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日本近代史上的第一人
领导日本建立近代国家
揭露西乡隆盛真实的人物形象！
征韩论、西南战争……“军部独裁和侵略战争的始祖”这一形象是人为设定的虚假形象！
尽力引入“议会制”、打破封建制度的最大功臣的真实形象！
1871年（明治四年）的废藩置县，毫无疑问让德川幕藩体制与明治国家体制产生了决定性的差异。这种差异并不仅仅意味着“封建制”向“郡县制”的转变等。自12世纪末的镰仓时代开始，拥有领地、领民和家臣的藩主成为一种独立王国的统治者，这种体系延续了近700年，但在1871年一朝废除。
西乡隆盛将废藩置县看作自己一直以来的“尊王倒幕”实践的终点。从事实层面来看，戊辰战争的结果是三藩献兵，三藩献兵的结果是废藩置县，无论哪项成果，如果没有西乡都无法取得。西乡自己有意识地将废藩置县这场革命视作自己10余年来的“尊王倒幕”运动的终点。
作者介绍
坂野润治（1937-2020），1937年生于神奈川县。毕业于东京大学文学部国史专业，东京大学大学院人文科学研究科博士课程中退。历任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教授、千叶大学法经学部教授、东京大学名誉教授。专攻日本近代政治史。出版了众多著作：《昭和史的决定性瞬间》《未完的明治维新》《日本近代史》（以上均为筑摩新书）、《明治民主》（岩波新书）、《明治维新1858~1881》（合著，讲谈社现代新书）、《自由与平等的昭和史》（编著，讲谈社选书métier）、《近代日本的国家构想》（岩波现代文库、吉野作造奖获奖作品）、《明治国家的终结》（筑摩学艺文库）、《日本宪政史》（东京大学出版会，角川源义奖获奖作品）、《明治宪法体制的确立》（东京大学出版会）等。
部分摘录：
在1858年《日美修好通商条约》签订之际，西乡并不怎么关心是开国还是锁国的问题。这不仅仅是西乡一个人所持的态度。幕末政治史研究的第一人——已故的佐藤诚三郎先生曾分析道，“就管见所及，没有确切的史料证明当时雄藩藩主们曾向朝廷上书，恳求天皇拒绝敕许条约。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承认当时已然不得不签订通商条约了”（佐藤誠三郎「幕末における政治的対立の特質」、『日本思想大系』第五六巻、572頁）。
另外，对于“一桥世子〔庆喜〕派……即欲行一大革新之人”（参见页边码第4页），即对将庆喜推举为羸弱的将军家定的后继者一事最为重视的，也不仅限于西乡一人。佐藤氏也论述道，“对于拥立庆喜的人而言，比起是否赞成签订通商条约，更重要的是能否拥立庆喜当上将军”，并且将肥后藩家老长冈监物的如下主张作为例证：
根本问题在于庆喜公能否得到君位，天下之兴废在此一举。（中略）其余皆为细枝末节之事，不足与论。
（转引自前揭佐藤论文，第572页）
第一章已经说过，长冈监物是德川齐昭的崇拜者，也是西乡所列“有志者”之一。
众所周知，阻碍扶持一桥庆喜为将军后继者的活动的，是以大老井伊直弼为中心的谱代大名。他们是在1600年的关原之战以前就追随德川家康的三河武士的后裔，虽然家禄远远低于御三家、亲藩、外样雄藩的大名们，但作为老中和若年寄紧握着幕府中枢的权力。具体而言，除了唯一的例外，即大老井伊直弼的彦根藩拥有35万石外，四五名老中的家禄在10万石左右，四五名若年寄的家禄只有1万～2万石。如果将之与萨摩藩的77万石、越前藩的32万石、土佐藩的24万石相比，可以明显地看出谱代与亲藩、外样之间的家禄差距。
理所当然的是，手握幕府中枢权力的中小大名对于开国态度积极，对于幕府改革却态度消极。与此相对，领地规模远远凌驾于老中和若年寄之上的亲藩、外样雄藩，即便在开国一事上支持幕府，也想利用对外关系的大转折来增强自己对幕政的影响力。这就是所谓“开国佐幕”和“开国改幕”的对立。
可以很容易地判断，这种对立的顶峰就是井伊直弼的“安政大狱”。不过，在这两大势力的外围，其他诸般势力的动向也与“安政大狱”密切相关。
其中就有位于谱代大名掌控的老中、若年寄之下的大目付、目付、三奉行的动向。虽然大目付以下的幕府役人都是从旗本中任命的，但是这些家禄不满1万石的旗本武士想要晋升至若年寄一职都是不可能的，更遑论老中了。用现在的说法来讲，大目付、目付和诸奉行都是非职业官僚（noncareer）的职位。
如此说来，或许有人觉得18世纪的幕府与21世纪的霞关[1]采用的是相同的官僚制度。然而，后者的职业官僚（career）与非职业官僚之间至少还有是否通过“国家公务员综合职位录用考试”的界限。[2]当然，从社会学角度来分析，学历本身也受限于家庭的富裕程度，因此是否通过考试也不仅仅取决于个人的才能和努力。但是，江户时代的官僚甚至没有考试可以参加。只要其父母是旗本，不论其个人才能高低、努力与否，职业的顶点就只能到大目付了。
江户时代的“等级社会” 比起幕府的中央官僚，各藩的武士更是被细分为不同的家格[3]，其身份等级也由此固定下来，这一点已经通过西乡隆盛的事例予以说明了。通常认为，分别代表幕府和倒幕派的两位英雄——胜海舟与西乡隆盛于1864年（元治元年）旧历九月首次会面，但这只不过是从成功的明治维新的角度回顾过去的说法。如果从幕末政治史的角度出发，仿佛可以看到这次会面的两位领军人物协商破除旧制度时的身影，他们两人都是在僵化的幕府和诸藩身份制度下苦战抬头的。
当然，他们在这次会面中不可能谈得如此深入，二人不过是对大久保一翁（与胜海舟一样属于旗本）提倡的封建二院制（将在后文介绍）产生共鸣罢了。
然而，笔者之所以想象了此次会谈的内容，有以下两点理由。
第一，笔者想强调的是，江户时代是今日你我无法想象的“等级社会”。近300位大名中，家禄从102万石到1万石不等，有巨大的差距。不仅如此，正如此前所举萨摩藩的例子，各藩内部还存在好几个武士阶级。另外，幕府要职之间的差距也在前文有所提及，更不用说超过5000人的旗本中并非每个人都能像胜海舟这样成为奉行。仅仅是“士农工商”中的“士”中就存在超乎想象的巨大的等级差距。
近年来，将21世纪的日本定位为“等级社会”的观点十分盛行。笔者自己也主张建设“去冗存精的小福祉国家”，缩小等级差距；但不赞同将江户时代作为模范效仿的言论。因为国祚250余年的江户幕府时代不仅是个极端的“等级社会”，而且无数的“等级”之间完全没有流动性，是一个糟糕透顶的社会。
旧体制的崩溃 第二个理由是，如果将“改革→革命”的明治维新作为大前提，那么必然存在“旧体制的崩溃”，这也是笔者想要强调的一点。
笔者在前著《日本近代史》（『日本近代史』ちくま新書）中，将1857～1937年的80年间的日本近代史分为“改革→革命→建设→运用→重组→危机”的六个阶段，并且假定1937～1945年是第七阶段，即“崩溃”的时代。换言之，笔者将这80年描述为始于“兴”、终于“亡”的“兴亡史”。
不过，理所当然的是，“兴”之前还有“亡”，那就是统治日本250余年的旧体制——德川幕藩体制开始从内外两方面崩溃。
“崩溃”的征兆在于第一章所述1825年颁布《异国船驱逐令》时幕府内部产生的不满。幕府之前已经颁布《大船建造禁令》，此时既不废除这一禁令，又要求驱逐异国船，这就意味着除了不临海的12个令制国以外，其余56个令制国均不得不建造炮台。这不仅是不可能完成的，而且对于已经进入蒸汽船时代的欧美舰队来说毫无作用。唯一的对抗策略便是日本也建造蒸汽船，但幕府丝毫没有废除《大船建造禁令》的意思。当德川御三家之一的水户藩觉察到这种徘徊不前的状态时，“崩溃”还是“改革”就逐渐成为幕末政治的中心课题了。
前文既述，1842年鸦片战争中清朝败于英国后，幕府的应对可谓左支右绌。本来幕府应该采取的措施是强化《异国船驱逐令》，并且废除《大船建造禁令》。虽然何时会与英国一战还要视情况而定，但当务之急应是利用前一措施建造炮台，利用后一措施让各藩建造军舰。而幕府却采取完全相反的做法，不仅没有下令建造军舰，甚至废除《异国船驱逐令》，连修建炮台的举措也停止了。
加速“崩溃”的“安政大狱” 历史学者并不认可的通俗说法，很多时候在以舆论界为代表的各界精英之间 获得了信众，其中就有关于“安政大狱”的。我们通常看到的版本是：强大诸藩的藩士们向朝廷控诉，大老井伊直弼签订的《日美修好通商条约》是没有获得朝廷许可、违背“锁国”祖法的“违敕条约”；知道世界大趋势、明白“开国”必要性的井伊，为了将保守的“攘夷论者”一扫而光，发动了“安政大狱”。
根据这种通俗的说法，西乡隆盛所谓的八位“有志者”之一、越前藩士桥本左内，就是因向朝廷上谏攘夷而于1859年旧历十月被处死刑的。
然而，桥本左内在藩主松平庆永的授意下前往京都四处活动、做朝廷的工作，是为了让朝廷同意幕府签订条约，因为欧美诸国的贸易要求自有其合理之处，拒绝要求并与之一战的话，不仅违背道理，而且在军事上会导致日本走上亡国之路（一八五八年旧暦二月、内大臣三条実万宛橋本左内呈書、『日本思想大系』第五五巻、551～556頁）。在这份上书中，桥本左内甚至主张，自开幕的家康以来，幕府一直秉持“尊王”之道，因而不应将其与近年来突然开始鼓吹“尊王”的攘夷论者混为一谈。可见他支持《日美修好通商条约》的内容，以及幕府签订条约的决定，并且将其观点付诸对朝廷所做工作之中。
各持己见 如前所述，井伊大老发动的“安政大狱”是“开国派”对“开国派”实施的镇压，双方真正的对立点在于第十三代将军的后继者之争。为了应对对外危机，必须建立不仅包括幕府，而且包括强大的亲藩大名和外样大名在内的举国一致体制——持这种观点的人拥立水户藩主的亲儿子一桥庆喜，并试图让朝廷支持己方；与此相对，以谱代大名为中心的幕府想要拥立纪州藩主德川庆福（家茂）。
将军的后继之争发展为对一桥拥立派的大镇压有以下两个原因。
其一，一桥拥立派试图获得朝廷对将军后继者的敕许，而另一方面，幕府也在寻求让朝廷敕许《日美修好通商条约》，这两方面请求敕许的活动交错在一起。
幕府方面认为，本应轻轻松松获得朝廷承认的条约迟迟没有取得敕许，是因为一桥拥立派在朝廷中搞破坏。相反，一桥拥立派算计到，幕府此时急于获得条约敕许，如果朝廷提出要将一桥庆喜作为将军后继者，那么幕府就不得不接受这个条件。
而对于此时的状况，空有权威而无实力的朝廷也产生了误解。不知海外形势而厌恶“开国”的公卿们，同时也对亲藩大名和外样大名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向十分迟钝。他们误以为推举一桥庆喜为第十四代将军的亲藩大名和外样大名与自己一样是“锁国”论者，故而拒绝给予幕府他们想要的条约签订敕许（以上参见佐藤前揭论文，第567～573页）。
在这种国内政治势力三足鼎立的情况下，再加上美国领事馆催促签订条约的压力，手握幕府中枢权力的井伊直弼同时面临内忧外患。
作为谱代中最大的大名，井伊直弼于1858年旧历四月就任大老一职，并且在没有获得天皇敕许的情况下强行签订了《日美修好通商条约》，并且公布将纪州藩主德川庆福作为将军家定的世子（六月）。很快，幕府就命令御三家之一水户藩的前藩主（德川齐昭）禁闭自省，同为御三家之一的尾张藩的藩主（德川庆胜）与亲藩越前藩的藩主（松平庆永）隐居，一桥家家主（一桥庆喜）此后不得登城。
此时幕府的借口是这些人为了让朝廷敕许拥立庆喜为继任将军而暗中活动，因此，既不惜为签订条约粉身碎骨又对庆喜抱有期待的幕府中坚官僚，如岩濑忠震、永井尚志、川路圣谟等人，也成为处分对象，不仅被免职，而且被命隐居。甚至，越前藩士桥本左内、原长州藩士吉田松阴被判死刑，土浦藩大久保要受到永久禁闭（居家自省）的处分。这些刑罚的理由——与“开国”正确与否无关，而是因为这些人参与了一桥庆喜拥立运动——对于我们认识“安政大狱”的性质十分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