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本书是俄罗斯作家苔菲的回忆录。作者以短篇讽刺小说知名，在回忆录中，更是以自己特有的幽默与深入性格本质的技巧，简洁而令人信服地再现了同时代人的精神风貌。
在《回忆录》（1932）中，苔菲涉及的是刚刚过去不久的时间，它还未来得及将记 忆的色彩、细节与精确度冲淡。所以，早已消失在时间的云雾中而又在回忆录页面上闪烁的人物才有可能那么活生生地呈现在读者面前。在《我的编年史》中，苔菲用寥寥数笔即刻画了十来位与其命运有过交集的人物，如库普林、索洛古勃、阿•托尔斯泰、梅列日科夫斯基、吉皮乌斯、巴尔蒙特、阿韦尔琴科、安德烈耶夫、库兹明、谢维里亚宁、丰达明斯基、列宾等。
作者介绍
苔菲 原名娜杰日达•亚历山德罗夫娜•洛赫维茨卡娅，1872年生于彼得堡。写过诗歌、剧本、小说、特写、回忆录等，尤以幽默短篇小说知名。代表作有短篇小说集《幽默故事集》《旋转木马》等。1952年病逝于巴黎。
部分摘录：
预定的出发日期一拖再拖。
忽而有某个人的通行证被延误；忽而发现，我们的希望，我们的依托，我们的政委，穿大靴子的大鼻子，还没来得及回到自己的边防站。
我上路前的准备几乎已经就绪。行李箱已经装好。另一个装着俄罗斯古老披巾（这是我最后的欢乐）的箱子已经送到了洛洛家。
“如果在这段时间里，突然宣布某周为济贫周，或者相反，为文明周，要把这些东西统统没收，那可如何是好呢？”
我要求，在危险时刻，就声称这个箱子出身于无产阶级，属于前厨娘费多西雅所有。为使人充分相信，得享尊重，还在上面放了一张列宁像，画像上的题词是：“亲爱的费尼奇卡留念 爱你的沃瓦”。
后来发现，这也并未帮上什么忙。
在莫斯科的最后几天忙得头昏脑胀。人们从迷雾中现身，转了一转，又在迷雾中消失。一些新人则又在雾中显现。就像在春天的薄暮中站在海岸看流冰。你看见，冰块载浮载沉，缓缓旋转，一会儿如装载着干草的大马车，一会儿如茅草屋。而在另一座大冰块上似乎有一条狼，和一些被烧焦的木块。冰块旋转着，翻滚着，然后被潮流裹挟而去，永远消失。说实话，您甚至分辨不清，这一切是否确实存在过。
出现了某些工程师、医生、记者，来了某位女演员。
一位熟悉的地主从彼得堡去了喀山自己的庄园。他从喀山写道，他的庄园被农民们洗劫一空，他走遍一座座木屋，赎购绘画与书籍。在一座木屋里他发现了奇迹：在红角[17]里悬挂着一幅我的画像，是画家普列伊费尔的手笔。并排悬挂着显灵者尼古拉的像。将这幅画像据为己有的那位农妇，不知何故，认定我是一位大殉教者……
利季娅·亚沃尔斯卡娅[18]出乎意料地来到了我们这里。她一如既往，还是那么优雅。她说，我们应当团结起来，搞个什么组织。而搞个什么样的组织，谁也不明白。陪伴她的是一位裸露着膝盖的童军。她庄重地称他为“索博列夫先生”。冰块转了个身，他们便在雾霭中远去……
米罗诺娃突然出现了。在郊区一座小剧场里演了几场什么话剧，也同样消失。
后来，一位非常有名的外省女演员进入了我们的小组。她的钻石饰物被窃，为了寻找这些钻石，她求助于从事刑事侦查的政委。政委是位十分殷勤可爱的人，在这个案子中帮了她的忙，得知她将在作家圈子里度过一个夜晚，便请求她把他也带上。他酷爱文学，从未见过一位活生生的作家，渴望看我们一眼。女演员获取了我们的许可，把政委带来了。这是我平生见到的最庞大的人物。在头顶上方某处他的嗓音嗡嗡作响，但说出来的话语却是最最多情善感的：竟是文学选读课本中的儿童诗，并一再声称，在遇到我们以前他一直仅仅靠理智生活（“理智”一词他把第一个字说得很重，结果说成了“利智”），现在他开始用心灵生活了。
他整天整天地逮捕盗匪。他组建了一座犯罪陈列馆，向我们展示收藏的异常复杂的器具，盗贼用它们剪断门链，无声地锯开钢锁与铁螺栓。让我们看职业盗贼去开展业务时随身携带的工具箱。每个工具箱里一定有隐秘的手电筒、小吃和一瓶古龙水。古龙水让我感到惊讶。
“怪事——居然会有这样的文明需求，竟如此雅致，而且，还是在这样的时刻。在这分秒必争的当口儿，他们怎么还能想得起来去抹古龙水呢？”
其答案非常简单：古龙水是他们的伏特加的代用品。当时伏特加是无法搞到手的。
抓捕一阵子强盗，政委晚间便来我们小组。他充满柔情，惊讶于这便是“我们本人”，还送我回家。深夜，沿着寂寥漆黑的街巷，跟这么个大块头一起走，真有点吓人。周围是可怕的窸窣声，偷偷的脚步声，惊叫声，有时候还有射击声。但最恐怖的终归还是这位护卫着我的巨人。
有时候夤夜会响起电话铃声。这是停止靠理智（读“利智”）生活的“护卫天使”来询问，我们这里是否一切都好。
被电话铃声惊呆的人们逐渐平静下来，便开始朗诵：
折磨人的梦神展翅翱翔
在罪人们的头顶上方，
而体贴人的护卫天使
则与孩子们闲话家常。
护卫天使一直到我们登车启程也没有抛弃我们，他送我们到火车站，看守我们的行李。车站上的契卡分子对我们的行李非常感兴趣。
所有我们这些将要乘车远行的人都有许多感伤——既有大家共有的，也有每个人独具的。在瞳孔的某个深处，这个感伤的标志在闪烁，就像“死亡骑士”头盔上画着的骨骼与颅骨。然而，谁也未曾谈及这悲情。
我记得一位年轻竖琴女演奏家的柔美身影，三个多月之后她遭遇出卖，被枪毙了。我记得我对年轻朋友廖尼亚·坎涅季谢尔[19]的苦苦思念。在刺杀乌里茨基的前几天，他得知我来到了彼得堡，便给我打电话，说非常想见一见我，但要在某块中立的土地上。
“为什么不在我这儿呢？”“到时候我告诉您为什么。”
我们谈妥，在共同的熟人那里一起吃顿午饭。
“我不想把监视着我的人引到您的住宅去，”我们见面后，坎涅季谢尔解释道。
那时候我把这些话视为年轻人的故作姿态。当时，我们的许多年轻人都装出一副神秘面孔，说的是谜语般的话语。
我表示感谢，再没多问。
那天晚上他异常忧郁，有点文文静静的样子。
啊，我们后来一再回忆起，我们的朋友在最后一次见面时那双忧伤的眼睛和那苍白的嘴唇。后来我们永远知道，那时候应该做的是什么，应该抓住朋友的手，把他带离黑暗的阴影。然而，存在着某种神秘定律，它不允许我们将其打破，影响已经为我们制定好了的速度。这绝对不是自私与冷漠，因为有时候停下脚步比从一旁走过更轻松。正是这样，按照悲剧小说《坎涅季谢尔的一生》的提纲，它的伟大的作者需要我们保持速度，从旁边走过。宛如在梦中——我看见了，感觉到了，也几乎知道了，但却不能停下脚步……
正是这样，按照法国一位当代文学家的说法，我们作家是“上帝创作性工作的模仿者”，我们创造世界和人，决定他们的命运，有时是不公正的、残酷的。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而不是另一种样子——我们不知道。我们不能够有别种做法。
我记得，有一次，在排练我的一个剧本时，一位年轻女演员走到我面前，腼腆地说道：
“我可以提个问题吗？您不会生气吧？”
“可以。我不生气。”
“在您的剧本中，这个头脑迟钝的小男孩儿被工作单位赶走了。您为什么这样做呢？您怎么这样凶啊？您怎么不想一想，哪怕为他找个别的工作也好哇？而且，在您的一个剧本中，一个倒霉蛋推销员丑态百出。这可让他非常尴尬呀。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这一切难道就不能改一改吗？为什么？”
“不知道……不能……这并不取决于我……”
她是那样可怜地求我，她的嘴唇在颤抖，她是那样动人，我便答应单另写一篇故事，在其中将把我在所有小说与剧本中亏待过的人联合在一起，给所有的人以补偿。
“太好啦！”那位女演员说。“这将会是天堂啊！”
她还亲吻了我。