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由于世界的运作方式，我没办法成为更好的人。”
这是我见过对经济不平等最有力的控诉之一。——芭芭拉·艾伦瑞克，《我在底层的生活》作者
★ 比尔·盖茨、奥巴马、诺奖得主阿马蒂亚·森一致推荐——小小贫民窟为何获得全球关注？
★ 潜入印度底层三年，参考上千份官方档案，揭示 全球资本主义神话下贫穷的真相与本质
★ 美国国家图书奖获奖作品，书写大城市里小人物的生、死和希望——这不是一小撮人的故事，而是许许多多人的命运
★ 在这里，失业比断指更可怕，读大学是为了嫁得更好，腐败成了穷人翻身的绝好机会，希望像毒品一样令人上瘾
★ 作者获普利策奖、麦克阿瑟天才奖，何伟激赏“极具洞察力”，《无依之地》作者杰西卡·布鲁德最喜爱的作家，被誉为“乔治·奥威尔最出色的追随者”
★ 非虚构文学里程碑之作：入选《时代》周刊2010年代10年10佳非虚构权威榜单，《纽约客》《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金融时报》《经济学人》等20多家权威媒体年度好书
在孟买国际机场旁写着“永远美丽”的广告牌背后，贫民窟安纳瓦迪的居民不时梦想着更美好的生活。
垃圾回收者阿卜杜勒梦想有个不嫌弃他身上味道的老婆，两人一起到除安纳瓦迪以外的任何地方安家；他的母亲泽鲁妮萨则梦想在安纳瓦迪有个更干净的家，要有一扇可以排放油烟的小窗户，要铺着像广告里那样美丽的瓷砖；厕所清洁工拉贾·坎伯梦想能有钱换一副心瓣膜，好保住来之不易的工作，继续供养全家；热衷于调解邻里纠纷、从中捞取好处的阿莎梦想成为安纳瓦迪最有权有势的人物，让自己的女儿成为贫民窟第一个女大学生。
在都市的繁华表象之下，他们就像世界上的大多数人一样，努力地为梦想奔走。然而，他们掌握不了任何东西，一个普通日子里的微小变动便足以让他们的生活天崩地裂。这是印度的故事，却是全世界的问题。
作者介绍
凯瑟琳·布（Katherine Boo）
美国知名记者、作家，曾在《华盛顿邮报》等媒体担任编辑和调查记者，2003年成为《纽约客》专职作者。
从业三十年来，始终关注在社会边缘挣扎求生的弱势群体，是美国报道当代社会问题最有影响力的记者之一，曾获普利策奖、麦克阿瑟天才奖、美 国国家杂志奖等重要奖项。其报道以调查广泛、行文优美、同理心丰沛见长，并促发了一系列改善举措。
《美好时代的背后》为其代表作，出版之后受到众多媒体好评，荣获美国国家图书奖、美国笔会奖、美国艺术暨文学学会奖等奖项。
部分摘录：
午夜逼近，有个独腿女人被严重烧伤，孟买警方在找阿卜杜勒和他的父亲。在国际机场旁的贫民窟小屋里，阿卜杜勒的父母一反常态，三言两语便做出决定：生病的父亲留在这个充斥着垃圾、十一口人共住的铁皮棚屋中，平静地束手就擒；而负责养家的阿卜杜勒必须逃跑。
和往常一样，没有人询问阿卜杜勒对这个决定的意见。他的脑袋早已因惊恐而僵滞。他十六岁，或许是十九岁—他的父母对日期毫无概念。真主安拉以高深莫测的智慧，将他塑造得身材瘦小又紧张兮兮。阿卜杜勒总说自己是胆小鬼，根本不知道怎么躲避警察，他所知道的，基本上只有捡破烂。他记忆中的这些年，几乎所有醒着的时光，都在买进有钱人扔弃的东西，然后转卖给废品回收者。
此时，阿卜杜勒深知自己必须销声匿迹，但除此之外他并没有什么具体想法。他动身逃跑后，又回到家里。因为他唯一能想到的藏身之处，就是自己的垃圾堆。
他把自己家小屋的门推开一条缝。小屋坐落于一排手工草率兴建的房屋中段，他堆放破烂的歪斜棚子就在隔壁。只要能进入这座棚子而不被察觉，幸灾乐祸的邻居就无法向警方告发他。
阿卜杜勒不喜欢那轮月亮，圆满无缺、亮得愚蠢，映着他家门前灰扑扑的空地。空地另一边，则是其余二十多户人家的棚屋。阿卜杜勒担心，还有其他人跟他一样，正在从夹板门后朝外窥伺。这个贫民窟里有些人总盼着他家倒霉，只因为宗教信仰之间旧有的隔阂。另一些人之所以仇恨他家，则是出于现代因素—经济上的眼红。阿卜杜勒从事着许多印度人觉得低贱的拾荒工作，却也将他一大家子的生活提升到最低水平线之上。
然而，空地很安静，安静得出奇。这里位于一大片污水旁边，为贫民窟的东部边界，夜里多半喧闹不堪：人们斗殴、做饭、调笑、洗澡、喂羊、玩板球、在公共水龙头前等水、在小妓院门口排队或者靠睡眠解酒，酒是由与阿卜杜勒家相隔两户的一间屋子售卖的。在贫民窟窄巷间稠密拥挤的小屋内不断累积而成的压力，唯有在“广场”这里才得以缓解。然而，经过一场混战和那位“独腿婆子”的自焚事件后，人们都纷纷躲回屋内。
此时，除了野猪、水牛以及照例呈“大”字形趴卧在地的酒鬼之外，似乎只有一个人影—一个瘦小、泰然自若的尼泊尔男孩。他抱着膝盖，坐在污水湖畔闪闪发亮的蓝色烟雾中，那是湖对岸一栋豪华饭店霓虹广告牌的倒影。阿卜杜勒并不在乎尼泊尔男孩看见他躲在这里。这孩子名叫阿达什，不是警方的密探。他只是喜欢在外面待到很晚，躲开他母亲和她每晚的怒火。
阿卜杜勒最安全的时刻，莫过于此时。他快速走向垃圾棚子，随手关上身后的门。棚里一片漆黑、老鼠乱窜，却让人放心。他这座小仓库有十平方米左右，堆满等待阿卜杜勒处置的物品，高高地堆到漏水的屋顶，有空水瓶、威士忌酒瓶、发霉的报纸、卫生棉条导管、卷起的铝箔纸、被季风雨剥得仅剩残余的伞架、残破的鞋带、发黄的棉花棒、缠成一团的录音带、曾经包装山寨版芭比的破塑料套等等。在黑暗中的某处，还有个叫“芭贝”或“芭芭莉”的娃娃，拥有很多玩具的孩子会把失宠的玩具作为实验对象，她们便在实验中成了残废。这些年来，阿卜杜勒对于避免分心已十分在行，他把这些娃娃胸部朝下放在垃圾堆中。
避开麻烦—这是阿卜杜勒·哈基姆·侯赛因的工作原则，如此强烈秉持的理念，似乎已经烙印在他身上。他的眼窝很深，两颊凹陷，因干活儿而弓起的身子瘦削结实—在挤满了人的贫民窟巷弄，身材必须小于正常尺寸。他身上的一切几乎都凹了进去，除了突出的耳朵和翘起的头发；每当他拭去额头上的汗水时，还带着一点女孩子气。
在他居住的贫民窟安纳瓦迪，谦卑低调是件好事。在印度金融中心孟买的繁荣西郊，有三千人挤在三百三十五间小屋的屋内或屋顶上。来自印度各地的移民往来不绝，大多是印度教徒，出身于各个种姓阶级和次阶级。他的邻居所属的信仰和文化十分多元，身为贫民窟三十多名穆斯林之一的阿卜杜勒根本无从了解。他只把安纳瓦迪看成一个布满各种新旧论点的陷阱，他必须避免误触地雷，因为在商贩眼中，安纳瓦迪正辉煌地坐落在有钱人的垃圾堆中。
阿卜杜勒与左邻右舍占用的土地，属于印度机场管理局。贫民窟和国际航站楼的入口仅相隔一条椰子树林荫大道。服务机场贵宾的五个豪华酒店环绕着安纳瓦迪，其中四个拥有华丽的大理石巨型建筑，另外一个则是拥有蓝色玻璃的凯悦酒店。从凯悦的顶楼窗户往下看，安纳瓦迪和几个相邻的违章建筑群宛如从空中落下的村子，掉进新式美丽建筑之间的空隙内。
“我们的四周都是玫瑰，”阿卜杜勒的弟弟米尔基这么说，“我们是夹在其中的那堆屎！”
印度在新世纪的经济增长速度迅猛，玫瑰色的公寓和玻璃幕墙办公大楼在国际机场附近拔地而起。某公司总部被简单地命名为“多多”。越来越多的起重机在盖大楼，其中最高的大楼又干扰了越来越多的飞机降落—这是城市上方一个烟雾笼罩、带动繁荣的障碍物，大把大把的可能性由此滚落到贫民窟。
每天早晨，成千上万的拾荒者在机场地带呈扇形散开，寻找还卖得出去的过剩物品—这些仅是孟买每天挤出的八千吨垃圾当中的数磅而已。这些拾荒者直奔从贴着深色隔热纸的车窗里扔出的皱香烟盒；他们打捞下水道，劫掠垃圾箱里的空水瓶和空啤酒瓶；每天晚上，他们扛着装满垃圾的麻袋，沿着贫民窟的街道归来，就像一群齿牙动摇但一心想赚钱的圣诞老人。
阿卜杜勒在生锈的磅秤前等待。在贫民窟垃圾处理业的阶级结构中，这孩子比其他拾荒者略胜一筹：他是交易商，经过估价后，买进其他人寻获的东西。他的利润来自将成批的垃圾卖给几公里外的小型回收厂。
阿卜杜勒的母亲是他家的杀价高手，会朝那些要价太高的拾荒者大发雷霆，而阿卜杜勒说话就比较笨拙缓慢。他更擅长分类，将收购的垃圾划入纸、塑料、金属等六十个类别之一，这个步骤十分关键且严谨。
他的手脚极为利落。六岁左右起，他就一直在为垃圾分类，因为肺结核和长期从事垃圾处理工作已经使他父亲肺部受损。阿卜杜勒在工作中逐渐将动作技能训练得十分纯熟。
“反正你这种脑袋不适合上学。”他的父亲从近来的观察中得出结论。阿卜杜勒不确定自己是否受过足够的教育，因此无法判断自己究竟适不适合上学。早些年他坐在教室里，似乎也没学到什么。后来他就一直在干活儿—把大量污物搅入空中、使他的鼻屎变黑的活儿，无聊甚于肮脏的活儿，他料想将从事一辈子的活儿。大多数的日子里，这种前景如同刑罚，使他心情沉重；而今晚面对警察的追捕，回去干活儿却成了他的希望。
相较于垃圾的臭味和阿卜杜勒被吓出的一身汗的味道，“独腿婆子”的焦臭味在棚子里显得比较轻微。他脱去长裤和上衣，把衣服藏在门边一摞摇摇欲坠的报纸后面。
他想到的最好的点子，是爬上他那两米多高、乱糟糟的垃圾堆顶端，然后紧贴着后墙，尽量远离门口。他很灵活，白天能在十五秒之内登上这座保持巧妙平衡的小丘。然而在黑暗中，只要稍一失足，瓶瓶罐罐就会滚落下来，由于屋子之间的墙壁很薄，而且还是共用的，这样等于将他的行踪公之于众。
阿卜杜勒右手边的房子，令人不安地传来平静的鼾声。那是一个刚从农村来的表亲，从他的反应来看，他大概以为城里每天都有妇女被烧吧。阿卜杜勒向左移动，在黑暗中摸索着，寻找一堆蓝色塑料袋。这些袋子布满灰尘，他不喜欢整理这些袋子，但记得之前把扎成捆的袋子抛在一摞受潮的纸板上，在上面爬不会发出声音。
他在隔开棚子和他家的侧墙附近，找到了袋子和压平的纸箱。他爬了上去，静静等待。纸板压缩，老鼠逃窜，但是没有任何金属掉到地上发出声响。此时，他可以利用侧墙保持身体平衡，同时考虑下一步该怎么做。
有人在墙的另一边蹭来蹭去，十之八九是他的父亲。这时候，他肯定已经脱去睡衣，把人造纤维衬衫搭在肩上，可能正在打量掌心里的烟草。这男人拨弄了一整晚的烟草，把烟草摆成圆圈、三角形，再拨回到圆圈。每当他不知如何是好时，便会出现这种动作。
阿卜杜勒又移动了几步，在几声“哐啷”响动后来到后墙，躺了下来。现在他很后悔没穿长裤，不只因为蚊子，硬塑料壳包装裂开的边缘也划破了他的大腿后侧。
弥漫在空气中的烧焦味闻起来苦呛，不像人的皮肉，倒比较像是煤油和烧熔的拖鞋，阿卜杜勒如果在某个贫民窟巷弄碰巧看见这些东西，也不可能弯下身去捡。然而，相较于酒店每天晚上倾倒于安纳瓦迪的腐坏食物（那些食物能养活三百头身上沾满粪便的猪），这股味道宛如柑橘花。他之所以感到不舒服，是因为他知道那股味道是什么，是从什么人身上散发出来的。
自八年前全家来到安纳瓦迪的那一天起，阿卜杜勒便认识了“独腿婆子”。他不得不认识她，因为两家的棚屋之间仅相隔一条被单。即使在那时，她的味道也困扰着他。尽管很穷，她也会在身上喷洒香水。阿卜杜勒的母亲身上尽是母乳和炒洋葱的味道，对“独腿婆子”这样颇不以为然。
以被单为墙的那些日子，阿卜杜勒相信他的母亲泽鲁妮萨在大多数事情上都是对的，就像现在一样。她对子女们温柔、爱开玩笑，在阿卜杜勒看来，她唯一的大毛病，就是在杀价时使用的语言。尽管以脏话讨价还价是垃圾处理业的常态，他却觉得母亲太过于乐在其中了。
“蠢皮条客！”她假装愤慨地说，“你以为少了你的臭罐子，我的孩子们就会挨饿吗？我真该扒下你的裤子，把你的小弟弟割掉！”
这话可是出自一个在不知名村庄长大、从小被要求身穿蒙面罩袍、笃信宗教的女人嘴里。
阿卜杜勒自认是“老古板”，没有十成也有九成。他直言不讳地指责母亲：“要是你父亲听见你这样撒泼骂街，他会怎么说？”
“他会用最难听的话骂我，”泽鲁妮萨答道，“但也是他把我嫁给一个病恹恹的老公！我如果像我妈一样，安安静静地待在家里，你们这些孩子肯定会饿死的。”
阿卜杜勒不敢说出他父亲卡拉姆·侯赛因的大毛病：病得没办法整理垃圾，却没病到不能碰老婆。父亲从小信奉的伊斯兰瓦哈比教派反对节育，泽鲁妮萨所生的十胎中，有九胎存活下来。
泽鲁妮萨每次怀孕便安慰自己，她在生产未来的劳动力。阿卜杜勒是目前的劳动力，新的弟弟妹妹使他越来越焦虑。他时时出错，付给拾荒者一大笔钱，只换来一袋袋不值钱的东西。
“放慢速度，”父亲温和地告诉他，“用你的鼻子、嘴巴、耳朵，不要只靠磅秤。”用钉子敲打废铁，从声音分辨是什么材料。咀嚼塑料，来区分等级。如果是硬塑料，就折成两半，闻闻味道，气味清香的是质地优良的聚氨酯。
阿卜杜勒逐渐变得得心应手。从某一年开始，他们家能吃饱饭了。又一年过去，家更像个家了。那堵墙从被单换成铝片，而后又换成废砖，使他家成为整排屋子中最结实的一间。考虑改用砖墙时，他的心头涌现出复杂的情绪：一是感到自豪；二是害怕砖头质量太差，墙可能会倒塌；三是感到解脱了。他和“独腿婆子”之间，如今终于有了七厘米的屏障。那婆子会趁她丈夫在其他地方整理破烂时偷汉子。
近几个月来，阿卜杜勒只有在她拄着铁拐杖，“咯噔咯噔”地朝市场或公厕前进时，才有机会看到她。“独腿婆子”的拐杖似乎太短了，因为她在走路时臀部会翘起，做出某种扭动的动作，引人发笑。口红一事更是令大家哄堂大笑。“她特地抹了口红，只为了去拉屎？”她的嘴唇有时涂成橘色，有时涂成紫红色，仿佛她爬上利拉酒店旁的蒲桃树，把果子吃得干干净净。
“独腿婆子”名叫西塔。她皮肤白皙，这通常是一大优势，可惜一条短小的腿，砍低了她的聘金。她那信奉印度教的父母，接受了唯一的提亲对象：一个穷困、不起眼、工作卖力、年老的穆斯林。
“就是个半死不活的人啦，可是除了他，还有谁要我女儿？”她的母亲皱着眉说。这个不理想的丈夫将她改名为法蒂玛，两人婚后生下三个骨瘦如柴的女儿。身体最虚弱的女儿在家中的桶子里溺毙，法蒂玛似乎毫不伤心，这使大家议论纷纷。几天后，她从她的屋子里出来，臀部依然扭来扭去，用她金光闪烁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男人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