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1952年中国民主革命任务基本完成和国民经济恢复以后，新中国立即转入大规模经济建设。与此同时，中央人民政府开始实施第一个发展国民经济的五年计划（1953—1957）。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定和实施，标志着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这个道路的特点就是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和与之相配套的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因此，第一个五年计划不仅包含发展国民经济的具体规划，还包含着社会主义改造体制变革内容。应该说，第一个五年计划是改革开放以前最成功的五年计划，它不仅完成了预期的基本建设和经济发展目标，而且提前实现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即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和建立起计划经济体制。
作者介绍
武力，1975年高中毕业于北京市安德路中学；1975年3月至1976年12月在北京市延庆县插队；1976年12月至1977年在北京市铁路局电务段工作。1977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1981年毕业获历史学学士学位；1981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1984年毕业获法学硕士学位；1984年12月至2008年10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从事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工作。先后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室副主任、主任、所学术委员会委员、院重点学科带头人；研究生院经济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其间于1997年在荷兰莱顿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2008年10月调入当代中国研究所；现任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
部分摘录：
计划管理的历史渊源和突破“贫困陷阱”的需要 1949年10月1日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从经济基础和生产力水平来看，新中国是建立在以传统农业和手工业为主，并经过长达18年战争破坏的落后经济之上的。而从经济体制来看，新中国则是在长达22年的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的新民主主义战时经济体制基础上延续发展起来的。从外部环境看，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无产阶级领导、追求民族独立和反帝的性质，使得它在得到国际社会主义阵营支持的同时遭到帝国主义阵营的反对，从新中国成立之日起，不得不在分别以苏联和美国为首的世界两大阵营中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
如果说新中国经济体制是建立在旧中国留下的经济基础之上的，那么可以说，新中国的经济体制则是直接来源于解放区的经济体制，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种继承、推广和发展的关系。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是解放区经济体制逐渐走向成熟的时期，从1937年全面抗战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的12年间，约有10年的时间，解放区基本上处于北方农村。在抗日战争时期，甚至可以说主要以偏僻的乡村为主。解放区的上述区域特点，导致解放区的经济呈现出以下三个特点：一是解放区经济水平就全国来说，基本上处于比较落后的状态，几乎没有现代交通、能源、工业，即使是农业发展水平，较之江南也很落后，资本积累困难。二是处于严酷的战争条件下。1947年7月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反攻以前，解放区基本处于战略防御状态，在基本没有外援的情况下，靠落后的农村经济支撑。因此，制定一切政策的出发点和主要目标，是保证革命战争的需要。三是解放区大多数时间受反革命势力分割包围、破坏。处于战争环境中的解放区经济，大多数时间受到反革命势力的分割、封锁，不得不陷入一种区域性、脱离城市的自给自足状态，而且受到战争的严重破坏，如抗战时期日寇对解放区的残酷扫荡、解放战争初期国民党对解放区的进攻和破坏等。
解放区的上述经济特点以及解放区面临的战争环境和斗争需要，使得解放区经过20多年的探索和完善，逐步形成了一套适合于农村条件和战时环境的经济体制。这种经济体制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战时经济体制，经济工作的目标是革命第一、改善人民生活第二。这种体制一方面表现为政府的财政体制及政策主要是为革命战争服务的，另一方面表现为解放区的资源配置（物力、人力）是以革命战争的需要为第一位的。解放区的金融、工业、商业、外贸（主要指区域之间的贸易）制度和政策也都是适应革命战争的需要，对敌经济斗争是解放区经济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2）以分散落后的个体私营经济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1948年以前，解放区主要由北方的农村和小城镇构成，经济落后，以传统的农业、手工业和集市贸易为主，几乎没有大规模的现代工矿交通运输业。
（3）统一领导、分散经营的管理体制。在上述环境下，一方面，革命战争需要在人力物力方面加强政府的权力，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资源来支持革命战争；另一方面，战争分割和落后分散的个体私营经济，使得政府（特别是中共中央）又不可能将干预经济的权力深入到广大的生产部门。为了解决这个矛盾，解放区在经济管理方面采取了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部门制宜的办法，凡应该集中而又可能集中的由各解放区政府统一管起来，凡应该集中而目前没条件的暂时不集中，凡不需要集中的一律不集中管理。在上述原则下，一般来说，财政、金融管理权限一般都集中在各解放区政府，如财政实行统收统支，银行货币发行权、信贷权集中在各解放区政府手中，对于公营的工业（主要是军工）、商业企业，实行统一领导分散经营；对于广大的个体、私营农业、工业、商业，则主要是根据政府政策法令实行间接调控，必要时辅以行政手段。
（4）实行党对经济工作的一元化领导。中国共产党是革命根据地的创造者，是整个革命根据地政治、军事的核心组织和灵魂，也是全国众多分散的根据地结成整体的组织机构，它在根据地创造发展和革命战争中的组织领导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它所具有的纪律严明、步调一致、高效率、牺牲精神等特点都是战争年代解放区政权在艰难困苦条件下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原因。因此，在解放区政府中，实际上是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即无论是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一切工作，都是在共产党的统一领导下，共产党有最后的决策权。
此外，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多、底子薄，又经过长期战争破坏和帝国主义掠夺的落后农业大国，在新中国成立时，正面临着“贫困陷阱”。所谓“贫困陷阱”，是指处于贫困状态的个人、家庭、群体、区域等主体因贫困而不断再生产出贫困，长期处于贫困的恶性循环中而无法自拔。美国发展经济学家纳克斯根据对发展中国家长期贫困根源的考察，提出了“贫困的恶性循环”理论。他认为：发展中国家长期存在的贫困，是由若干个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恶性循环系列”造成的，其中，“贫困的恶性循环”居于支配地位；从资本的供给看，发展中国家存在“低收入—低储蓄水平—低资本形成—低生产率—低产出—低收入”的恶性循环；而从需求上看，存在“低收入—投资引诱不足—低资本形成—低生产率—低收入”的恶性循环；供给和需求这两个恶性循环之所以会形成，是由于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过低，人均收入过低是因为资本稀缺，而资本稀缺的根源又在于人均收入过低，低收入和贫困无法创造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储蓄，因此也就没有投资和资本形成，从而又导致该国的低收入和持久贫穷。新中国成立之时正面临着类似的难题。
新中国成立时，一百多年的战乱、帝国主义的侵略掠夺以及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剥削，使得中国本来就落后的经济更加衰弱。以旧中国最好的发展时期1931年至1936年为例，其消费率和投资率分别依次为：104.1%和-4.1%，97.5%和2.5%，102.0%和-2.0%，109.1%和-9.1%，101.8%和-1.8%，94.0%和6.0%。这说明投资率极低，6年中甚至有4年为负数。a因此，中国经济学界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后探讨战后恢复和发展经济时，几乎一致认为仅靠中国自己不能解决资金匮乏问题。1949年，美国政府有关中国政策的白皮书也认为中国共产党不能解决吃饭问题。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1949年7月30日关于送呈《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致总统杜鲁门的信中即说：“在形成现代中国之命运中，有两个因素起了重要的作用。第一个因素是中国的人口，在18、19世纪增加了一倍，因此对于中国成为一种不堪重负的压力。近代史上每一个中国政府必须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政府是成功的。”b
新中国成立之初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国，人口众多是基本国情之一，决定了中国人均资源的相对稀少。中国历史悠久，传统农业文明高度发达的同时，人口与耕地的矛盾也由来已久。清代中期以后，人口的增加又进一步加剧了人口与农业资源的矛盾，形成农业的过度开发。新中国成立时，中国有5.4167亿人口，其中4.8402亿是农民，靠传统农业吃饭，而当时中国的人均耕地仅2.65亩，人均粮食仅209公斤。1949年，全国农民每人平均消费粮食只有370斤（毛粮），1952年达到444斤；1951年粮食的商品率为28.2%，1952年降为25.7%。c据姚依林回忆，他自己于20世纪60年代在农村调查时问农民：“请教你，怎么就能吃饱？”老贫农不假思索地说：“连人吃带喂牲口，大口小口合一块儿算，一人一年得有七百斤谷子！”d这说明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民是吃不饱的。而随着农业生产的恢复，农民必然要增加对农产品的消费，即自行解决温饱问题，因此在一定时期内，虽然粮食产量增加，但是农民通过市场提供的剩余粮食可能还会有所下降。
1952年，虽然中国第一产业就业人员占总经济活动人口的比例高达83.5%，但由于农业人均生产资料非常缺乏，人多地少，农业能够为工业化提供的剩余非常少。另外，工业产值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7.6%，其自我积累的能力也非常有限。同年，我国人均产量仅为钢2公斤、煤115公斤、原油0.8公斤、电13千瓦小时。而同期世界发达国家和地区人均工业产品产量为：钢82公斤、煤724公斤、原油242公斤、电448千瓦小时。正如当时毛泽东所说：“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壶茶碗，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e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任务完成时，中国大陆的人均GDP仅为119元人民币，人均储蓄存款仅为1.5元人民币，国家外汇储备仅为1.39亿美元。这种积累能力极低和剩余很少且高度分散的情况，使得新中国必须将非常有限的财力集中到地方政府甚至中央政府手中，需要集中力量办大事。甚至需要“勒紧裤带”，实行“高积累”政策，才能使经济贫困的中国突破发展经济学所说的“贫困陷阱”，而这恰恰是计划经济的优势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