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恐惧、信仰与爱，我们的每项抉择都影响了自己和他人的一生。 全书向我们展现了深渊距每个人的咫尺距离，以及亲密关系带来的欢乐。小说由一系列内在关联的故事勾连而成，组成包罗万千的圈形叙事结构。作者将毫不相干的生命集中进同一个群体里，令作品叙事有了神奇的厚度。 作者将三个中篇小说组成长篇小说，这些文字既能独立阅读，又如一张华丽的土耳其地毯，串起三个主角的生命，将一群来自世界不同角落的陌生人集结到一场车祸的悲剧中，横跨了几代人的命运。 看似细琐的日常，实则遥相呼应、彼此关联。 书中人物显然容易失足犯错，而这本书字里行间悄然传递的信条也显得深刻厚重：不论我们感觉多么孤独，我们从不曾真正地孤单过……
作者介绍
琼·西尔伯Joan Silber 美国当代女作家。生于一九四五年。以创作时间、空间跨度大的短篇小说而闻名，被《华盛顿邮报》誉为“美国的艾丽丝·门罗”。 琼·西尔伯的作品屡获大奖。她的短篇小说集《傻瓜》入选美国国家图书奖长名单，长篇小说《时间胶囊》获“美国国家畅销书”称号，并荣获美国笔会/福克纳小说奖、美国笔会/马拉默德奖、美国笔会/海明威奖、全美书评人协会奖等，此外还入围“美国辛普森/乔伊斯·卡罗尔·欧茨奖”，被《纽约时报书评周刊》《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新闻日报》《柯克斯书评》评为年度好书。
部分摘录：
这种事时常发生：人们在旅途中发现一片应许之地，感到仅是停留于此，就能实现自我飞跃。他们将无法领略这种心境，将旧识抛诸脑后，与当地的美丽异性交往，定居，熟识一切风土人情，还建立了家庭——但这种状态也许不会持续很久。
我的姑妈就有这样的经历。她在二十来岁时去了伊斯坦布尔，结识了一名英俊的卡帕多西亚地毯商。她大学主修古典文学，脑子里总装着数不尽的问题和想法；他则儒雅聪慧，成日与旅者打交道。他爱上了与我姑妈之间那种形而上的谈话，因此再也无法与土耳其姑娘们交流。当女伴们返回希腊时，姑妈选择留下来与他同居。这是在一九七〇年。
他的商店位于游客云集的苏丹阿赫迈特，住处则在费内尔一个鱼龙混杂的老社区。琪琪姑妈热情好客，他们的公寓总是挤满她丈夫的同行和处于不同年龄段的外国人。她会殷勤地为他们做上一顿半土耳其式大餐，把他们安顿在自家的沙发上。她还在店里帮忙，向所有顾客解说地毯上的图案：那些星星代表幸福，蝎子是为了驱赶真正的蝎子。从寄回的信来看，她对现状相当满意——她在遣词造句时加入了土耳其语，描述着她那种天天品茶、喝咖啡[1]的悠闲日子。她的事迹成了我们家族中的一个传奇。
其时她的父亲正疲于照料子女（她的母亲于六年前去世），她的弟弟沉浸在对高中生活的憎恨中，她常给他们写信。这是一个深受前卫左翼思潮影响的犹太家庭，琪琪也参加过歌唱全世界儿童的露营活动，因此她与一个土耳其人交往，没人觉得有什么不妥。琪琪往布鲁克林寄了一张地毯，据说来自托罗斯山脉，她父亲在回信中写道：“颜色非常漂亮，你真是个行家。我担保没有人会舍得踩在上面。”
随后琪琪男友的生意急转直下。不是商店地下室惨遭水淹，就是有账收不回来，附近还有一家新开的店来抢生意……这类事情层出不穷，商店无奈以关门告终。琪琪的家人以为这次她终于可以回家了，但她没有。她的男友奥斯曼决定搬回乡下老家，帮父亲种南瓜（用来榨南瓜籽油）、西红柿、西葫芦和茄子。琪琪为搬家做好了准备，她想看看真正的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真的太西化了。卡帕多西亚是个非常古老的地方，她为能看到火山岩而雀跃万分。她要结婚了！这个消息震惊了她在布鲁克林的家人们。他们有没有成为婚礼的座上宾呢？显然没有。因为他们收到信时，婚礼已经办完了。“我戴了一顶串珠帽子，还有耀眼的头巾，整个过程简直让我不敢相信。”琪琪写道。
同样不敢相信这个事实的还有她的亲戚们。但他们获知地址后都送去了礼物：一台微波炉、一台全自动咖啡机和一条供寒冷山区取暖用的电热毯。这是一个务实而开明的家庭，他们想给她一些能派上用场的礼物。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他们都没有收到琪琪的来信，她的父亲还担心这些礼物是不是在邮寄过程中失窃了。“我知道对你来说很难想象，这里没有电，但我们过得很好。每天早晨我都在炉子里生火，这儿的烟气都很好闻。我还会在烧水锅底下生一堆火。”琪琪在信里写道。
琪琪烧火？没想到她会过上这么原始的生活。她的弟弟艾伦（后来成了我的父亲）问她在那里常听什么音乐，有没有收音机。她给他寄了些她最喜欢的土耳其歌手的录音带——有一个蹩脚的男低音歌手，还有一个唱得极好的女歌手，调子清冷忧伤。艾伦一直希望能去拜访她，但他先是上了大学，夏天还要做油漆房屋的兼职，后来又正式进入广告行业，根本脱不开身。琪琪从未提过回家的事，她父亲提出买两张票让他们来纽约，这样家人就都能见到她的丈夫了。琪琪却说：“哦，爸爸，别浪费你的钱了。”没人敢再提这事，因为青春期时候的她情绪敏感、脾气火爆，所有人都怕她变回当初那样。
她在那儿待了足足八年。她在信中告诉我们，“我丈夫说，我的缝纫手艺已经能与他的姐妹们媲美了”“我正在重读拉丁语的奥维德作品，确实不错”“今年冬天太长了，真讨厌。我已经学会了奥斯曼所有的星象学问”。没人知道她现在什么样，也没人能从这些散碎的叙述中拼凑出什么。她没有提过自己是否已怀孕或是生产，家人也避免问到这些。
当她的弟弟终于决定去拜访她时，琪琪却写信说：“你猜怎么着？我终于要回来了，再也不走了。真是等不及要见你们！”
“等不及个鬼，”弟弟说，“她才不介意继续等着呢。怎么现在又无法抗拒家的召唤了？”
但她的丈夫却没有一起回来。“我在这里的生活自然而然地画上了句号，”琪琪写道，“奥斯曼将是我永远的挚友，但我们不会再在一起了。”
“那是谁辜负了谁呢？”亲戚们脑海里一直有这个疑问，“她永远不会告诉我们的，是吧？”
大家都好奇她抵达时会是何种模样：她会一脸风霜，穿着肚皮舞舞娘那种轻飘飘的裤子吗？纽约新建的大楼会吓她一跳吗？她会对着双子塔目瞪口呆吗？并没有。琪琪还是老样子。三十一岁的她，皮肤相当好。她穿着牛仔裤和高领毛衣——可能还是她离开时穿的那套。当她看到弟弟从一个瘦削少年变成了穿着运动衫的男人，她感叹道：“上帝啊，看看你！”她又对父亲说：“好久不见了，是吧？”
她的行李箱简直一团糟，非常有第三世界的风范：有很多用绳子捆着的塑料编织袋，居然还有九条地毯，她是怎么想的？
原来她是想把地毯卖掉，卖给谁都可以。
她弟弟一直记得他们一起吃的第一顿饭，琪琪拿刀叉的方式很有欧洲范儿。她轻描淡写地嘲讽一切，好像什么荒谬的事在她眼中都不值一提。她取笑艾伦的眼镜，说他戴上它后像个书呆子；笑他是个大胃王，说他从八岁起就这么贪吃了——这听上去确实是她说话的腔调。别人问她，旅途是否劳累，她回答道：“没什么大不了的。”
离家之前，她在一家书店混日子。现在她该靠什么过活呢？或许她还有些旧友？这个想法很快被证实了，因为没过多久她就和当年在布鲁克林大学结识的马西同居了。马西的母亲买下了她最大的几块地毯，琪琪用这笔钱在曼哈顿东村租了一个店面，店里陈列着她带回来的地毯和杂七杂八的东西：一套黄铜茶具、一些绿松石珠子，还有她穿过的带褶边的纯棉裤子。
这家店艰难维系了一段日子。弟弟总怀疑她沾上了毒品生意，因为在她回来之前恰好上映了《午夜快车》，在那部电影中，伊斯坦布尔大麻泛滥。琪琪很抵触这种电影，因为里面对土耳其监狱的刻画太耸人听闻了，用她的话说：“又有哪个国家的监狱是美好的呢？你给我说一个看看？”
而后她的小店每况愈下，最终只能关门大吉。琪琪失业后靠做保洁为生，她显然对此兴味十足，相较之下，她的家人却感到有些尴尬。她的回应是这样的：“这里的人连怎么打扫房间都不懂，也太神奇了，不是吗？”
到我出生时，她已经在一家专门帮人预约管家、保姆的小机构担任助理主任。她负责接听电话，在客户和工人各执一词时保持冷静中立，她扮演的就是这样一个角色。她既友善又严厉，总是能切中要害。
孩提时代的我并不怎么怕她。因为在我顽皮疯闹、撞倒椅子时，琪琪会非常严厉；但当我跟着父母去她家做客时，她又会专门为我准备小甜点（是我爱吃的棉花糖夹心曲奇）。有段时间她跟一个叫赫尔南多的人交往，他会陪我玩飞机，陪我满屋子疯跑。我喜欢去她家做客。
后来父亲告诉我，赫尔南多想和琪琪结婚。“但她天生不适合结婚，”他说，“你知道，婚姻并不总是十全十美的。”他和我母亲之间就有过不少分歧——这是他们告诉我的。
“琪琪总是像只鸟一样，”父亲说，“飞来飞去，没个定性。”
多老土的说法。
我在波士顿郊区长大，到了蔑视一切并以此为时尚的年龄时，我开始鄙视这座小镇的绿树成荫和一成不变。等我好不容易上完高中，立刻就搬到纽约去了。刚搬来的几年里，父母与我关系并不是很好。他们讨厌当初带走我的那个家伙，而我每次维护他的时候，总是会演变成对父母的谩骂。我真的不想继续上学了，他们却永远接受不了这一点。但琪琪坚持与我保持联系。她会打电话对我说：“我有点渴，我们去喝点东西怎么样？”一开始我住在茵伍德，在曼哈顿最北边，要坐很长时间地铁才能到东村和她会面，但我搬到哈勒姆以后就好点了。四年前，我儿子出生时，琪琪送了我一个超级实用的婴儿礼包，连我自己都不知道需要用到这些。当她抱着奥利弗转悠的时候，他会静静进入梦乡。他是喊着“琪琪姑婆”长大的。
我们母子住在一个低收入保障性住宅区，但那是相对较好的住宅区之一，是我一个前男友非法留给我的。大小正好，采光很棒，我也喜欢我的邻居们。这里混居着各色人种，没有人会举报我违法租住。他们不再觉得我是一个偷偷潜入的上等白人。
那年十月底，电视上一直在呼吁大家为抗击飓风桑迪做好准备。奥利弗兴高采烈地拿着手电筒开开关关（这是个很让人不耐烦的游戏），看着我在窗户玻璃上用胶带粘出一个个巨大的X形。这幢楼的孩子们都情绪高涨、兴奋不已，尖叫着跑来跑去。当天空变成墨黑色时，我们都在不停地朝窗外张望。大雨倾盆而下，能听到风在嘶吼，一切都在黑夜里四处冲撞、砰砰作响，遮阳棚和树木都在经历浩劫。我一直在切换电视频道，以确保不错过任何报道。透过电视，我能看得比窗外更远。一个西装革履的广播员告诉我们，第十四街的爱迪生联合电力公司的变压器爆炸了！曼哈顿下城的灯全灭了！我努力向奥利弗解释什么是电，好像我自己很懂似的——永远永远不要把你的指头伸进插座里。而奥利弗想看些更精彩的节目。
九点半的时候，电话响了，是我父亲，他现在对我耐心多了，但并不经常打电话。他在电话里说：“你琪琪姑妈那里停电了，你知道吗？她也许正坐在黑暗里。”我完全把她给忘了。她就住在东五街，在停电区。我保证早上就去看看她的情况。
“我可能要步行过去了，”我说，“她跟我相隔一百二十来个街区呢，你就不想问问我这边怎么样了吗？我们这边没出什么乱子。”
“奥利弗怎么样了？”
“挺好的。”
“别忘了去看琪琪，好吗？答应我。”
“我刚刚保证过了。”我说。
第二天，外面的天气好得出奇，苍穹万里、风和日丽。奥利弗不太情愿地陪我走了半个小时（是真的不太情愿），路边都是些被吹倒的树和散乱的枝丫。这时，一辆出租车奇迹般地停在我身边，我们和一位老人拼车去了商业区。路上交通灯都没亮，商店也没开门——街道看起来多奇怪啊。在琪琪住的那幢楼里，我带着奥利弗摸黑爬了四段楼梯，他拿着手电筒一会儿开一会儿关，快把我给逼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