大的幸福产业逐渐成形，幸福在公共与私人领域逐渐制度化，与政治、教育、工作、经济，当然还有所有形式的治疗结成联盟。本书将对这些领域逐一展开讨论，不过首先我们将从积极心理学与另一个学科的密切关系谈起，那便是在学术和政治领域也产生了很大影响力的幸福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