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康熙盛世与帝王心术：评“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
全书由五篇文章构成，提出清代康熙朝的政治核心问题，即为大清王朝争正统。从三藩平叛、兴废太子、道学观念、满汉关系、出兵准部等具体层面入手，系统批判玄烨提出的“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
作者批判的重点是所谓 “千古一帝”的康熙帝玄烨。作者不惜笔墨，爬梳满汉文字史料，揭示所谓“盛世”背后的深层次问题。有清一代，大一统远迈汉唐元明，而正统之争，反较历代为烈。康、雍、乾三朝帝王，皆不惜天子之尊，口诛笔伐，连篇累牍，蔚为奇观。其中，玄烨于康熙五十六年首倡“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承前启后，实为有清一代重要之政治纲领。玄烨在位六十二年，造就了中国历史上统治最为长久的一朝。这成为他及其后嗣得以宣扬其圣明和“康熙盛世”的资本，也是一种“既成事实”。这其中固然存在各种社会因素，但也不能否认，玄烨继位以来施行的各项政策，毕竟摆脱了清初统治者赤裸裸的民族征服的遗轨。然而，一代君主在位的时间，甚至一个王朝延续的久暂，都不应是治史者予以黜骘的标准。玄烨关切的问题，是如何维持祖宗家业不堕。他政治活动的全部内涵，归结到极致，即保持满洲贵族在政治上的支配地位。与其他王朝不同的，清朝是以满族这一人数较少的统治民族高居于社会的顶层；而且在从武力征服到“文治”的转化过程中，满族统治者为了维系满族独尊的地位不致衰颓，又始终拒绝本民族与被统治的先进民族融合；不仅如此，满洲统治者更不惜一切手段，欲令被统治民族承认其政权具有合理性，承认被统治民族的利益也同时得到充分的体现。康熙一朝的专制特质，至今仍未受到充分注意。由玄烨首倡，胤禛、弘历所弘扬的所谓大清得天下，以及对历代正统的横加干预，这些影响巨大而久远的问题之所以未曾得到认真清理，恐怕也与对康熙一朝政治的基本估计有关。
本书是一部扎实的史学研究著作，视角独特，结论深刻，积作者多年的研究心得，是清前期史研究的成果。
⭐定鼎中原之路：从皇太极入关到玄烨亲政
这是一部有关清初政治史研究的论文集,由四篇长文组成,分别关注皇太极入关、多尔衮摄政、福临亲政改革和玄烨结束四大臣辅政等满族入主中原的重要历史片段。四篇文章均是从个案入手讨论清初政局演变。历史上的疑案或具体的事件其价值如何,在史学日益多元化的趋势下,不可一概而论。同样一件疑案,研究者的需要和目的不同,其价值亦迥异。价值判断的前提 是确认事实,后者必须建立在史料的鉴别和分析之上,即属于实证。清代历史上的许多疑案,原因不外是于统治者利害攸关,其原始过程和直 接证据被当时的记录者或后来的编纂者有意湮灭。若能还其本来面目, 不仅可以揭示当时复杂的政治关系,往往也是破解历史表象背后深层原因的关键。
作者深信，探索人在历史中的活动,总结他们的成败得失,离不开史实,离不开实证。实证史学并未山穷水尽!
⭐九品官人法研究：科举前史
在这部著作中，宫崎市定从制度的层面，十分精彩地讲述了魏晋南北朝时代贵族门阀的形成历程，以及在汉族社会发育成熟的贵族制度如何成功地移植于北方民族统治的北方社会，胡汉合流，出现南北朝的士族门阀政治局面。实际上，这是一部通过“九品中正制度”揭示魏晋南北朝的政治进程与社会形态演变的鸿篇巨制，强有力地支持了内藤湖南的时代划分理论，当之无愧地成为京都学派的学术里程碑，而宫崎市定本人也成为公认的京都大学东洋史学的新一代领袖。他对于中国史研究的成就超过了东西交流史的建树，以至于一般人甚至不清楚他同桑原骘藏的师承关系，将他视为内藤湖南的衣钵传人。
此次出版之《九品官人法研究》译本，综合该书已出日文版之诸版本，有百余条注释（作者之补注、译者之译注），是目前内容全面、校订精准的版本。文前有译者韩昇教授《宫崎市定与〈九品官人法研究〉》一文，全面系统回顾宫崎市定的史学研究，特别对《九品官人法研究》的成书及其对中国史研究的重要影响详加叙述。文末所附《宫崎市定著作年表》更是直观列举了宫崎市定先生的著作成果，给广大读者提供了了解宫崎市定史学研究的便利。
⭐通天之学：耶稣会士和天文学在中国的传播
本书以耶稣会士和天文学为主题，系统查阅研读了国内外所藏清代历算著作、官方文献和清人文集，并与欧洲所藏西文档案资料互证，在全球史和跨文化的视野下系统阐述天主教传教士与欧洲天文学传入中国的诸面相。
作者试图将天文学传播置于政治史、社会史和宗教史的语境中加以讨论，完整勾勒清代近两百年间欧洲天文学在华传播的历程。通过案例，生动展现了知识和权力交织的复杂背景，进而揭示了康熙皇帝如何通过西学来达到控制汉人和洋人之目的；深入分析了皇子、传教士、钦天监官员和士大夫群体在知识传播中所扮演的不同角色。
作者介绍
姚念慈 湖北武汉人。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1982年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1989年师从清史大家王锺翰先生研习清史满族史，获历史学博士学位。著作有《满族八旗制国家初探》《清初政治史探微》《康熙盛世与帝王心术》《定鼎中原之路》，论文有《多尔衮与皇权政治》《评清世祖遗诏》《明遗民与清初碑传纪年》等。
韩琦，浙江嵊州市人。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博士生导师。1991年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毕业，获科学史博士学位。主要研究领域为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明清科学史、天主教史、中国印刷史和民国地质学史。著有《中国科学技术的西传及其影响（1582—1793）》，合著合编有《中国印刷史》《中国活字印刷史》《〈熙朝崇正集〉〈熙朝定案〉（外三种）》《欧洲所藏雍正乾隆朝天主教文献汇编》，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现任《自然科学史研究》主编，Archive for History of Exact Sciences、Annals of Science等刊物编委。
宫崎市定（1901—1995），日本历史学家、汉学家，京都学派史学第二代代表人物和集大成者。曾荣获日本学士院奖和法兰西学院颁发的儒莲奖。宫崎市定对中国史的很多领域，包括社会结构、政治体制、经济形态、权力关系、政府组织等方面均有独到研究。他一生著作颇丰，代表作有《中国史》《科举》《九品官人法研究》《亚洲史概说》等。他的生前著述全部结集为《宫崎市定全集》（共25卷）。
部分摘录：
玄烨一再咬定魏象枢反对清廷出兵讨逆，已如前所述。当初王熙已 向玄烨指出，魏象枢倡“有苗格”是在会议时所言，且为人曲解。王熙所说的会议，乃满汉廷议甚明。而三十三年玄烨却说，象枢此议发于“（满洲）议政王大臣议奏发兵”之际，使后人无从质证。但问题也由此而生，魏象枢究竟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场合阻挠发兵的。
现据《实录》，将清廷得知吴三桂叛乱的应对措施列举如下：
一、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丙辰，奉命撤藩的使臣党务礼、萨穆哈从云南逃至北京，向玄烨报告吴三桂已于上月起兵。玄烨召议政王大臣面谕，今吴三桂已反，荆州咽喉要地，命前锋统领硕岱率军兼程前往，进驻常德。议政王大臣议奏所派兵员。
二、二十二日丁巳，湖广总督蔡毓荣疏报吴三桂反。谕兵部：调云南提督桑峨为湖广提督；授孙延龄为将军，线国安为都统，固守广西。命西安将军瓦尔喀进驻四川。京城内杨起隆称朱三太子叛乱，当日被镇压。
三、二十三日戊午，谕吏、兵二部，吴三桂背恩叛乱，原属吴三桂藩下文武官员概不株连。谕户部拨给出征八旗兵丁银两。
四、二十四日己未，命郡王勒尔锦为宁南靖寇大将军。 [11] 议政王大臣议奏拘拿吴应熊。
五、二十五日庚申，谕议政王大臣等，发兵驻兖州、太原。
六、二十七日壬戌，诏削吴三桂王爵。命都统赫业为将军，同瓦尔喀由汉中入蜀。
七、二十八日癸亥，硕岱启行赴荆州。
据《平定三逆方略》，党务礼等逃至京城，玄烨即“命议政王贝勒大臣议出师”，即《实录》二十一日丙戌玄烨与议政王大臣之面议。又《方略》己未日，命勒尔锦为大将军云：“先是，议出师时，上命勒尔锦为帅。”亦定于二十一日玄烨与议政王大臣面议，应无可疑，二十四日方正式授勒尔锦职衔。《方略》癸亥日，硕岱赴荆州，明书“上谕议政王等”。
由是可知，清廷得知叛乱在二十一日丙戌， [12] 当日即由玄烨与议政王大臣面议决定出兵。这就彻底排除了魏象枢在议政会议中阻挠出兵，并与索额图争论的可能。按清初定制，“凡议军情，汉官从未与议”。大举出征，议政会议更由皇帝主持。 [13] 玄烨此次会议出兵，即谨守满洲传统，且所发之兵为禁旅八旗，岂容汉官厕身其中。唯一的例外可能就是王熙。韩菼《王熙行状》：“十二月，闻吴逆之报，即赴内朝集议，至除夕始归。”此所谓“内朝集议”，即议政王大臣会议无疑。 [14] 正因王熙参与清廷发兵会议的全过程， [15] 所以，他为象枢辩诬才格外有力。此其一。
那么，是否存在清廷定计出兵之后，又遭魏象枢阻挠的可能？上列第二条二十二日丁巳所记三事，即调桑峨为湖广提督，命孙、线固守广西，命瓦尔喀进四川，皆为前一日议政会议的结果。《实录》、《方略》皆书谕兵部，即奉命行事。揆之惯例，绝无大举出征既定而又于具体调动任命之时再集满汉群臣会议之理。另据《王熙行状》，“丙辰（十五年），奉谕专管密本。前此汉官不与闻兵机，盖异数也”。王熙以兵部尚书的身份，至康熙十五年方破例参预军机。可见叛乱初期，清廷军事调动皆对汉官保密，魏象枢根本无从得知其情，更遑论挺身而出阻挠。此其二。
二十二日以后的情况又如何。从上引第二条可知，二十二日当晚，京城中爆发了颇具规模的杨起隆叛乱，旋为清廷镇压，逮捕数千人。《方略》记杨起隆案于二十四日，乃逮捕后进行审理的综述，细谷良夫已经指出。 [16] 而魏象枢则立即卷入到杨起隆案的审理之中。《寒松老人年谱》癸丑年（康熙十二年）“十二月十九日，奉旨升补都察院左佥都御史。甫到任，即同三法司会审放火大盗杨起隆一案。除夕，乃出署。” [17] 也就是说，至迟从二十三日起直至三十日除夕，魏象枢一直封闭在衙署中审理案情，无从分身参与朝廷议事。即使他能通过某种途径获知吴三桂叛乱，以及清廷二十三日的上谕和二十七日的诏文，也绝无可能在会议中阻挠发兵。除夕之前，王熙在宫中，魏象枢在都察院衙署，二人不可能相接。故可断言，王熙于会议中所曾闻知象枢“有苗格”的议论，必不在商议发兵的议政会议。再看十三年初的情况。《实录》十三年正月戊辰（初三日），遣都统巴尔布，护军伊尔度齐先赴荆州，又命副都统扩尔坤将兵往西安。壬申（初七日）谕湖广总督蔡毓荣调兵守沅州。对照《起居注》，自元旦至初八日，玄烨一直在宫中宴请、祭祀，未接见汉官，初九日方御门听政。又可证戊辰、壬申两日的三次调发军队皆为宫中密议。满汉部院大臣概不得预，魏象枢岂有例外。此其三。
以上三点，足证玄烨所谓魏象枢阻挠议政王大臣会议发兵平叛，且与索额图争论成隙，洵属诬辞。且可知，王熙所说魏象枢于会议时“有苗格”之论，必在十三年初清廷发兵已成定局之后。《年谱》甲寅（康熙十三年）首记：“是时吴逆变乱，人惊风鹤。余凡有奏疏，皆从地方人心起见。因邪教煽惑勾连，则有《谨陈要地当设之道员以资弹压等事》一疏；因湖广、四川大兵屯集，供应浩繁，则有《用兵之地钱粮暂宜缓征等事》一疏；因逆贼蛊惑，人心披靡，则有《密陈申明法纪鼓励人心之大端等事》一疏：皆系密奏。”因 系密奏，例不收存于文集， [18] 非专为避某人之嫌。而象枢积极为清廷献策，殚精竭虑，以尽其愚诚，则可以想见。象枢登清廷首科进士。康熙十三年初，“奉上谕因大兵进剿逆贼，指日荡平，地方恢复，需人甚急，着臣等虚公举荐”。象枢即举顺治朝擿发吴三桂在四川观望不前，不亟进攻西南，而遭反噬流徙塞外的郝浴。云其“当三桂身居王爵，手握兵柄之时，因从封疆起见，不附其势，不畏其威，致三桂成不共戴天之仇。三桂之所仇，正为国家今日之所取，何忍终弃之”。 [19] 观此则知象枢效忠清廷，与叛逆势不两立，绝无丝毫瞻顾之心。积极支持玄烨撤藩平叛的满洲户部尚书米思翰于十三年底去世， [20] 象枢挽诗有云：“持筹共念输将苦，切齿难忘寇贼频。社稷忧劳惟此日，朝廷依赖少斯人。” [21] 象枢引其为同志，即非自外于清廷，亦证昭梿、魏源以象枢欲杀米，适为无根浮谈。我们完全有理由推断，象枢会议时“有苗格”的议论，是在十三年初清廷大兵征发之后，提醒清廷需申明纪律，维护其王师形象，并大修文德争取民心，以瓦解叛军之类。此与当时谕令大军出征，“务令秋毫无犯，安辑地方”，“统兵主帅各宜体朕为民除叛用兵之意，申明纪律，严加钤束”等谕旨一脉相承。 [22] 而后来玄烨所谓“不必发兵”，“力言不可”，并为“满大臣面嗤之”等等，与象枢本意风马牛不相及。
魏象枢于十三年初连上三密疏为清廷积极进策，次月又举荐吴三桂的宿怨郝浴复出。 [23] 按说，象枢对三藩的态度已甚明朗。但如果此前象枢曾在其他场合，因反对发兵而与索额图相争，为玄烨所闻，又恰为王熙所未闻，果尔，则后来玄烨上谕只不过是魏、索二人争论的时间、地点之误，而于象枢基本立场的判断并无偏差。那么，有无可能象枢得知清廷出兵已成定局之后，急忙调转立场，以求得玄烨及满洲统治集团的宽容呢？
欲解除此一疑惑，可以考虑如下数端：首先，从象枢人品而言，不是趋附形势、依违易变之辈。清朝开国名臣范文程为象枢座主，顺治十一年宁完我弹劾陈名夏致死，诬象枢为名夏一党，赖文程力为辩解得免，是文程于象枢有知遇与再造之恩。然直至六年之后，象枢以养母乞归，方肯“力疾一谒。吾师乃延入园亭，命之坐，曰：‘十余年，师弟今日才见一面。’象枢起而谢曰：‘吾师未受象枢一瓶酒，象枢未领吾师一杯茶，何独于四百门弟子中知象枢之深邪？’吾师曰：‘尝在会议处，见丈有直气，是我国家可用之人，不欲他人诬害耳。’” [24] 康熙十一年象枢起复补御史，由大学士益都冯溥之荐，以象枢“居谏垣，赫赫有直谏声，此人所共知也”，又“深信之，知为至诚君子”。 [25] 冯溥立朝亢直敢言，李光地许为康熙朝第一人，其于象枢引重若此，则象枢非长袖善舞可知。康熙朝前期，象枢与汤斌、崔蔚林并以理学著称。 [26] 后来玄烨攻击“假道学”不遗余力，象枢亦在其列。若象枢果曾先阻挠清廷发兵并与索额图争论成隙，旋又因出兵已成定局，遂见风使舵，改头换面，岂能不被玄烨引为口实，又岂能见重于朝士。 [27] 其次，从象枢的居官履历来看，康熙十二年“冬十二月擢都察院左佥都御史，明年二月拜顺天府府尹，四月除大理寺卿，七月升户部右侍郎，十一月转左侍郎，一岁五迁”。 [28] 若象枢对叛乱所持立场与清廷稍有违异，安能迁升如此之速？亦证明所谓象枢阻挠出兵为必无之事。更重要的是，我们要进一步追问，在发兵平叛的问题上，魏象枢与索额图的立场是否对立且争论成隙，这是判断玄烨三十三年上谕是否可信的关键。
三藩叛乱起于清廷撤藩之举，已是治清史者的共识。前引细谷良夫一文据清初海外史料《华夷变态》，有“吴三桂在三十年前已有叛乱企图”一说，尚需更有力的史料来证明。清廷撤藩时曾有赞成与反对两议。平 藩战事甫毕，玄烨曾说：“尔时惟有莫洛、米思汉、明珠、苏拜、塞克德等言应迁移。” [29] 总之，主张撤藩者居少数，但为玄烨所支持。玄烨之主张三藩并撤，是其对形势错误估计所致。至于玄烨所谓“撤亦反，不撤亦反”，是事后的自饰之词，吴伯娅已辨之甚晰。 [30]
还可以补充的是，玄烨屡次申明议撤藩时，无人曾预言会导致叛乱，“试问当日曾有言吴三桂必反者否？”“亦曾两议，未有议及吴三桂必反者，亦未有议及吴三桂必不反者”， [31] 显然又是谎言。《碑传集》卷11彭绍升《熊文端公事状》：“时有诏撤三藩，圣祖举以问之。（对）曰：‘国家方太平，以无事为福，道在休养绥定之而已。今无故徙数十万安居乐业之众，移置穷荒不毛之墟，仓卒逼迫，势逐刑驱，未有不生怼怨。众怒不可激，一夫称乱，所至瓦解。前事如此，可勿戒与？’圣祖以语诸大臣，皆言吴三桂仅一子，质于朝，可勿虑，其它又安能为？未几，三桂反。”熊赐履已明确发出警告，但玄烨惑于诸人怂恿，终于激起大乱。二十年、二十五年玄烨两次宣称无人曾言吴三桂必反时，熊正罢官闲居金陵。即便其在朝，敢披露玄烨私下询问之事乎？朱彝尊《曝书亭集》卷80《征士李君行状》：“时曹侍郎申吉出抚贵州，引君为助。既闻三藩同撤，君曰：‘乱将作矣。’遂力辞归为母寿。既抵家，云贵告变。” [32] 李良年为作者多年挚友，非道听途说之辞。良年以书生方入幕黔抚，即能预见三桂必反。另据徐乾学《高层云神道碑》，“留蜀二年，策滇黔必乱，势将及两川，乃亟归。放船滟滪，浮江而下，抵家而吴三桂反，川途梗塞，人咸服其先见”。 [33] 是知 吴三桂反情，已播于邻省矣。迨吴三桂反时，云南一省为清廷殉节者尚有数人， [34] 岂能说无一察觉三桂情状，并得以诉诸朝廷？清廷或自讳之，以掩玄烨之失耳。 [35] 所有这些都与本文主旨无关，但有一点可以确定，那就是玄烨善于文过饰非，绝不像他自诩的那样坦荡诚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